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礼作乐”与礼乐文明

周是一个古老的部落，传说中，周的始祖弃做过夏朝的农官，可见它是一个精通农业的部落。相传神农氏的后裔烈山氏之子柱，又名农，能种植五谷，被尊奉为稷神（谷物神）。弃继承了这一传统，教导民众种植庄稼，被后人尊奉为农神后稷。这位周王室建立者的名字一一后稷，赋有特别的涵义，“后”表示君王，“稷”表示粟，合在一起便是主宰谷物的农神。岐山南面的周原，土地肥沃，适宜农耕，古公亶父率领部族再次定居下来，并且自称为周人。到古公亶父的幼子季历即位时，周的国家政权日渐强大，崛起于商朝的西隅。商王文丁为了遏制周的势力，杀死季历。季历之子昌（即后来的周文王），一方面继续臣服于商朝，另一方面积极扩充势力，准备取而代之。这个愿望由他的儿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实现了。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乘胜占领朝歌，宣告商朝灭亡，周朝建立。周武王是周朝的建立者，可惜不久病逝，代他摄政的周公，为周朝制订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周公，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名旦，因采邑（封地）在周，称为周公。周武王逝世前留下遗嘱，由周公继位。为了平息各地的叛乱，周公拥戴周武王的儿子诵为国王（即周成王），自己处于辅佐、摄政的地位。在此期间，周公调动军队东征，平定叛乱，把周朝的政治势力扩展到东方。周公鉴于殷商遗民发动叛乱的教训，认为听任殷商遗民留在原地是危险的，决定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把“殷顽民”迁到那里，派军队震慑。从此，周朝有了两个都城:西部的镐京称为“宗周”，东部的洛邑称为“成周”。周公请周成王到新都举行首次祭祀典礼，并开始亲政；继而，周公归政于成王，自己留守于成周。尽管周公在失意中死去，遭到成王不公正的对待，但是周公对于周朝的贡献是难以抹煞的。

汉朝的伏胜《尚书大传》对此概括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在这些政绩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制礼作乐”，就是令孔子顶礼膜拜、梦羍魂绕的礼乐文明。孔子讲到“礼”，指出夏商周三代的承袭与变化，特别强调周公的创造性贡献。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反映了他对周公制礼作乐的崇拜，经常自命为当代的周公。因为他对于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极为不满，他的名言“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就是对“礼崩乐坏”的怒吼。周公制订的礼乐制度，是处理等级社会上下贵贱之间的人际关系的伦理规范。到了春秋时代，诸侯要侵犯天子的权益，不再把这种礼乐制度放在眼里，诸侯僭越自己的身份，用天子之礼；卿大夫僭用诸侯之礼、天子之礼。以祭祀为例，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举行郊祭（祭天），诸侯只能祭祀自己封国境内的名山大川。

然而鲁国从僖公开始也举行郊祭，俨然以天子自居；地位更低的季氏也举行旅祭（祭泰山）。祭祀用的乐舞，按照规定只有天子オ可以用“八佾”（八个行列），诸侯用“六佾”（六个行列），大夫用“四佾”（四个行列）。后来不仅鲁国的诸侯僭用“八佾”，甚至季氏也“八佾舞于庭”了。一切都乱套了。无怪乎孔子要高喊:“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并非孔子的迁腐。周公“制礼作乐”带来了社会的稳定，“礼崩乐坏”必然带来社会的动乱。俗话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于是乎怎样评价“礼”和“乐”就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先来分析一下“礼”的本质。“礼”的起源是以贫富分化、等级分化为前提的，反过来“礼”的形成又稳定了贫富分化、等级分化的社会秩序。

因此，“礼”并非“礼节”、“礼貌”那么简单。“礼”的本质是“异”，即差异，用来显示社会中各等级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贵与贱、尊与卑、长与幼、亲与疏的各色人等之间，必须遵守各自的行为规范，用来显示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间的差异，绝对不可混淆:贵者有贵者之礼，贱者有贱者之礼；尊者有尊者之礼，卑者有卑者之礼；长者有长者之礼，幼者有幼者之礼；亲者有亲者之礼，疏者有疏者之礼。这样就形成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上下尊卑关系，人人必须遵守，不得有所逾越。如果大家都遵守“礼”，那么这个社会的运行就非常有序了。周公把“尊礼”看作统治者推行德政的重要内容，也是“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合法依据。周公要求成王到新都洛邑举行祭祀、即位大典，并且主持政务。在即将还政的时刻，周公语重心长地对成王说:王啊，你开始用“礼”接见诸侯，在新都祭祀文王，这些“礼”是非常有秩序而不紊乱的。如果人民不重视“礼”，那么他们就会轻慢你的号令，使事情错乱。

这种有秩序而不错乱的“礼”，是非常繁琐的，至今仍可以从《礼记》中看到，周礼有五类:吉礼（祭祀礼）、凶礼（丧葬礼）、宾礼（交际礼入、军礼（征战礼）、嘉礼（吉庆礼）。每个贵族从出生到死亡，从人事到祭祀，从日常生活到政治活动，都必须按照与其身份合适的“礼”行事，必须体现社会等级所制约的人际关系。社会的等级体现在“礼”中，使“礼”有了严格的等级差别，以区别不同等级的人之间的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差异。如果违背了“礼”，就是“僭越”。所以孔子要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个社会不承认差异，就没有动力。但是一个社会只讲差异，不讲和同，就无法和谐。因此周公在“制礼”的同时又“作乐”，使“礼”与“乐”相辅相成，或者说相反相成。“礼”讲究差异，“乐”则讲究和同。《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

乐由天作，礼以地制。”也就是说，社会需要秩序，也需要和诸。“乐”当然是音乐，但是它超越了音乐，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社会色彩。“乐”的功能按照古人的说法，是通伦理，和天地，养万物，化异同，成天下。讲得通俗一点，就是以音乐激起人们的共鸣情绪一一喜怒哀乐，产生同类感，仿佛“四海之内皆兄弟”。相比较而言，周乐似乎没有周礼的知名度高。其实周乐也是很显赫的，至今在《诗经》“大雅”、“小雅”、“颂”等篇章中，依稀可以看到周乐的影子。周公制作的《大武》乐舞，就是《诗经周颂》的一部分。据专家考证《大武》有舞有歌，舞分六场，歌分六章。舞的内容:第一场武王带兵出征，第二场灭亡股国，第三场征伐南国，第四场平服南国，第五场周公统治东方，第六场班师还朝。他们分别是《诗经周颂》的篇、“般”篇、“酌”篇、“桓”篇。这种由编钟、编磬演奏的雅乐，伴随着舞蹈，出现在政治、宗教仪式中，显示着等级森严的社会还有上下和谐的另一面。《乐记》说:如果君臣上下一起在宗庙中共同聆听音乐，就可以达到“莫不和敬”的效果；如果同族老小一起在乡里共同聆听音乐，就可以达到“莫不和顺”的效果；如果父子兄弟在家庭中聆听音乐，就可以达到“莫不和亲”的效果。

总起来说，“乐”的功能就是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间显得“和合”，万民之间显得“附亲”，増加凝聚力、亲和力。因此“礼”与“乐”，亦即“异”与“同”，两者缺一不可，否则社会就会失衡。《礼记乐记》说得好：——“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意思是说，“乐”的和同使人们相互亲爱，“礼”的差异使人们相互尊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意思是说，有了“礼”，贵贱的等级差别就显示出来了；有了“乐”，各色人等上下之间就和谐了。——“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意思是说，有了讲究和同的“乐”，人们就不会埋怨；有了讲究差异的“礼”，人们就不会相争。周公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深谙治国之道，既强调差异，又注意和同，“礼”和“乐”不可偏废。一言以蔽之，这就是礼乐文明的精髓。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意味深长地指出: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所以孔子要梦见周公，称赞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冲决旧礼教，革命精神可嘉，但在狂热之中全盘否定传统的礼乐文明，无论如何是形而上学的、缺乏历史主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