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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历史人文:魏征一梦斩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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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一梦斩龙王”是家乡富平县《名人歌》中压卷的一句。

古典名著《西遊记》对这个故事做了大篇幅的铺陈和推衍。

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

唐太宗贞观年间,长安城里有一个十分灵验的卖卦者袁守诚,据说他是隋末唐初玄学家、天文学家、善于“风鉴”(凭风声风向而断吉凶)且精通面相的袁天纲(罡)之叔父。这袁守诚不仅善算人世之吉凶祸福,而且还善测天上的行云布雨。这让担任八河总督管和司雨大龙神的泾河龙王很是不爽。一日这泾河金角老龙便变作一个白衣秀士,寻到袁守诚的卦摊前,向袁问卦:“请卜天上阴晴事如何?”“云迷山顶,雾罩树梢,若占雨泽,准在明朝。” “明朝何时下雨,雨有多少?”“明日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足,共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泾河龙王就此与袁守诚约赌:若明日不按以上时辰水量降雨,就前来砸他的卦摊!

龙王刚回到泾河水府,天庭便下令明日雨降长安,降雨的时辰和雨量与袁守诚所言不差分毫。泾河龙王大惊失色,为了赢回赌局,他竟然违背天命,至次日,点齐风伯、雷公、云童、电母,直至长安城九霄之上。命令巳时布云,午时发雷,未时落雨,申时雨止,共降水三尺零四十点,改了袁守诚一个时辰,尅扣了他三寸八点水量。

但泾河龙王此举违反了天条,玉皇大帝要问斩龙王,派天上的人曹官、人间的唐朝宰相魏征执行,要他在明日午时三刻于梦中斩之。泾河龙王听从袁守诚指点,于午夜潜入唐太宗李世民梦中,泣乞哀告,李世民答应救命。

次日,李世民于退朝之后,摆下棋局,邀魏征对奕。心想,到时棋局中酣战,哪容你魏老夫子悠然荡人梦乡,误了时辰,不就顺顺当当救下老龙一命了吗?棋下到一半,唐王正为一着棋子落于何处颇费筹思之际,恰逢午时三刻,只见魏征托着下巴睡着了。唐王一来全神贯注于下棋,二来心疼魏征日夜操劳,便没有惊动他。孰料,此时殿门外大呼小叫一一从云端落下一只龙头来。原来,刚才片刻之间,魏征的魂魄已登上天际行刑台,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一梦斩龙王”的命令了!

神话归神话,这故事却的确道出了魏征性格中最显著的特质:执着。

执着,走到极端,就是故乡人“生牚楞倔”性格中的那个“倔”:就是认准的事,认准的理,坚持到底,不转弯子、不打圈子、不看“时下”、不留退路、一以贯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劲头。

魏征的执着,就是如此!风,毫无预兆地席卷整片旷野,撩动人的思绪万千。


渭南历史人文:魏征一梦斩龙王


1.寻求名主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魏征诗),身处隋末乱世的魏征,胸怀“匡时救世”的宏志,于群雄蠭起的汹汹恶浪中,游走于各个军事政治集团之间,寻找着值得辅佐的明主。

他历尽艰險、曲折,但往往所遇非人。“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魏征诗),虽然常常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窘境,但他却不改初衷、不挫锐气、不言放弃……

追寻,追寻,执着地追寻……

终于,他的执着成就了一段“主明臣直”的历史佳话。

魏征第一个碰到的是李密。

隋大业十三年(617),魏征在武阳郡丞元宝藏帐下为官。元起兵响应瓦岗李密,他给李密的奏疏笔力之雄健、文彩之飞扬、剖辩之透彻,令李密十分惊奇。后知为魏征之所为,便召见之。魏征就给李密上了壮大瓦岗的十条计策。可惜李密目力有限,他并没有认识到魏征的真正价值。他只是赞叹和欣赏了一番魏征的文才,并没有采纳他具有卓识远谋的计策。

这就好像拿着一枝锐利华美的箭簇,只是欣赏了一番它的华美,却对它的锐利不屑一顾,随手就丢在了一边。

魏征遭到了冷遇,但他继续观察和揣摸着李密,看他将把当时群雄中实力最强、威镇中原的瓦岗军引向何方。

隋大业十四年(618),李密接连击败王世充,这使他膨胀到了极点,认为王已不堪一击。而魏征却看出了李密在军事指挥上的致命弱点:急躁冒进。他实在无法沉默,便对李密的长史郑颋说:“李密虽然多次取得胜利,但兵将也死了不少,瓦岗又沒有府库,将士们取得战功又得不到赏赐,就激发不起斗志,这两者都使瓦岗军难以应敌。不如深沟高垒,占据险要,不过旬月,敌人粮尽不战而退,退而击之,取胜之道。如今洛阳粮将尽,王世充无计可施,必然拚死一战,可谓穷寇难与争锋,(请转告李密)千万谨慎从事,不要与王世充再战!”而这个长史不仅不为转达,反而轻率地认为:“此老生常谈耳!”气得魏征拂袖而去。

果然不岀魏征所料,李密还是与绝地反击的王世充死磕,而且骄傲轻敌,最后在王世充军队的突袭下,瓦岗军骤然溃败,滑向了灭亡的深渊!

唐武德二年(619),魏征随李密归降李唐,但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受到重用。

执着于“匡时救世”宏願的魏征,岂能长期消沉下去!

当时,虽然瓦岗军解体,但李密部将徐世勣占据着一大片领土。他不知何去何从,因为当时群雄并立,李唐、窦建德、王世充、杜伏威等实力相当,还看不岀谁将是最后的胜利者。

魏征毛遂自荐,要为李唐说服徐世勣来降。他请求安抚山东,到黎阳,作书于徐。他分析了当时形势,并以李密降唐说明李唐是天命所归,最后强调指出:“把握去留进退的时机,是安危的关键。现在您处在兵家必争之地,应当急速谋划,若迟疑不决,坐观成败,恐怕(您部下那些)凶险狡诈之辈,先生岀异心,那么您的大事可就无法挽回了!”

魏征恳切的言词,透彻的分析打动了徐世勣,他派遣使者去长安,将献城的功劳归于李密,然后押运粮草到唐军将领李神通那里。

魏征稍展纵横辩说之术,便使李唐扩展了大片领地。

在席卷神州的战乱恶浪里,人像一叶浮萍,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

武德二年(619)九月,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及李神通、徐世勣都被俘虏。窦任用魏征为起居舍人,魏征向窦献屯田垦殖之策,使窦如虎添翼。

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击败窦建德,并生擒之,魏征和裴矩西行入潼关,再次入唐。

唐太子李建成早已听说魏征的名气,把他召为太子洗马,非常恭敬他。

受到李建成的恩遇,魏征就为他谋划起来。

在唐朝建国之后的统一战争中,因是储君,太子李建成常驻守长安,而李世民领军四处征讨,因而军功和威望大大超越了李建成。这给李建成的太子地位造成极大威胁。

但是,李世民在平定河北刘黑闼叛乱时,单纯使用军事手段而忽略了安抚民心,造成刘卷土重来。这时,河北民心浮动,特别对李世民怨恨甚深,使得重新平定刘黑闼,成了李世民的一大难题。魏征看到这正是太子的一个机会,他劝太子向皇上主动请缨,往河北平定刘黑闼,提振威望,同时在那里收拢人心,结交豪杰,为将来的政治交锋提前布局,“庶可自安”。

太子听从魏征的建议,赶赴河北,魏征又为他制定了争取民心和武力征讨双管齐下的方针,在很短时间内,刘黑闼被杀,河北平定。


渭南历史人文:魏征一梦斩龙王


2遇合太宗

李世民弑兄杀弟,逼退老父,坐上了龙椅。在提倡“孝悌”之道的华夏传统社会里,这一道德污点时时拷问着他上位的合法性。为了在历史上站得住脚,显示自己执政的合理性,他就只有做个明君,开创一个彪炳史册的太平盛世了。

他确实做到了:在他的贞观之治的巨大光芒面前,什么文景之治、光武中兴、仁宣之治、康乾盛世,其色彩都暗淡多了!

十分吊诡的是:帮助他做到这一点的,既不是他扫平天下时运筹帷幄的智士谋臣,更不是跟从他金戈铁马的枭雄猛将,而是站在他的对立面,尽力帮助他的政敌隐太子李建成,令他恨得牙根痒痒的魏征。

李建成、李元吉被满门抄斩后,李世民召见魏征,质问道:“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

这是一个具有巨大威慑力的问题,应对稍有差池,便会惹来灭门之祸!而魏征却坦然答道:“太子如果听从了我的意见,一定不会遭到今天的杀身之祸!”

震憾!十分震憾!

倔强,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倔强!

他的倔强征服了声威正盛的李世民!

李世民平素就器重魏征的敢于直言,他更明白,要开创太平盛世,离不开有远见有胆识敢作为的名士能臣。于是,他不计前嫌,任命魏征为詹事主簿,登上皇位后,又提拔他为谏议大夫,封巨鹿县男。

李世民知道隐太子李建成在平定刘黑闼之乱中,广交山东豪杰,李建成失败后,那些侍奉过隐太子和齐王的人惶惶不安,往往图谋不轨,就派魏征安抚河北,授予他遇事可酌情处置的权力。

魏征到了磁州,遇到前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李志安和齐王李元吉的部下李思行被锁在囚车中押解京城。魏征对副使说:“我们动身时得到皇上的诏命:前太子、齐王府的人一律赦免不问。现把李思行等人押解京师,谁还会相信皇上的命令呢?这样,人们也不会相信我们安抚山东的使命。这岂不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吗?现在如果释放他们,那么信义的感召就会远达天下,何况有关国家利益,宁可自己承担责任,也不能损害国家大计!”副使同意,于是立即释放了李思行等人。

魏征就是这样执着,只要有利于国家安定,他认为是正确的事,一定果断行之,不打弯子、不转圈子、不看“时下”一一须知,他曾是前太子李建成的红人,并为其谋划过对付李世民的恶招啊!

他就不怕李世民心生嫌隙吗?

好在太宗李世民还是很有度量的,闻报此事,反而非常高兴。

魏征没有料到自己这次的独断专行,竟能得到太宗的理解和欣赏,心中不免对太宗的胸怀和卓识有所敬重,感到这不就是自已苦苦追寻多年的“明主”吗?唐太宗不仅对魏征的行事风格极为赞赏,也看出了魏征正是自己励精图治所需要特别倚重的股肱之臣,从此后对魏征特别器重,“日益亲,或引至卧内,访天下事”(1)。这更让魏征感受到知遇之恩,“自以不世遇,乃展尽底蕴无所隐,凡二百余奏,无不剀切当帝心者。”(1)

魏征那刚正冷峻的外表下面,其实掩藏着一颗柔软的心。“士为知己者死”,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以独立人格立世,从不会为权贵折腰,被不义屈服,但只要是遇到能施展自己“治国平天下”抱负的知遇者,则胸无疥蒂,全身心为之谋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不过魏征的屡犯龙颜,是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而已。

于是,君臣之间的良性互动开始了。

胸怀治国之才的魏征,秉承着耿直的性格,以从不退缩屈服的勇气,毫不掩饰的坦诚,一次次引经据典、剖析形势、辩白利害、计较得失,向唐太宗进言。

他执着地进谏,唐太宗虚心接纳,成就了一段“主明臣直”的佳话。

这真是

火忌风时风诚恶 风助火来火愈烈

3多维度的谏诤

据《贞观政要》记载,魏征向李世民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奏疏十一件,一生的奏文多达数十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峻直,都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

魏征的进谏涉及面广

不管是政事、军事、民事、皇帝的家事还是皇帝的生活作风这些小事,魏征认为处置不妥、表现失当,便立刻进言阻止。

有一次,鉴于兵源短缺,宰相封德彝请求下旨征用不到参军年龄的中男入伍。诏令转到门下省时,魏征竟拒旨不签字。太宗大怒,斥责道:“朕意己决,事与汝何干?”魏征回道:“竭泽而渔,明年无鱼;焚林而猎,明年无兽。中男充军,租赋杂谣下降,更何况兵不在多而贵精,毋须充数。”太宗沉吟半晌,下令停止征兵之事,还赏给魏征一个金瓮。

郑仁基女儿既漂亮又有才华,皇后建议娶她进宫,典册都已具办。有人说她已定下婚约。魏征进谏道:“陛下居于楼台,就应让百姓有居室;吃美食,就应让百姓吃饱饭;看到身边的侍妾,就应让百姓有室家。如今郑女已许配人家,陛下娶她进宫,难道是为民父母的意思吗?”太宗沉痛地责备自己,立即停止册封之事。

有一次,唐太宗从长安去洛阳,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而大发脾气。魏征说:“隋炀帝就是因为无限制地追求享乐而灭亡的。现在因这事责备地方,从上到下必然拚命供应陛下,以使陛下满意。供应是有限的,人的奢侈欲望是无限的,如此下去,隋朝的悲剧又该重演了。”太宗听了竦然心惊,以后很注意节俭。

魏征的进谏方式多样

除了直言不讳以外,魏征有时也机智巧妙地暗谕雅讽,委婉地开导太宗,使其幡然醒悟,改变錯误做法。

长孙皇后入葬昭陵后,唐太宗为了缓解思念之苦,便在宫中修了一个层观,经常眺望妻子的陵墓,还让大臣陪同悼念。一次让魏征陪同,并指着昭陵的方向问是否看清了。魏征说“没看见”,太宗说“不就是昭陵吗,怎么没看见?”魏征装做恍然大悟,说:“我以为陛下让我看献陵(李渊的陵墓)呢?原来是看昭陵啊!”太宗立即明白,魏征这是批评他有违孝道,顾念亡妻而忘了亡父,于是便哭着下令拆掉了层观。

魏征的进谏永无停歇

从贞观初到逝世,魏征持续地进谏,不因国家大治而辍筆、不因恩宠愈加而稍歇、不因年老体衰而推诿。

贞观中期,由于多年治理,经济发展,百姓生活安定富裕,内外无事。魏征发现唐太宗逐渐骄奢起来,大修庙宇宫殿,广求珍宝,四处巡游,劳民伤财,纳谏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就于贞观十二年(638),四次上《论时政疏》,批评李世民“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其中第二疏就是有名的《谏太宗十思疏》。

《谏太宗十思疏》以排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引出了“思国之安者,必利其德义”的主题,向太宗提出了“十思”。这十思以“谦冲而自牧”、“虚心以纳下”、“慎始而敬终”、“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为中心,为至要,告诫太宗“总此十思,宏兹九德”就会达到“文武并用,(天下)垂拱而治”。

但此后李世民没有多少改进,于是贞观十二年三月,魏征在两仪殿当面批评李世民:“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

李世民因功而骄,逐渐追求享受和好大喜功,在多次面谏改进不大的情况下,魏征又坐不住了,他的倔劲又上来了,于贞观十三年(639)流誉千古的《十渐不克终疏》又递了上去!他在疏中列举了李世民搜求珍玩、纵欲以劳役百姓、昵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频事游猎、无事兴兵、使百姓疲于徭役等不克终十渐,批评了李世民由清醒简约到骄满扰民的蜕变,再次提醒他“慎终如始”!

4犯颜极谏

魏征与唐太宗有一段对话,表明了他对自己的历史定位。

魏征:“愿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

太宗:“忠臣、良臣有差别吗?”

魏征:“稷、契、咎陶是良臣,龙逄、比干是忠臣。良臣,自身得美名,君主受显号,子孙世代相承,福庆传之无穷;忠臣,自身受祸被杀,君主陷于昏暴,国破家亡,仅取空名。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太宗:“好。”

正是秉承着做良臣的赤诚,不管太宗心怀恐惧、面露不悦、甚至雷霆大震,魏征都执着地极谏,没有丝毫的退缩,造就了许多流韵千古的美谈。

贞观元年(623)八月,长乐公主下嫁,太宗以公主乃长孙皇后所生,敕令资妆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征闻讯立即上谏,认为长公主(公主的姑姑)尊于公主,公主之礼不应超过长公主。长孙皇后闻知此事,十分欣赏魏征的刚直敢谏,颇有感触地对太宗说:“尝闻陛下重魏征,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

魏征的直言敢谏,令与太宗“结发为夫”“情义重”的长孙皇后唏嘘不已。因为即使她平时与太宗说话也须“每言必候颜色”,不敢“轻犯威严”,而魏征做为臣下,“情疏礼隔”,竟敢屡屡冒犯皇威!

魏征的身材容貌与普通人沒有什么不同,但有志气胆略,每犯颜进谏,如遇太宗暴怒,而神色不变,最终天子也为之收敛神威。议者说,孟贲、夏育(皆古之勇士)也不能与之相比。

魏征的执着进谏,甚至给太宗造成了无形的压力。

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很漂亮的鹞鹰,非常喜欢,在朝廷上架在胳膊上正玩得高兴,远远望见魏征走来,慌忙把鹞鹰藏在怀里。魏征早已看见,故意没完没了的奏事,说个不停。等魏征一走,太宗急忙掏出鹞鹰,结果早给憋死了。

魏征以近乎恶作剧的行为,劝诫皇上不能玩物丧志,贻误国家大事!

唐太宗确实可以算是一个有胸襟、明事理、豁达大度、有包容心的皇帝,但魏征常常面折廷争,尖刻直白的语言,没有迴旋余地的态度,往往弄得唐太宗面红耳赤,下不来台。一次罢朝后,太宗因为“魏征廷辱我”而甩下狠话:“早晚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到后,一声不吭地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皇上下拜。太宗惊问何故,长孙皇后说:“我听说主明臣直,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能不向陛下祝贺呢?”

幸亏贤惠的长孙皇后一席话,像一盆清凉的水,才把太宗的满腔怒火浇灭了!

5 匡过弼违,助成贞观之治

在波澜壮阔的大唐开国战爭中,限于个人际遇,魏征没能站在历史的潮头。但早年“少孤贫,落拓有大志”、学贯古今、通儒精道的魏征,备经战乱、仕途坎坷、阅历丰富,反而造就他成为经国治世之才,加之他“性又抗直,无所屈挠。”(2)竟然得到了历史的眷顾,遇合了堪称一代英主、励精图治的唐太宗,君臣协力,成就了彪炳史册的“贞观之治”。

魏征是怎样辅佐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呢?

坚定信心

即位之初,太宗担忧刚经过一场大动乱,百姓不易教化。魏征说:“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尚书仆射封德彝嘲笑说:“魏征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魏征说:“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事在人为,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的问题。”

封、魏二人的辩论,在当时具有代表性。哪些掌握国家机杼的将相们,往往陷于繁冗的政务,不读书不思考,眼光越来越狭窄,而魏征知识丰富、思维超前、视野开阔,他的一番议论坚定了唐太宗的信心,积极採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两三年就岀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确定治国方略

“好读书,多所通涉”(2)的魏征,一定对秦亡汉兴的历史逻辑了然于胸:暴秦虽强大,但因劳民、苦民、虐民,所以,“其亡亦忽焉”,只存续了十五年;而汉虽起于草莽,但因开国之初推行黄老之术,恤民、富民,所以享国四百余年。

那么,在隋末动乱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李唐王朝,应该怎样迈开自己的脚步呢?

魏征提出的治国方略以道家的“清静无为”为基调,以儒家的“行仁政”为施政的准则。

魏征早年做过道士,他依据道家思想,反复劝谏唐太宗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说这样天下就可以晏然自定。太宗也说过:“今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

“清静”,就是要安定社会环境,以期与民休息,才能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他说:“隋朝以富强而灭亡,原因是国家的动荡;我们以贫穷而安宁,原因是国家平静。”“过去隋朝屡次发动战争,徭役不息,直到被杀和被辱。竟然还没有明白自己灭亡的原因,不可悲吗?”

鉴于此,他屡次劝谏唐太宗谨慎用武,停止兵事。贞观初年,岭南诸州奏说,高州酋帅冯盎将叛,太宗欲调发江南岭南数十州兵马讨伐。魏征立即上谏书阻止。他深刻剖析岭南形势,认为冯盎“反叛未成,无容动众”,建议派遣使者“分明晓喻,自致阙庭。”太宗依计而行,岭南果然相安无事。太宗高兴地说:“魏征频谏,以为但怀之以德,不讨自来,即如其计,遂得岭表无事,不劳而定,胜十万师。”

“无为”,主要是防止劳役百姓。贞观二年,高昌王鞠文泰将入朝,西域诸国也欲遣使贡献。魏征上谏说:“中国始平,疮痍未复,若微有劳役,则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经州县犹不能供,况加于此辈。”“今若许十国入貢,其使不下千人, 缘边各州何以取济?”太宗听了,立即下令追回迎接西域使臣的使者。

“无为”,更要停止一些规模较大的活动。以减少国家开支,从而减轻百姓负担。贞观六年,文武百官都认为封禅乃帝王大事,又天下大安,屡次请求太宗封禅泰山,惟独魏征不同意,他认为尽管太宗功高德厚,国泰民安,四夷宾服,“然承隋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在魏征的规劝下,太宗停止了封禅活动。

“无为”,就是不要务不急之需。太宗曾让在益州和北门制造绫锦、金银噐。魏征上言,劝止此事。他说“金银财宝,妨农事也;锦绣纂组,害女工也。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饥;一女不织,天下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泉,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愚臣不胜其恥。”

阐理之直白,语言之尖刻,令人动容!

教化百姓,治理国家,则本着儒家“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民本思想,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他还以孔子所言:“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告诫太宗,改变隋朝的苛法滥刑,对百姓“施仁政”。对此,太宗也说:“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

为君之道

达成治世、盛世,对君主来说,明确的目标、强烈的愿望、勤勉的为政,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他的胸襟、他的气度、他的思维都要达到很高的境界。

为此,魏征要求唐太宗要做到兼听广纳、知人善任、居安思危。

兼听广纳,才能更好地掌握下情,才不至于被“壅蔽”。这是克服帝王独断专行作风、减少失误的有效措施。魏征还以孟子所言“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告诫太宗,只有兼听广纳,才能显示君主对大臣诚信不疑,平等对待。这有利于发挥臣下的聪明才智,更有利于调整君臣关系,以使君臣同心,集思广益,从而形成开明的政治局面。

“知人善任”。魏征指出,君主知人,才能任用忠良、俊义之士,这是“无为而化”、天下致治的先决条件。为此,他引用管仲的话,强调必须防止不能知人、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任、任而不能信、既任又使小人参之。而赏罰分明、不循私情,是用人中要特别注意的。此外,魏征在唐初就看到了重用宦官的隐患,并提醒太宗为子孙计,早做提防。唐后期的宦官专政,印证了他的远见卓识。

居安思危。魏征认为,比起创业,守成更难。要在当政后,使国家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要居安思危。贞观十一年,他在奏疏中道:隋“统一寰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但由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则土崩瓦解于一旦!

6另类人生

在中国几千年专制社会的官场,魏征是一个很另类的人。

早年在隋末群雄竞起的大混乱中,他频繁出没于各个军事政治集团之间。

他不仅屡换门庭,而且每事一主,都尽心竭力为其谋划、効力。

对李密、李渊、窦建德、李建成、李世民,莫不如此。

因此,有人用“良女不嫁二夫,良臣不事二主”的传统道德规范来贬低魏征。

这是对魏征的误读和误判。

首先,魏征的“跳槽”都是被迫的:原属的军事政治集团覆灭了或被并吞了,他才归于新主。这在隋末动乱、群雄蠭起的一片混沌之中,并不罕见。后来成为赫赫创唐名将的秦琼、程知节、尉迟恭、徐世勣,哪一个归唐的过程不是曲折而又曲折的呢?

其次,魏征是抱着“匡时救世”的宏願,在山头林立、此消彼长的隋末乱世中寻找可以辅佐的明主。这就有一个对各个巨头的考察、比较、鉴别的过程,不可能固守一人,为其殉葬的!

怀抱雄心壮志,在乱世中久历曲折而不怠,这与吕布那种为了个人名利卖主求荣的小人是有天壤之别的。

在玄武门这场骨肉相残的血风腥雨之后,他以戏剧性的回答得到戏剧性的结果:被对立面李世民收入麾下。他却不思明哲保身,不仅不阿谀奉承,也不唯唯诺诺,反而庆幸自己得到施展“治国安民”抱负的机遇,因而直抒胸臆,执着谏诤,甚至不惜屡逆龙鳞,常常弄得太宗颜面大失,下不来台。

在专制社会的官场,这还不算很另类吗?

魏征精通儒学,从他说服徐世勣归唐看,确乎也熟谙纵横辩说之术,但从整体上看,他应算一个道家人物。

有论者言,中国历史上有一种现象:每当天下大乱之时,就会有一两个神秘人物(主要是道家)出现,拨乱反正之后,就会功成身退,“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诗),比如大名鼎鼎的范蠡、张良之流。

但魏征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大唐一统天下后,他不仅没有急流勇退,隐身林泉,而是不避“伴君如伴虎”的凶险,久居庙堂政治的旋涡中心,且不思收敛,反而锋芒毕露,对国家的政治、军事、内政、外交、礼仪甚至皇帝的宫闱私事或诚恳建议,或曲词讽喻以至直言指斥!

这,在华夏历史上确实罕见!

7另类君臣

华夏几千年历史中,唐太宗和魏征之间的君臣关系也显得十分另类。

魏征能成为最切直又最成功的一代名谏臣,设有际遇到“从谏近乎圣”(苏轼语)的唐太宗是不可思议的。

可以说,魏征成就了唐太宗的明君形象,唐太宗也成就了魏征的绝世诤臣之名。要是换成别的君主,魏征即使不是受炮烙的关龙逄、遭挖心的殷比干,也当归于装疯傻的宋微子、关五木的明楊爵之列。极而言之,诚如有论者所说,要不是碰到唐太宗,魏征早就死过几百回了!

唐太宗的从谏如流是空前绝后的。

纵观华夏历史,没有留下残害谏臣恶行的君主已属凤毛麟角,而那些可以称为明君的帝王,其在纳谏方面也大都乏善可陈。

比如,和其父一起开启“文景之治”的汉景帝,虽有明君之名,但却寻找借口,整死了在“吴楚七国之乱”中再造汉室的一代名将周亚夫,仅仅是因为周在诸如废太子诸重大问题上屡次进谏,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

反观唐太宗,几乎在国家事务和生活作风的方方面面都受到魏征的“全面监督”,稍有不当之处,就毫不留情的劝谏,其言词之激切、态度之冷峻,是常人都难以接受的。而做为功高威重的唐太宗,史册记载其表现为

“大宗甚悦”(2)“帝大笑曰”(2)“上然其言”(2)“帝痛自咎”(1)“帝惊曰:‘非公不闻此言’”(1)……

唐太宗看了《十思疏》猛然警醒,写了《答魏征手诏》,表示从谏改过,而且表示要把此疏置于案头,奉为座右铭。

《十渐》疏上达后,太宗说:“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1)

当魏征因病请辞时,太宗恳请留任,并说岀了一番肺腑之言:“您不见金属在矿山有何诊贵,把它精心打造成器物,人们才看成宝贵。我正把自己比作金属,而您正像良匠一样把我磨砺成宝物。”

一个曾经性烈如火、在大唐开国之战中带头冲锋陷阵的雄主,能有这等言谈,真令人不胜唏嘘!

魏征病重期间,一直受到太宗的恩待。去世以后,太宗痛彻心脾,发出了至情浩叹:“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吾亡一镜矣!”

唐太宗和魏征的君臣关系,实乃几千年庙堂政治之绝唱!

8家世、故里和官职

魏征的父亲魏琬,字长贤,活了74岁。其父去世时,魏征年仅8岁。

魏征的祖上叫魏歆,他是东汉成帝年间的钜鹿太守,在钜鹿郡为官终生,后人长居于此,形成钜鹿魏氏一族。从魏歆到魏征约有600年历史。魏征应是魏歆第23代或24代孙。

据说,魏歆的先祖就是赫赫有名的战国时代魏国公子魏无忌,也就是那个“窃符救赵”的信陵君。从魏无忌到魏歆已传六世。

在中国,历史名人往往都会陷入故里之争。白居易、寇准是如此,魏征也不例外。关于他的故里,就有河北省的巨鹿县、晋州市、馆陶县等几种说法。还有人说他是四川剑阁人,因为据说他出生于此。又有记载说他家后来迁徙相州内黄,所以应是河南人。

无独有偶,故乡富平也把他作为乡贤传颂,并且编入了《富平名人歌》。

这是怎么回事呢?

据说魏征祖籍河北钜鹿,其父后来迁居陕西富平县西魏村,即今富平县小惠镇西村。明代富平流曲人、《富平名人歌》中的“太子太保孙丕阳”,曾亲自到过西魏村,见过魏征祠堂及祖坟的石碑。在他主持编纂的《富平县志》上明确记载:“耀州东南二十里为魏征故里,宗支碑石尚可颂读,左有鹅鴨池。”

现据当地老人讲,解放初时,魏征祠堂还在,魏征庙则做了学校。可惜两处许多珍贵的石碑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被拉去修水库了。

年岁久远,可资考证的碑石等实物已失,此说只有归于传说了。

这真是:声名未断,文物不见,读书人一声长叹!

但将魏老夫子尊为富平乡贤,并在故乡《名人歌》中世代传颂,恐怕不会是毫无根据的吧?

魏征史称“一代名相”,这说法有何根据呢?

这里的“相”是指宰相,而不是丞相。

宰相和丞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宰”是主管、“相”是辅助的意思,合称为“宰相”。宰相是古代中国君主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或俗称,并非具体的职位名称。而丞相则是宰相诸多职位名称中的一个。

宰相的正式官名随着朝代的更替,先后出现过相国、丞相、大司徒等多达几十种。宰相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比如,汉代很长时间宰相只有一个人,名之为丞相;而秦武王二年(前309)任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此时宰相有二人。

唐朝为了更好地推行政务,也为了平衡士族门阀大家的力量,设置了三省六部制度。三省分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分别负责起草诏令、审议诏令和执行诏令。它们互相制衡,彼此约束,既分散了宰相权利,又加强了皇权,是较为科学的中央官制。

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长官分别是中书令二人、侍中二人、左右仆射二人,他们都是宰相。

魏征在贞观十年(636)任侍中,属于宰相之列,因此史称其为“一代名相”。

来源 富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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