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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繁文之人,人之杰也(上)韦力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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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论观而言,王充的观念迥异于他的时代,甚至在他死后的两千年里,也很少得到他人首肯。我所说的文论观,指的是王充所强调的以多为胜,以多为美。他在《论衡·超奇篇》中说:“繁文之人,人之杰也。”他认为能写大量文章的人,定然是人杰,这跟后世所强调的专家观念相去甚远,毕竟“横通”一直不是个褒义词。

王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呢?他在《自纪篇》中做出了如下的说明:

累积千金,比于一百,孰为富者?盖文多胜寡,财富愈贫。世无一卷,吾有百篇;人无一字,吾有万言,孰者为贤?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领,斯盖吾书所以不得省也。

王充的这段比喻很有趣。他用反问句的形式来说明,有一千块钱的人总比有一百块钱的人富有吧,文章也同样如此,多就比少好,有的人一辈子一卷书都没有写出来,而我有百篇;他人无一字传世,而我却有上万言,那你说,到底谁是贤人?所以他认为,自己不能删繁就简地节约篇幅,一定要往多里写。为此他在《超奇篇》中强调:“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当然,他在这里又加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有用的文章多多益善,其潜台词就是没用的文章还是不要多写吧。

王充:繁文之人,人之杰也(上)韦力撰

王充撰《论衡》三十卷,明万历间何允中刻广汉魏丛书本

王充为什么强调文章要多读多写呢?他在《别通篇》中称:“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显然他强调只有海纳百川的广博,才能让人视野宽阔,并且强调,其实每一样知识都有各自的用途:“人目不见青黄曰盲,耳不闻宫商曰聋,鼻不知香臭曰痈。……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犹目盲、耳聋、鼻痈者也。”

王充认为只专不博就如同人的器官仅能在某些方面有所用途,不能全面地认识问题。也正因为这样,有些人认为王充只讲博而不讲专,为此,郭庆祥在《王充与论衡》一书中予以了反驳。该书引用王充《自纪篇》中的一句话来予以说明:“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因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为也。非拙也,精诚不加也。”

郭庆祥认为,这段话“就是王充也讲‘专’的明显证据。”看来,这位王充讲博的同时,也并不排斥专。他在《自纪篇》中还说过:

盖〔要〕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

他认为有价值的文章越多越好,没价值的文章写一篇也多余。除了以上的这个观点,王充的另一个观念也在后世引起了广泛的争论,那就是他对尊古之事不以为然,他在《论衡·问孔篇》中说: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时人不知难;或是,而意沉难见,时人不知问。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

王充:繁文之人,人之杰也(上)韦力撰

王充撰《论衡》三十卷,明万历间新安程荣刻汉魏丛书本

王充在这明确的点出来,儒家的学者喜欢尊师,坚持信古,认为古代圣贤所说的话句句是真理,所以他们只学习这些圣贤的著作,而不能对此提出丝毫的质疑。王充认为这种做法近似于盲从,并不可取,因为圣贤在写文章的时候,虽然进行了谋篇布局,但也不一定篇篇都是好文章,更何况那些圣贤平时随口说出的话,怎么可能一点错都没有呢?既然这样,后世的学者们没有疑古精神,这样的盲从显然不对。如果细读圣贤的著作,就能够看到他们也有前后矛盾的地方。

正是这段言论,使得王充在后世受到了批判,因为怀疑圣贤的言论,在很多人眼中是不可接受的。比如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二《九流绪论》中说:“读王氏《论衡》,烦猥琐屑之状,溢于楮素之间。辩乎其所弗必辩,疑乎其所弗当疑,允矣,其词之费也!”胡应麟首先说,《论衡》一书写得太琐碎,最不能接受者,则是王充辩论不该辩论的问题,怀疑一些不该怀疑的观念。

而清代的钱大昕更把王充视为文人无行之流:“其答‘或人之啁’,称‘鲧恶禹圣,叟顽舜神。颜路庸固,回杰超伦。孔、墨祖愚,丘、翟圣贤’,盖自居于圣贤,而訾毁其亲。可谓有文无行,名教之罪人也!充而称孝,谁则非孝?”(《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对于《论衡》一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首先肯定了该书价值,同时又说:“充书大旨详于《自纪》一篇。盖内伤时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虚伪,故发愤著书。其言多激,《刺孟》《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悖矣。”这段话首先解读了《论衡·自纪篇》,由此了解到王充写此书的原因,但也正因为王充有着愤世嫉俗的性格,所以他所作的《论衡》有一些偏激之语,而尤不能接受者,则是《刺孟》和《问孔》两篇,因为王充在这两篇中对孔、孟表示了质疑。

但也正因为如此,使得王充在“文革”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被发掘出来,成为了唯物主义的批孔英雄,幸耶非耶,不知道王充本人作何想。

王充:繁文之人,人之杰也(上)韦力撰

王充墓

王充的生平记载于范晔所撰的《后汉书·王充传》中,此传首先称:“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

这里首先讲到了王充的出生地以及他的祖籍,而后说他在年幼时父亲就去世了,后来他来到都城,入太学读书,老师是著名的史学大家班彪,而班彪的长子就是班固。当年王充跟班氏父子的关系还混得不错,《意林》引《抱朴子》中的话说:“班固年十三,王充见之,拊其背谓彪曰:此儿必记汉事。”如此说来,王充也是名师之后。王充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但他并不认可后人对古书作出的注解。因为家里穷,无书可读,于是他就在洛阳的书店去看书,这使得他的眼界十分开阔,之后他做过几任小官,但都因为性格不合而离去。

《后汉书·王充传》又载:“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因为王充的博学,使得他感觉很多书中所写并不正确,于是他闭门著述,写出了《论衡》。然而对于该书的篇数,后世有着争论,四库馆臣认为该书原本不止八十五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然则原书实百篇余,此本八十五篇,已非其旧矣。”作出这种结论的依据,乃是王充在《自纪篇》中说过的几句话:“书虽文重,所论百种。案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吾书亦才出百,而云泰多。”刘盼遂经过一番考证,也认为《总目提要》中的结论没有问题。他在《论衡篇数残佚考》中说:“《论衡》一书,今存八十五篇,内惟《招致》一卷,有录无书,盖实存八十四篇,从未有加以异议者。惟予尝按考其实,则《论衡》篇数,应在一百以外,至今佚失实多;最少亦应有十五六篇。”刘盼遂也认为《论衡》应当在一百篇以上,至今已经遗失了十五六篇。

但也有人不同意以上的结论,比如蒋祖怡就认定《论衡》的篇数其实就是八十五篇,他在《〈论衡〉篇数考》中列举出了历代的著录,而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据我看来,《论衡》中今缺《招致》一篇是可以肯定的。《论衡》原书共八十五篇,也是可以肯定的。历代重要的著录,都肯定《论衡》原本是八十五篇。如范晔《后汉书·王充传》:‘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事文类聚》引葛洪《抱朴子》:‘著《论衡》八十五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三:‘著《论衡》八十五篇。’高似孙《子略》卷四则云:‘《论衡》,汉治中王充所论著也。书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初著书八十五篇。’其他如《隋志》《旧唐书经籍志》杂家类、《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杂家类,虽则仅载《论衡》卷数,不及篇数,但除《隋志》外,其他均作《三十卷》,与今本合。所以,《论衡》原本是八十五篇,毋庸置疑,这些记载,就是有力的证据。”

关于王充为什么要写《论衡》,除了前面《后汉书》中的那段话,王充本人也作过说明,其在《论衡·自纪篇》中说:

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夫贤圣殁而大义分,蹉跎殊趋,各自开门。通人观览,不能钉铨。遥闻传授,笔写耳取,在百岁之前。历日弥久,以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实论。

王充依然强调,因为看到了很多著作写得都不真实,所以他要写出这样一部书来,以正视听。而该书的内容可谓涉及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这正是他读书广博的因果所在吧。王充在“文革”中被视为唯物主义者的重要原因,则是他不相信鬼神。《论衡·论死篇》中说:

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

王充认为人活着就是因为有精气在,而死后,精气就消亡了,人也就化为了灰土,哪里来的鬼呢?同时他认为:

天地开辟,人皇以来,随寿而死。若中年夭亡,以亿万数。计今人之数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辄为鬼,则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见鬼,宜见数百千万,满堂盈庭,填塞巷路,不宜徒见一两人也。

王充又做出了这样的推论:他认为从开天辟地以来,已经死掉了亿万数不清的人数,如果这些人都变成鬼的话,那满世间都难容得下,且不管他的认定正确与否,在他的那个时代,能有这样的意识确实也超凡脱俗。

王充:繁文之人,人之杰也(上)韦力撰

林荫古道

《论衡》一书既然涉及到了方方面面,这些方面当然也涵盖了文论观,而该书的《佚文篇》中,王充说过这样一段话:

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何则?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

对于这段话,蒋祖怡在《王充的文学理论》中称:“王充在《论衡·佚文篇》里,提到他对于‘文’的概念范围的看法,总称之为‘五文’。”而对于王充的这段“五文”,蒋祖怡作了如下的解释:“在这段话里,除掉重视论说之文,轻视说经艺之文外,值得注意的是王充对‘文’的概念范围的理解。他的所谓‘五文’,包括了经书的注解,诸子的著述,史书的写作,以及箴、铭、辞、赋、论说、奏议等,并且还包括着一个‘文德之操’。”

王充:繁文之人,人之杰也(上)韦力撰

墓碑略显简陋

然而,郭庆祥却认为蒋祖怡的这段解释是一种误解,其在《王充与论衡》一书中说:“笔者认为,蒋祖怡把王充的‘五文’说当成‘文体论’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是由误读造成的。”郭庆祥认为蒋有着怎样的误读呢?郭首先引用了蒋祖怡在《王充的文学理论》一书中的“五文”,而后指出了这段引文的两个误处:“一是把‘文人宜尊《五经》、六艺为文’中的‘文人宜尊’这四个字去掉了,而这四个字对于理解王充的‘五文’说是很关键的,是绝对不可去掉的;二是‘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的‘也’字右下角的标点符号有误,本应是句号而改用了分号。正是这种误读产生了误解,以致导致思路的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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