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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略奇书《反经》:容纳诸家说正统,反讲谋略通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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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臣闻老子曰:“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夔为乐正,倕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理官,益掌驱禽。尧不能为一焉,奚以为君,而九子者为臣,其故何也?尧知九赋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

谋略奇书《反经》:容纳诸家说正统,反讲谋略通古今

汉高帝曰:“夫运筹策于帏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人物志》曰:“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能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以不同,故能君众能也。”)

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无形者,物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预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来矣。

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议曰:《淮南子》云:“巧匠为宫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功已就矣,而不知规矩准绳,而赏巧匠。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某君某王之宫室也。”

孙卿曰:“夫人主欲得善射中微,则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远,则莫若使王良;欲得调一天下,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如己有者也。)

人主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不能任贤,则贤者恶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

(议曰:“《申子》云:“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当,百言百当者,人臣之事也,非人君之道也。”《尸子》云:“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也;君者,以用贤为功也。”贾谊云:“臣闻圣主言问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必尽其愚忠,惟陛下财幸。”由是言之,夫君不能司契委任而妒贤恶能,取败之道也。)

汤武日而尽有夏商之财,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悦服;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竞劝,通乎用非其有也。

(议曰:孙卿云:“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人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人,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是谓上溢下漏。”又曰:“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

昔者周厉王好利,近荣公,芮良夫谏曰:“王室其将卑乎?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利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后厉王果败。

魏文侯御廪灾,素服避正殿,群臣皆哭。公子成父趋入贺曰:“臣闻天子藏于四海,诸侯藏于境内。非其所藏,不有火灾,必有人患。幸无人患,不亦善乎!”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不足?”周谚有言曰:“囊漏储中。”由此言之,夫圣王以其地封,以其财赏,不与人争利,乃能通于王道,是用非其有者也。)

故称:设官分职,君之体也;委任责成,君之体也;好谋无倦,君之体也;宽以得众,君之体也;含垢藏疾,君之体也。君有君人之体,其臣畏而爱之,此帝王所以成业也。

【译文】

我知道老子说过:“以正道治国,以奇正用兵,以无为取天下,这是成大事者必须明白的最高法则。”荀子的说法是:“做帝王的,善于管理别人才算是有才能;普通人,以自己能干为有才能。”西晋哲学家傅玄说:“能让士大夫忠于职守,服从命令;让诸侯国的君主分到土地并守住它;让朝廷三公总揽天下大事并参政、议政,那么天子就可以悠哉优哉地坐在那里统治天下了。”这个秘诀是怎么知道的呢?看看尧、舜怎样坐天下就明白了。

在尧的时代,舜作司徒,契作司马,禹作司空,后稷管农业,费管礼乐,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专门负责驯练用于作战的野兽。这些具体的事尧一件也不做,悠悠然地只做他的帝王,而这九个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做臣子呢?这是因为尧懂得这九个人都各自有什么才能,然后量才使用,而且让他们个个都成就了一番事业。尧凭借他们成就的功业而统治了天下。

汉高祖说:“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精英。但是我会使用他们,这就是我夺取天下的资本。”

[三国时的哲学家刘邵在他写的《人物志》中说:“一个官员的责任是以一味协调五味,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以无味调和五味。大臣们以自己能胜任某种工作为有才能;帝王却以会用人为有才能。大臣们以出谋划策、能言善辩为有才能;帝王以善于听取臣民们的意见为有才能。大臣们以能身体力行为有才能;帝王以赏罚得当为有才能。最高统治者正是因为不必事事精通,所以才能统筹众多有才能的人。”

所以说,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无形的东西,才是有形之万物的主宰;看不见源头的东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鼓不干预五音,却能作五音的统帅。掌握了君道真谛的人,不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负责的具体事情,才可以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做帝王的严守他的这一准则,政府官员知道他们自己应当做的事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正因为做帝王的通晓这一道理,所以他才会把不是他自己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一样支配使用。善于这样做的,才算真正懂得了君道。

[西汉刘安写的《淮南子》做过这样的比喻:“巧手匠人在建造宫室时,做圆的东西一定要用圆规,做方的东西一定要用尺矩,做平直的东西一定要用准绳。东西做成后,人们就不再去理会这些工具了,只是奖赏工匠的奇巧。

宫室造成后,人们也再不会去管那些匠人了,而只是说,这是某君某王的宫室。”荀子说:“做帝王的射箭要想做到百发百中,就不如用后羿;驾车要想做到驰骋万里,就不如用王良;治国要想做到一统天下,就不如任用贤明正直的能人。这样做省心省力,所成就的功名却极大。”这就是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象自己拥有一样去支配使用的意思。]

上面说的是通晓治国、用人大法的最高统治者的做法,而那些不明白这个道理的统治者就不是这样做了。他们往往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做才放心,因此不会信任、重用有才德的贤人。不用有本事的人,有本事的人就会讨厌他。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功名、事业受损害,国家、社会出现危机。

[这里还可以引述战国时的法家申不害和尸伎在他们所写的《申子》和《尸子》中的话来说明。《申子》说:“人君应当知道他治国的最高原则,群臣应当知道所负的职责。说话算数,说了就实行,是各级官员的事,并不是帝王必须遵循的原则。”《尸子》说:“举荐贤能是各级官员的功绩;善用贤能才是帝王的功绩。”]

在起用人才上是这样,在对待财富的问题上,道理也一样。从前商汤、周武消灾了夏桀、纣王,一旦拥有了夏、商的全部国有财产,就把土地、财宝封赏给有功的大臣,举国上下没有不欢天喜地,心悦诚服的。用亡国者的财产赏赐功臣,整个国家的臣民都会争相效命。这就是懂得如何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作法。

荀子说:“能修明礼教的,可以为帝王;会巩固统治的,国家就强大;善于拢络人心的,社会就稳定只知道搜刮民财的必然亡国。所以,推行王道的国家是为了老百姓富有,推行霸道的能让有才能的人富有,苟延残喘的国家只会让当官的富有,而将要灭亡的国家,统治音知道大难就要临头,于是开始拼命想把财富统统据为已有,这时就会出现私人的库房、箱柜塞满金银财宝的现象。这种情况叫做当官的‘肥得流油’,老百姓‘四处漏水’。”

荀子又说:“当皇帝的不谈论自己有多少财产,地方请侯不应讲求自己的利害,当官的不应计较自身的得失。”

从前周厉王爱财,因而亲近当时建议他实行专利的荣夷公,大夫芮良夫劝谏说:“难道周朝的王室要倾覆了吗?荣夷公这种人,利欲薰心,不知大难就要临头了,你为什么要新近他?利益,是世上万物自然产生出来的,是大地宇宙包容承载的公共财产,有如空气和阳光一样。可是世上偏偏有人妄图独占它,那可就后患无穷了。天地万物是天下众生的共同财富,每个人都要从中获取他的生存所需,怎么能独自占有呢?如果有谁执意要这样做,天下怨恨他的人可就多了!人怨甚多而又不防备大难临头,荣夷公用这种方法来引导国王,这还能长久得了吗?”后来,周厉王果真被放逐了。

战国时魏文候的仓库发生了火灾,魏文侯身穿白衣,离开正殿,以示哀痛。大臣们都哭起来。公子成父却走进来祝贺道:“我听说天子把整个国家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诸候把自己的领地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你现在把国家的财富都储藏在国库里,显然藏得不是地方,这种藏法,不发生火灾也要发生人患。幸亏没有发生人患,不也挺好了吗?”孔子说:“老百姓富裕了,作国王的能不同他们一起富裕吗?”

因此说,圣明的君王用他的土地分封诸侯,用他的财物赏赐功臣,不和老百姓争夺利益,对“算是懂得了做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原则——那就是把不是自己拥有的东西当作自己的来支配使用。

所以说设立官位,分配职务;委派任命官员,监督他们完成任务;喜欢运筹谋略而不知倦怠;有宽容大度的雅量而又能获得大众的拥戴;解决各种矛盾,消除各种隐患,这些都是国家最高统治者必须掌握的治国大道。能做到这一点,文武百官就会对他既畏惧又爱戴,这就是帝王成就一统大业的根本所在。

任 长

【原文】

臣闻料才核能,治世之要。自非圣人,谁能兼兹百行、备贯众理乎?故舜合群司,随才授位;汉述功臣,三杰异称。况非此俦,而可备责耶?

(《人物志》曰:夫刚略之人,不能理微,故论其大体,则宏略而高远;历纤理微,则宕往而疏越。亢厉之人,不能回挠,其论法直,则括据而公正;说变通,则否戾而不入。宽恕之人,不能速捷,论仁义,则宏详而长雅;趋时务,则迟后而不及。好奇之人,横逆而求异,造权谲,则倜傥而瑰壮;案清道,则诡常而恢迂。

又曰: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理小则迂;策术之政,宜于理难,以之理平则无奇;矫亢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公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其众;威猛之政,宜于讨乱,以之治善则暴;伎俩之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

昔伊尹之兴土工也,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推,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管仲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臣不如隰朋,请立以为大行;辟土聚粟,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以为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不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以为大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则夷吾在此。”

黄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爱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于溪毒(附子也),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企;及其下也,牧竖能追之。才有修短也。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则悖矣。”

魏武诏曰:“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

由此观之,使韩信下帏,仲舒当戎,于公驰说,陆贾听讼,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故任长之道,不可不察。

(议曰:魏·桓范云:“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书策为先。分定之后,忠义为首。故晋文行咎犯之计而赏雍季之言,高祖用陈平之智而托后于周勃。”古语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仓卒之时,功多者赏厚。”诸葛亮曰:“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译文】

我听说,考察、衡量人的才能,这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之一。既然我们不是圣人,谁又能通晓各行各业,懂得天下各门各科的理论呢?所以舜统管各个部门,根据每个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责任;汉高祖刘邦讲论功臣,对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人的才干各有不同的说法。何况一般人不能和这些人相比,怎么可以求全责备呢?

[根据人的个性及其相应的长处和短处,刘邵的《人物志》大略概括如下:

性格刚正、志向高远的人,不善于做细致琐碎的事情。所以应当用全面的观点看待这种人——既要看到他志趣恢宏远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处理琐碎小事的粗鲁和大意;严厉亢奋的人,不会灵活处事,这种人在法理方面可以做到有理有据,正直公平,说到变通可能就会变得暴躁而不通情理;宽容迟缓的人,往往不讲办事效率,至于说到仁义,其为人则弘大周全而宽厚文雅,但对时势则不能迅速准确地把握;好奇求异的人,放纵不羁,追求新奇,运用权谋、诡计则卓异出众,以清静元为之道来考究,这种人往往违背常规而不近人情。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实行王道德化的统治,适合于全局性、长远性的治理,用来处理具体事务就显得辽阔;讲究权谋的统治,适合于扶危救难,在安定太平的时局下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匡正时弊的统治,适合于纠正侈奢坠落的风气,靠它来治理已经病人膏盲的国家只会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统治,适用于纠正朝廷里的邪恶势力,靠它来治理中央机关之外的不正之风就容易失去民众;威猛暴烈的统治,适合于讨伐内乱,靠它来管理和平时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大残暴了;注重技能的统治,宜于发展经济,富国强民,用来解决贫穷衰弱,只能劳民伤财,给民众增加困苦。

以上种种,都是针对某种流弊而采取的一时之计,对治理天下都不是长远的方略。]

从前伊尹大兴土木的时候,用脊力强健的人来背土,独眼人来推车,驼背的人来涂抹..各人做其适宜做的事,从而使每个人的特点都得到了充分发挥。管仲在向齐桓公推荐人才的时候说:“对各种进退有序的朝班礼仪,我不如阴朋,请让他来作大行吧;开荒种地,充分发挥地利,发展农业,我不如宁戚,请让他来作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二军将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让他来作大司马吧;处理案件,秉公执法,不滥杀无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宾肯元,请让他来作大理吧;敢于犯颜直谏,不畏权贵,尽职尽忠,以死抗争,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来作大谏吧。你若想富国强兵,那么,有这五个人就够了。若想成就霸业,那就得靠我管仲了。”黄石公说:

“起用有智谋、有勇气、贪财、愚钝的人,使智者争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贪者发财,使愚者勇于牺牲。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情来使用他们,这就是用兵时最微妙的权谋。”]

《淮南子》说:“天下的东西没有毒过附子这种草药的,但是高明的医生却把它收藏起来,这是因为它有独特的药用价值。麋鹿上山的时候,善于奔驰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时候,牧童也能追得上。这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中,任何才能都会有长短不同。比如胡人骑马方便,越人乘船方便,形式和种类虽然都不同,但彼此都觉得很方便,然而一旦换过来去做,就显得很荒谬了。”基于这一道理,魏武帝曹操下诏说:“有进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进取心。陈平有什么忠厚的品德?

苏秦何曾守过信义?可是,陈平却奠定了汉王朝的基业,苏秦却拯救了弱小的燕国。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发挥了各自的特长。”

由此看来,让韩信当谋士,让董仲舒去打仗,让于公去游说,让陆贾去办案,谁也不会创立先前那样的功勋,也就不有今天这样的美名。所以,“任长”的原则,不能不仔细研究。

[魏时桓范说:“帝王用人的原则是审时度势,合理使用人才。打天下的时候,以任用懂得军事战略的人为先;天下安定之后,以任用忠臣义士为主。

晋文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计谋行事,而后在夺取政权时又因雍季的忠言奖赏了他。汉高祖刘邦采用陈平的智谋,临终时把巩固政权的重任托付给了周勃。”古语说:“和平时期,品德高尚的人职位高贵;战乱发生的时候,战功多的人得到重赏。”诸葛亮说:“老子善于养性,但不善于解救危难;商鞅善于法治,但不善于施行道德教化;苏秦、张仪善于游说,但不能靠他们缔结盟约;白起善于攻城掠地,但不善于团结民众;伍子胥善于图谋敌国,但不善于保全自己的性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应变;前秦方士王嘉善于知遇明主,但不能让他来事奉昏君;许子将善于评论别人的优劣好坏,但不能靠他来拢络人才。”这就是用人之所长的艺术。

贤人的主要特征是品德合于法度,行为合于规范,其言论足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而不伤及自身,其道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损伤事物的根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却看不到天下有积压的财物;好善乐施,普济天下,从而使民众没有什么疾病和贫困。这就是贤人。

所谓圣人,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天地的自然法则融为一体,来无踪,去无影,变幻莫测,通达元阻。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变化运行,有如神明,芸芸众生永远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使见到一点,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涯际在哪里。达到这种境界的才是圣人。

[道家的祖师庄周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分析宇宙的精灵——人,也谈到过圣人的人格。

庄子说:“刻意崇尚自己的德行,把自己显得超凡脱俗,高谈阔论,冷嘲热讽,凡此种种,都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贡高我慢而已。这都是山林隐士,愤世疾俗者的作法,这类人远离红尘,形容枯槁,可他们偏偏喜欢这样。

言必仁义忠信,行必恭俭推让,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标榜品行美好而已。这是天下太平时那些读书人好为人师的作法,有学问的和当老师的,都好搞这一套。一开口就是如何如何立大功,建大名,以及怎样事君为臣,匡正朝野,这都是为追求如何治国济世而已。朝廷里的当官的,为尊君强国而奋斗的,开拓疆土、建功立业的,终生追求的就是这些。隐逸山泽,栖身旷野,钓鱼观花,只求元为自在而已。这是悠游江海之士,逃避现实、闲暇幽隐的人所喜好的。吹嘘呼吸,吞吐空气,做一些黑熊吊颈、飞鸟展翅的运动,只不过为了延年益寿而已。这是导引养生、修练气功 者如彭祖一样高寿的人所喜好的。假如有人从来不刻意修养而人品自然高尚,不讲求仁义而道德自然美好,不求功名而天下自然大治,不处江海而尤处不安适悠闲,不练气功而自然高寿,一无所有而又无所不有,恬谈无极而众美会聚,这才是大地之大道,圣人之至德啊。”]

人们常常说,英雄豪杰怎样怎样。但是什么样的人才是“英雄豪杰”呢?

汉代有名的专讲谋略的《玉铃经》(亦即《素书》)中有这样一个定义:“如果一个人的品德足以让远方的人慕名而 来,如果他的信誉足以把形形色色的人凝聚在一起,如果他的见识足以照鉴古人的正误,如果他的才能足以冠绝当代,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作人中之英;如果一个人的理论足以成为教育世人的体系,如果他的行为足以引为道德规范,如果他的仁爱足以获得众人的拥戴,如果他的英明足以烛照下属,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俊;如果一个人的形象足可做别人的仪表,如果他的智慧足以决断嫌难,如果他的操行足以警策卑鄙贫婪,如果他的信誉足以团结生活习俗不同的人们,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豪;如果一个人能恪守节操而百折不挠,如果他多有义举但受到别人的诽谤而不发怒,见到让人唾弃的人和事而不苟且勉强,见到利益而不随随便便去获取,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杰。”

只有符合这些标准的人,才是“英雄豪杰”。

品德行为高妙,进退举止皆可为人楷模,有这种品质的人叫做“清节”

之士。延陵、晏婴就是这样的人。能创建法规、制度,使国家强盛,使人民富足,能这样做的人叫做“法孚”之士。管仲、商鞅就是这样的人。思想能与天道相通,计策谋略出神人化,奇妙无穷,有这种能力的就是“术家”。

范蠡、张良就是这样的人。其德行足以移风易俗,其方略足以匡正邪恶,其权术足以移山倒海,改朝换代,这样的人叫做“国体”。伊尹。吕望就是这样的人。其品德可为一国之表帅,其治国的方法能够改变穷乡僻壤的落后面貌,其谋略能够用来权衡时事的契机,这样的人叫做“器能”。子产、西门豹就是这一类人。

具有“清节”之风的人,不足之处是为人不够宽弘大量,喜欢推崇一些人,讥刺河责另一些人,凡事太认真,动不动分辨是非,这就叫做好品评人。

子夏之流就是这样。“法家”这类人,并不能做出具有开创性的计划,其思想缺乏长远性,但能承担独当一面的重任,创意新奇,策略巧妙,这可以称之为手段高超。汉宣帝时的名臣张敞和赵广汉就是这样。“术家”这类人,不能独创新制,垂范后人,但能够在遇到变乱时运用谋略,拨乱反正。他们的特点是谋略和智慧有余,公正平允不足,这可以称之为智囊型的人。陈平和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韩安国就是这样的人。能写传世奇文,著书立说,可以称之为做文章的大手笔。司马迁、班固就这样的人。能够传承圣人的学问,但不能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做这种工作叫“儒学”。汉代儒生毛公和贯公之类的人一生所做的就是这些事情。论辩起来不一定合于真理,但反应敏捷,对答如流,这只能叫做有口才。乐毅、曹丘生就这样的人。胆略、勇气过人,才能、谋略超众,这种人叫做“骁雄”。白起、韩信就是这样的人。]

《孔子家语》说:“从前贤明的君主一定要对普天下的名流都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们的名声的好坏,而且知道他们的品质优劣,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授予他们相应的头衔,使他们显得尊贵荣耀。这样一来,天下就好统治了。”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意思是对人才的品行之等级要有个基本估量。

品 目

【原文】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统,莫不劳聪明于品材,获安逸于任使。故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格,法);不择贤以托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此则庸人也。

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率,犹述也);虽不能遍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智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所谓,言之要也);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则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忌,怨害也),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进之貌也。越,过也。孙卿曰:“夫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不诱于誉,不怨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谓之君子也。”)

所谓贤者,德不逾闲(闲,法也),行中规绳,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其身(言满天下,无口过也),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本亦身也),富则天下无菀财(菀,积),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

所谓圣者,德合天地,变通无方,究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邻,以喻界畔也)。此圣者也。

(《庄子》曰:“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诲之人也,游居博学者之所好也。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国之人也,致功兼并者之所好也。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闲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

《钤经》曰:“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识足以鉴古,才足以冠世,此则人之英也;法足以成教,行足以修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此则人之俊也;身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操足以厉贪鄙,信足以怀殊俗,此则人之豪也;守节而无挠,处义而不怒,见嫌不苟免,见利不苟得,此则人之杰也。”

(《人物志》曰:“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延陵、晏婴是也。思信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其德足以率一国,其法足以正乡邑,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

清节之流,不能宏恕,好尚讥诃,分别是非,是谓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创思图远,而能受一官之任,错意施巧,是为伎俩,张敝、赵广汉是也。术家之流,不能创制垂则,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余,公正不足,是谓智意,陈平、韩安国是也。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是谓口辩,乐毅、曹丘生是也。胆力绝众,材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

《家语》曰:“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然后用天下之爵以尊之,则天下理也。”此之谓矣。

【译文】

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国家成就一统天下之基业的资本,没有比辩别人才之高下,并量才使用这件事更重大的了。如果能这样做,那作帝王的就能使良己既显得耳聪目明,又显得安闲良在。

孔子说:“人分五个层次:庸人,士人,君子,圣人,贤人。若能清清楚楚的分辨这五类人,那么长治久安的统治艺术就全明白了。”

那些被称作庸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严肃慎重 的信念,做事马马虎虎,有头无尾,为人处事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不三不四。所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独没有品学兼优的高人。不是扎扎实实地安身立命,老老实实地做事做人。见小利,忘大义,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迷恋于声色犬马,随波逐流,总是把持不住自己——有诸如此类的表现的,就是庸人。

那些被称作士人的,有信念,有原则。虽不能精通大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来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虽不能把各种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他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只要有一点,就务必要彻底明了;言语理论不求很多,但只要是他所主张的,就务必中肯简要;他所完成的事业不一定很多,但每做一件事都务必要明白为什么。他的思想既然非常明确,言语既然扼要得当,做事既然有根有据,犹如人的性命和形体一样和谐统一,那就是一个人格和思想非常完整、独立的知识分子,外在力量是很难改变他的。所以富贵了,也看不出对他有何增益;贫贱了,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损失——这就是士人,亦即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

君子特征是说话一定诚实守信,心中对人不存忌恨。秉性仁义但从不向人眩耀,通情达理,明智豁达,但说话从不武断。行为一贯,守道不渝,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显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然而真要赶上他,却很难做到。这才是真正的君子。

[对于什么是君子,荀子的看法是:“君子可以做到被人尊重,但未必一定要让人尊重自己;可以做到被人相信,但未必一定要让人信任自己;可以做到被人重用,但未必一定要让人重用自己。所以君子以不修身为耻辱,不以被诬陷为耻辱;以不讲信义为耻辱,不以不被别人信任为耻辱;以无能为耻厚,不以不被任用为耻辱。不被荣誉所引诱,不因诽谤而怨恨,自然率性地做他自己的事,端方正直地约束自己,这就叫君子。”]

贤人的主要特征是品德合于法度,行为合于规范,其言论足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而不伤及自身,其道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损伤事物的根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却看不到天下有积压的财物;好善乐施,普济天下,从而使民众没有什么疾病和贫困。这就是贤人。

所谓圣人,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天地的自然法则融为一体,来无踪,去无影,变幻莫测,通达元阻。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变化运行,有如神明,芸芸众生永远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使见到一点,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涯际在哪里。达到这种境界的才是圣人。

[道家的祖师庄周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分析宇宙的精灵——人,也谈到过圣人的人格。

庄子说:“刻意崇尚自己的德行,把自己显得超凡脱俗,高谈阔论,冷嘲热讽,凡此种种,都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贡高我慢而已。这都是山林隐士,愤世疾俗者的作法,这类人远离红尘,形容枯槁,可他们偏偏喜欢这样。

言必仁义忠信,行必恭俭推让,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标榜品行美好而已。这是天下太平时那些读书人好为人师的作法,有学问的和当老师的,都好搞这一套。一开口就是如何如何立大功,建大名,以及怎样事君为臣,匡正朝野,这都是为追求如何治国济世而已。朝廷里的当官的,为尊君强国而奋斗的,开拓疆土、建功立业的,终生追求的就是这些。隐逸山泽,栖身旷野,钓鱼观花,只求元为自在而已。这是悠游江海之士,逃避现实、闲暇幽隐的人所喜好的。吹嘘呼吸,吞吐空气,做一些黑熊吊颈、飞鸟展翅的运动,只不过为了延年益寿而已。这是导引养生、修练气功 者如彭祖一样高寿的人所喜好的。假如有人从来不刻意修养而人品自然高尚,不讲求仁义而道德自然美好,不求功名而天下自然大治,不处江海而尤处不安适悠闲,不练气功而自然高寿,一无所有而又无所不有,恬谈无极而众美会聚,这才是大地之大道,圣人之至德啊。”]

人们常常说,英雄豪杰怎样怎样。但是什么样的人才是“英雄豪杰”呢?

汉代有名的专讲谋略的《玉铃经》(亦即《素书》)中有这样一个定义:“如果一个人的品德足以让远方的人慕名而 来,如果他的信誉足以把形形色色的人凝聚在一起,如果他的见识足以照鉴古人的正误,如果他的才能足以冠绝当代,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作人中之英;如果一个人的理论足以成为教育世人的体系,如果他的行为足以引为道德规范,如果他的仁爱足以获得众人的拥戴,如果他的英明足以烛照下属,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俊;如果一个人的形象足可做别人的仪表,如果他的智慧足以决断嫌难,如果他的操行足以警策卑鄙贫婪,如果他的信誉足以团结生活习俗不同的人们,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豪;如果一个人能恪守节操而百折不挠,如果他多有义举但受到别人的诽谤而不发怒,见到让人唾弃的人和事而不苟且勉强,见到利益而不随随便便去获取,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杰。”

只有符合这些标准的人,才是“英雄豪杰”。

[品德行为高妙,进退举止皆可为人楷模,有这种品质的人叫做“清节”

之士。延陵、晏婴就是这样的人。能创建法规、制度,使国家强盛,使人民富足,能这样做的人叫做“法孚”之士。管仲、商鞅就是这样的人。思想能与天道相通,计策谋略出神人化,奇妙无穷,有这种能力的就是“术家”。

范蠡、张良就是这样的人。其德行足以移风易俗,其方略足以匡正邪恶,其权术足以移山倒海,改朝换代,这样的人叫做“国体”。伊尹。吕望就是这样的人。其品德可为一国之表帅,其治国的方法能够改变穷乡僻壤的落后面貌,其谋略能够用来权衡时事的契机,这样的人叫做“器能”。子产、西门豹就是这一类人。

具有“清节”之风的人,不足之处是为人不够宽弘大量,喜欢推崇一些人,讥刺河责另一些人,凡事太认真,动不动分辨是非,这就叫做好品评人。

子夏之流就是这样。“法家”这类人,并不能做出具有开创性的计划,其思想缺乏长远性,但能承担独当一面的重任,创意新奇,策略巧妙,这可以称之为手段高超。汉宣帝时的名臣张敞和赵广汉就是这样。“术家”这类人,不能独创新制,垂范后人,但能够在遇到变乱时运用谋略,拨乱反正。他们的特点是谋略和智慧有余,公正平允不足,这可以称之为智囊型的人。陈平和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韩安国就是这样的人。能写传世奇文,著书立说,可以称之为做文章的大手笔。司马迁、班固就这样的人。能够传承圣人的学问,但不能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做这种工作叫“儒学”。汉代儒生毛公和贯公之类的人一生所做的就是这些事情。论辩起来不一定合于真理,但反应敏捷,对答如流,这只能叫做有口才。乐毅、曹丘生就这样的人。胆略、勇气过人,才能、谋略超众,这种人叫做“骁雄”。白起、韩信就是这样的人。]

《孔子家语》说:“从前贤明的君主一定要对普天下的名流都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们的名声的好坏,而且知道他们的品质优劣,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授予他们相应的头衔,使他们显得尊贵荣耀。这样一来,天下就好统治了。”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意思是对人才的品行之等级要有个基本估量。

谋略奇书《反经》:容纳诸家说正统,反讲谋略通古今

量 才

【原文】

夫人才能参差,大小不同,犹升不可以盛斛,满则弃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乎?(傅子曰:“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治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曰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辩才,以长讽议。”此量才者也。)

故伊尹曰:“智通于大道,应变而不穷,辩于万物之情,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时、节风雨。如是者,举以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

(汉文帝问陈平曰:“君所主何事?”对曰:“陛下不知臣驽下,使臣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阴阳,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内亲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职。”上曰:“善!”

汉魏相书曰:“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人服。’天地变化,必由阴阳。阴阳之分,以日月为纪。各有常职,不得相干。明主谨于尊天,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敬授人事。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人不夭疾,衣食有余矣。此燮理阴阳之大体也。”事具〈洪范〉篇。)

不失四时,通于地利,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是者,举以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于德。

通于人事,行犹举绳,通于关梁,实于府库,如是者,举以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蜀丞相诸葛亮主簿杨颙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卿大夫。”)

忠正强谏而无有奸诈,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举以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于义也。故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人物志》曰:“清节之德,师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术家之材,三孤之任也;臧否之材,师氏之佐也;伎俩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学之材,保氏之任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骁雄之材,将帅之任也。”)

太公曰:“多言多语,恶口恶舌,终日言恶,寝卧不绝,为众所憎,为人所疾。此可使要遮闾巷,察奸伺祸。权数好事,夜卧早起,虽剧不悔,此妻子之将也。先语察事,劝而与食,实长希言,财物平均,此十人之将也。忉忉截截,垂意肃肃,不用谏言,数行刑戮,刑必见血,不避亲戚,此百人之将也。讼辩好胜,嫉贼侵凌,斥人以刑,欲整一众,此千人之将也。外貌怍怍,言语时出,知人饥饱,习人剧易,此万人之将也。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近贤进谋,使人知节,言语不慢,忠心诚毕,此十万人之将也(《经》曰:“夫将虽以详重为贵,而不可有不决之疑;虽以博访为能,而不欲有多端之惑。”此论将之妙也。)。温良实长,用心无两;见贤进之,行法不枉,此百万人之将也。勋勋纷纷,邻国皆闻,出入豪居,百姓所亲,诚信缓大,明于领世,能效成事,又能救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内,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

(《人物志》曰:“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若聪能谋始,而明不见机,可以坐论而不可以处事;若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虑变;若力能过人,而勇不能行,可以为力人,未可以为先登;力能过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料事,可以为先登,未足以为将帅。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乃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料事,然后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

《经》曰:“智如源泉,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智可以砥砺,行可以为辅警者,人友也;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人吏也;当前快意,一呼再诺者,人隶也。故上主以师为佐,中主以友为佐,下主以吏为佐,危亡之主以隶为佐。”欲观其亡,必由其下。

故同明者相见,同听者相闻,同志者相从,非贤者莫能用贤。故辅佐左右所欲任使者,存亡之机,得失之要。

孙武曰:“主孰有道?

(昔汉王见围荥阳,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赏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人少礼;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宜各去两短,集其两长,天下指麾不足定也。”

魏太祖谓郭嘉曰:“袁本初地广兵强,吾欲讨之,力不能敌,何如?”嘉对曰:“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惟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嘉窃料之,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

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

绍以逆动,公以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

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故不慑;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

绍外宽内忌,用人而旋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耳;公外简易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能所宜,不问远近,此度胜,四也。

绍多计少决,失在事后;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

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之,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

绍见人饥寒,恤念之情,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相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

绍以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

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

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

曹公曰:“吾知之,绍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所以为吾奉也。”

杨阜曰:“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后事。今虽强,终为所擒。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必能济大事也。”)

将孰有能?

(袁绍率大众攻许,孔融谓荀彧曰:“袁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为其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彧曰:“绍兵虽多,而法令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许攸贪而犯法,必不能纵,不纵必为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擒也。”后许攸贪不奉法,审配收其妻子,攸怒,奔曹公。又颜良临阵授首,田丰以谏死。皆如彧所料也。)

吾以此知胜之谓矣。

【译文】

人的才能大小是不同的,就象用升无法盛下斗中的东西一样,盛不下就会溢出来,溢出来就全浪费了。用了不该用的人,怎么能没有危险呢?[傅玄说:“品评人才可分九类:一是有德行的,这类人可用来作为政权的根基;二是治理之才,可以让他们来推究事物变化的规律;三是政务之才,可以让他们从事政治体制的运作;四是学问之才,可以让他们搞学术研究;五是用兵之才,可以用以统帅军队;六是理农之才,可以让他们指导农民耕作;七是工匠之才,用以制作器具;八是经商之才,可以用他们来振兴国家经济;九是辩才,可以发挥他们讽谏和议政的长处。”这样做就叫量才使用。]

成汤的辅相伊尹说:“如果心智能与天道相通,能不断地顺应事物的变化,了解万物发展的情况,言论足以用来调合阴阳,正确地核准四时,掌握风调雨顺的规律。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三公。所以,三公的职责是不懈地研究社会和自然的发展规律。”

[对于相当于三公的宰相的职责,西汉时的陈平说得更明白。当年汉文帝问陈平:“你所负责的都是些什么事情?”陈平说:“陛下不嫌我愚钝,让我当宰相。当宰相的任务就是,对上辅佐皇上,调理阴阳;对下要使万物各得其便;对外镇抚四方,对内团结民众。要让各级官吏各尽其职。”汉文帝说:“讲得好!”

汉代魏相(宣帝时为御史大夫)上书说:“我知道《周易》中讲过:‘天地协调,所以日月运行正常,四时相宜;圣明的君臣统治天下配合协调,少有严刑峻法但百姓悦服。’大地运行,生于阴阳消长。阴阳的规定由日月限定,各有各的责任,不能互相冲犯。贤明的君王谨慎地遵守自然的法则并尊养人才,所以设立柔顺如月的宰相,以顺应四时,掌管政务。君主言行合乎自然法则,遵顺阴阳的变化规律,就使日月光明,风调雨顺,寒暑适宜。这三者秩序相得,就会使天灾不作,百姓康乐富足。这就是为什么要曼理阴阳的主要原因。”以上道理在《洪范》中讲得很明白。]不违背一年四季的农作节令,懂得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能把堵塞不通的环节疏通,能把废弃不用的东西变成财富。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九卿(相当于各部委的部长)。所以,九卿的职责在于全国文明道德的建设。通达人情事故,作风正派,了解税收的关卡,充实国家的府库,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大夫。所以,大夫的职责是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诸葛亮的主薄杨颙说:“坐而论道的是三公,去具体贯彻执行的是卿大夫。”]

忠心正直,犯颜直谏,没有奸诈之心,大公无私,讲话符合国家法规,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列士。所以,列士的职责是常行仁义。道、德、仁、义确立之后,天下就得到治理了。”[有“清节”之风的,可以担任君王的老师,有“法家”之才的可以负责司法工作,“术家”可以作为智囊团,善于评论和研究儒学的也可作太子的老师,会写文章的可以让他去研究历史,“骁雄”之才可以去让他带兵打仗。]

姜太公说:“嘴里唠唠叨叨,不干不净,整天如此,躺下都不停,让众人讨厌。这种人可以让他管理街区,盘察坏人,发现灾祸。爱管杂事,晚睡早起,任劳任怨,这种人只能当妻子儿女的头儿;见面就问长问短,什么事都要指指划划,平时实际上言语很少,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这种人只能做十个人的小头目;整天忧心忡忡的,一付严肃认真的样子,不听劝说,好用刑罚和杀戮,刑必见血,六亲不认,这种人可以统率一百人;争辩起来总想压倒别人,遇到坏人坏事就用刑罚来惩治,总想使一群人统一起来,这种人可以统率一千人;外表很谦卑,话偶尔说一句,知道人的饥饱、劳累还是轻松,这种人可以统率一万人;谨小慎微,日胜一日,亲近贤能的人,又能献计献策,能让人懂得何为气节,说话不傲慢,忠心耿耿,这种人是十万人的将领[《玉钤经》说:“大将虽以周详稳重为贵,但是不可以犹豫不决;虽以多方了解情况为能,但不能顾忌太多,患得患失。”这可说是评论将领之最精妙的言论];温柔敦厚有长者之风,用心专一,遇到贤能的人就举荐,依法办事,这种人是百万人的将领;功勋卓著,威名远扬,出入豪门大户,但百姓也愿亲近他,诚信宽怀,对治理天下很有见识,能效法前人的伟大事业,也能补救败亡,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普天下的老百姓,都好象他的妻子儿女一般,这种人是英雄的首领,天下的主人。”

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英雄”的应该具有哪些素质呢?

[聪明出众,叫做“英”;胆力过人,叫做“雄”。这是对“英雄”所作的大体上的区分。聪明,是英才本来就应有的,但是英才没有雄才的胆力,其主张就不能推行;胆力,是雄才本来就应有的,但是没有英才的智慧,事情也办不成。假如其睿智足以在事前就有所谋划,但洞察力却看不出行动的契机,这样的人只能坐而论道,不可以让他们去具体施行;假如能谋划在先,洞察力也能跟上去,但没有勇气实行,这就只能处理日常工作,却不能应付突然变故;如果是力气过人,但没有勇气实行,这只可以作为出力的人,不能作为开路的先锋;力气过人,也有勇气实行,但智慧不能预谋事变,这只可以作为先锋,不能作统帅。一定要能谋划在先,明察在后,行动果断,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英才。张良就是这样。气力过人,又有勇气去做,智慧足以料事在前,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雄才。韩信就是这样。如果能一人身兼英、雄两种素质,那就能够掌管天下。汉高祖刘邦、楚 霸玉项羽就是这样的人。]

《玉钤经》说:“智慧有如泉涌,行为堪为表率,这样的人可做导师;智慧可以磨砺他人,行为可以辅助和警策他人,这样的人可为良友;安分守已,奉公守法,不敢做一点出格的事,这样的人可为官吏;还有一种人,你要是只图眼前的方便快意,只要你叫他一声,他就会连连答应,这种人只能做奴隶。所以最好的君主要用堪为导师的来辅佐自己,中等的君主要让良友来辅佐自己,下等的君主要用官吏来辅佐自己,亡国的君主却仔用奴隶来辅佐自己。”要想知道一个国王是否会亡国,只要看他的手下是些什么人就够了。

本来,有同样见识和同样追求的人才会相互亲近,不是贤德的人,就不会任用贤能。因此,任用什么样的人来辅佐自己,实在是存亡的关键,得失的根本啊!

孙武说:“那一方的君主有道义?那一方的主将有才能?我凭这一点就知道胜利属于谁了。”

楚汉相争,曹袁之战,可为孙子这句话作一最好的注脚。

[从前汉王刘邦被围困在荥阳,对陈平说:“天下纷纷扰扰,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啊?”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仁爱,廉节好礼的能人有很多都投奔了他。等到论功行赏、分封爵邑时,项王却很看重这些爵位和土地,这些有才能的人因此与他离心离德。现在大王你对人傲慢不讲礼数,能人中那些顽劣愚钝和贪图小利的也大多投奔了汉军。真应该各自去掉对方的短处,吸收对方的长处,那么天下很快就会安定了。”

魏太祖曹操对郭嘉说:“袁绍地广兵强,我想讨伐他,但力量不足,怎么办?”郭嘉回答说:“刘邦打不过项羽,你是知道的,汉祖刘邦只能用智谋战胜项羽。虽然项羽强大,最终还是被刘邦打败了。我私下想,袁绍有十败,你有十胜。

其一,袁绍虽然兵力强大,但此人没能耐。袁绍礼仪繁琐;你不讲礼节,体任自然。这在管理方法上就胜了。

其二,袁绍虽然强大,但是逆潮流而动;你是顺应历史潮流来率领天下百姓打仗。这在道义上就胜了。

其三,汉末的统治失败在宽松和缓上,袁绍是用宽缓来拯救宽缓,所以没有威慑力;你用刚猛来纠正汉末的宽缓,从而使上下都懂得规矩。这在法治上就胜了。其四,袁绍表面宽缓内怀猜忌,任用了某人马上又怀疑他,重用的只是亲戚子弟;你外表简易内心明智,用人不疑,任人唯才是用,不管远近亲疏。这在度量上就胜了。其五,袁绍计谋有余而决断不足,失败在谋于事后;你有了好计策就实行,不断地顺应各种变化。这在谋略上就胜了。第六,袁绍因出身名门,有几代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故意拿出架式,以获取好名声,能人中那些好说漂亮话的阿谀奉承之徒都投奔了他;你诚心待人,实实在在做事,不喜奉承,以朴素的作风带领下属,赏赐有功的人也一点都不吝啬,能人中那些忠厚正直有远见而又有实际才能的人都愿意为你效劳。这在品德上就胜了。其七,袁绍看见别人挨饿受冻,怜悯之情马上就表现出来,看不见的时候,想也不去想,这只不过是人们常说的‘妇人之仁’;你对眼前的小事,常常忽视,至于说那些大事,却能想到很远,给别人的恩惠,都超过了他们自己的期望。即使看不见,都考虑到了,没有不接济扶助的。这在仁爱上就胜了。其八,袁绍因大臣争夺权力,被谗言搞昏了头;你用自然之道去领导部下,让他们慢慢地去熟悉自己的职责,这在明智上就胜了。其九,袁绍不能明辨是非;你认为是对的就以礼相待,认为不对的就依法查处,这在策略上就胜了。其十,袁绍好搞花架子,不懂得兵法的要旨;你以少胜多,用兵如神,你的军队仰仗你,敌人害怕你,这在军事上就胜了。”曹操说:“我知道了,袁绍为人,志大才疏,表面严厉,胆子却很小,猜忌苛刻却又没有威严,兵力虽强但布署混乱,将帅骄横,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然丰富,但那都是给我准备的。”

魏明帝的少府杨阜在谈到曹操时说:“袁绍宽缓而不果断,好谋划而少决断。不果断就没有威望;少决断就会谋在事后。现在虽然强大,最终还是要被打败的。曹操有雄才大略,决断的时候毫不犹豫,法令一致,军队精干。一定能成就大事。”]

[袁绍率领大军攻打许都,孔融对曹操的谋士荀或说:“袁绍地广兵强,有田丰、许攸这样的谋士为他出谋画策;有审配、逢纪这样的忠臣辅佐他;有颜良、文丑这样勇冠三军的人给他带兵。恐怕很难战胜他吧?”荀或说:

“袁绍兵力虽然强大,但法令不严;田丰刚愎犯上;许攸贪图小利不律已;审配专横而没有谋略;逢纪果敢但自以为是。有这几个人在他身边,其后果就不难知道了。许攸贪图小利就会犯法,袁绍一定不会放过他,不放过他就一定会生变。颜良、文丑是一夫之勇罢了,可以一战而擒。”后来,许攸贪图小利而违法,审配收监了他的家小,许攸一气之下投奔了曹操。颜良在战场上被斩首,田丰因劝谏袁绍而死于非命。一切都没有逃出荀或的预料。]

知 人

【原文】

臣闻主将之法,务览英雄之心。然人未易知,知人未易。汉光武,聪听之主也,谬于庞萌;曹孟德,知人之哲也,弊于张邈。何则?夫物类者,世之所惑乱也。故曰:狙者类智而非智也,(狙,音自舒反。慢也。)愚者类君子而非君子也,戆者类勇而非勇也。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幽莠之幼似禾,骊牛之黄似虎,白骨疑象,碔砆类玉。此皆似是而非也。

(《人物志》曰:“轻诺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无效,进锐似精而去速,诃者似察而事烦,诈施似惠而无终,面从似忠而退违。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有大权似奸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内明,博爱似虚而实厚,正言似讦而情忠。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得其实也?”)

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知于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长,音竹两反。),有顺懁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焊(音汗)。”

太公曰:“士有严而不肖者,有温良而为盗者,有外貌恭敬、中心欺慢者,有精精而无情者,有威威而无成者,有如敢断而不能断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实者,有倭倭迤迤而有效者,有貌勇狠而内怯者,有梦梦而反易人者。无使不至,无使不遂,天下所贱,圣人所贵,凡人莫知,惟有大明,乃见其际。”此士之外貌而不与中情相应者也。

(桓范曰:“夫贤愚之异,使若葵之与苋,何得不知其然?若其莠之似禾,类是而非是,类贤而非贤。”扬子《法言》曰:“或问难知曰:‘太山之与蚁蛭,江河之与行潦,非难也。大圣与大佞,难也!于乎!唯能别似者,为无难矣!’”)

知此士者而有术焉。微察问之,以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谋,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远使以财,以观其廉(又曰:委之以财,以观其仁;临之以利,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又曰:悦之以色,以观其不淫。);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又曰:告之以危,而观其勇。又曰:惧之,以验其特。);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又曰:醉之以酒,而观其则。又曰:醉之以酒,观其不失。)。

《庄子》曰:“远使之,而观其忠(又曰:远使之,以观其不二。);近使之,而观其敬(又曰:近之以昵,观其不狎。);烦使之,而观其能(又曰:烦之以事,以观其理。);卒然问焉,而观其智(又曰:设之以谋,以观其智。太公曰:事之而不穷者,谋。);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太公曰:使之而不隐者,谓信也。);杂之以处,而观其色(又曰:纵之以视,观其无变。)。”

《吕氏春秋》曰:“通,则观其所礼(通,达也。);贵,则观其所进(又曰:达,视其所举也。);富,则观其所养(又曰:富,视其所与。又曰:见富贵人,观其有礼施。太公曰:富之而不犯骄逸者,谓仁也。);听,则观其所行(行则行仁);近,则观其所好(又曰:居,视其所亲。又曰:省其居处,观其贞良;省其交游,观其志比。);习,则观其所言(好则好义,言则言道。);穷,则观其所不爱(又曰:穷,则视其所不为非。又曰:贫,视其所不取。);贱,则观其所不为(又曰:贫贱人,观其有德守也。)。喜之,以验其守(守,慎守也。又曰:喜之,以观其轻。);乐之,以验其僻(僻,邪僻也。又曰:娱之以乐,以观其俭。);怒之,以验其节(节,性也。又曰:怒之仇,以观其不怨也。);哀之,以验其仁(仁人,见可哀者则哀。);苦之,以验其志(又曰:检之,以观其能安。)。”

《经》曰:“任宠之人,观其不骄奢(太公曰:贵之,而不骄奢者,义也。);疏废之人,观其不背越;荣显之人,观其不矜夸;隐约之人,观其不慑惧;少者,观其恭敬好学而能悌(《人物志》曰:“夫幼智之人,在于童[齿乙],皆有端绪。故文本辞繁,辩始给口,仁出慈恤,施发过与,慎生畏惧,廉起不取者也。”);壮者,观其廉絜务行而胜其私;老者,观其思慎,强其所不足而不逾。父子之间,观其慈孝;兄弟之间,观其和友;乡党之间,观其信义;君臣之间,观其忠惠(太公曰:付之而不转者,忠也。)。”此之谓观诚。

(傅子曰:“知人之难,莫难于别真伪。设所修出于为道者,则言自然而贵玄虚;所修出于为儒者,则言分制而贵公正;所修出于为纵横者,则言权宜而贵变常。九家殊务,各有所长,非所谓难。所谓难者,以默者观其行,以语者观其辞,以出者观其治,以处者观其学。四德或异,所观有微,又非所谓难也。所谓难者,典说诡合,转应无穷,辱而言高,贪而言廉,贼而言仁,怯而言勇,诈而言信,淫而言贞。能设似而乱真,多端以疑暗。此凡人之所常惑,明主之所甚疾也。君子内洗其心,以虚受人,立不易方,贞观之道也。九流有主,贞一之道也。内贞观而外贞一,则执伪者无地而逃矣。夫空言易设,但责其实事之效,则是非之验立可见也。”

故韩子曰:“人皆寐,盲者不知;人皆默,喑者不识。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穷矣。发齿吻,视毛色,虽良、乐不能必马;连车蹴驾,试之行途,则臧获定其驽良。观青黄,察锻销,虽欧冶不能必剑;陆断狗马,水截蛟龙,虽愚者识其利钝矣。是知明试责实,乃圣功也。”)

《人物志》曰(凡有血气者,莫不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着形。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实,各有所济也。):“骨植而柔立者,谓之宏毅。宏毅也者,仁之质也(木则垂阴,为仁之质。质不宏毅,不能成仁。)。

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火则照察,为礼之本。本无文理,不能成礼。)。

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为信之基。基不贞固,不能成信也。)。

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金能断割,为义之决。决不勇敢,不能成义也。)。

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达,为智之原。原不通微,不能成智。)。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

故曰:直而不柔则木(木强僥讦,失其正色。),劲而不精则力(负鼎绝髌,失其正劲。),固而不端则愚(专己自是,陷于愚戆。),气而不清则越(辞不清顺,发越无成。),畅而不平则荡(好智无涯,荡然失绝。)。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神者,质之主也。故神平则质平,神陂则质陂也。),明暗之实在于精(精者,实之本。精清则实明,精浊则实暗。),勇怯之势在于筋(筋者,势之用也。故筋劲则势勇,筋弱则势怯。),强弱之植在于骨(骨者,植之机。故骨粗则植强,骨细则植弱。),躁静之决在于气(气者,决之地也。气盛,决于躁;气冲,决于静。),惨怿之情在于色(色者,情之候。故色悴由情惨,色悦由情怿也。),衰正之形在于仪(仪者,形之表。故仪衰由形殆,仪正由形肃。),态度之动在于容(容者,动之符。故哀动则容哀,态正则容度也。),缓急之状在于言(言者,心之状。故心恕则言缓,心偏则言急也。)。

若质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崇容直,则纯粹之德也。”

夫人有气。气也者,谓诚在其中,必见诸外。故心气粗讼者,其声沉散;心气详慎者,其声和节;心气鄙戾者,其声粗犷;心气宽柔者,其声温润。信气中易,义气时舒,和气简略,勇气壮立。此之谓听气。

(以其声,处其实。气生物,物生有声。声有刚柔清浊,咸发乎声。听其声,察其气,考其所为,皆可知矣。)

又有察色。察色,谓心气内蓄,皆可以色取之。夫诚智,必有难尽之色(又曰:诚智,必有明达之色。);诚仁,必有可尊之色(又曰: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难慑之色(又曰:诚勇,必有矜奋之色也);诚忠,必有可观之色;诚絜,必有难污之色;诚贞,必有可信之色。质色浩然固以安,伪色曼然乱以烦。此之谓察色。

(《人物志》曰:“夫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平理,其仪安闲。夫仁目之精,悫然以端;勇胆之精,晔然以强。夫忧患之色,乏而且荒;疾疢之色,乱而垢理;喜色,愉然以怿;愠色,厉然以扬;妒惑之色,冒昧无常。是故其言甚怿而精色不从者,中有违也;其言有违而精色可信者,辞不敏也;言未发而怒色先见者,意愤溢也;言已发而怒气送之者,强所不然也。”凡此之类,虽欲违之,精色不从,威愕以明,虽变可知也。)

又有考志。考志者,谓方与之言,以察其志。其气宽以柔,其色检而不谄,其礼先人,其言后人,每自见其所不足者,是益人也。若好临人以色、高人以气、胜人以言,防其所不足,而废其所不能者,是损人也。(太公曰:“博文辩辞,高行论议,而非时俗,此奸人也。王者慎勿宠之也。”)

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饰其美、不隐其恶、不防其过者,是质人也。(又曰:与之不为喜,夺之不为怒,沉静而寡言,多信而寡貌者,是质静人也。议曰:太公曰:“朴其身头,恶其衣服,语无为以求名,言无欲以求得,此伪人也。王者慎勿近之。夫质人之中有如此之伪者也。”)

若其貌曲媚,其言谀巧,饰其见物,务其小证,以故自说者,是无质人也。(议曰:晏子云:“谗夫佞人之在君侧,材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诚于中者,必谨小诚于外,以成其大不诚。此难得而知也。荀悦曰:“察人情术,观其言行,未必合道,而悦于己者,必佞人也;观其言行,未必悦己而合于道者,必正人也。”此察人之情之一端也。)

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烦乱以事而志不惑,深导以利而心不移,临慑以威而气不卑者,是平心固守人也。(又曰:荣之以物而不娱,犯之以卒而不惧,置义而不迁,临货而不回者,是果正人也。议曰:孔子称:“取人之法,无取健。健,贪也。夫健之弊有如此者矣。”)

若喜怒以物而心变易,乱之以事而志不治,示之以利而心迁动,慑之以威而气恇惧者,是鄙心而假气人也。(又曰:若格易以言,志不能固,已诺而不决者,是情弱之人也。)

设之以物而数决,惊之以卒而屡应,不文而慧者,是有智思之人。(议曰:太公云:“有名而无实,出入异言,扬美掩恶,进退为功,王者慎勿与谋。夫智思之人,弊于是矣。”)

若难设以物,难说以言,守一而不知变,固执而不知改,是愚佷人也。(议曰:志士守操,愚佷难变。夫不变是同,而愚智异者,以道为管也。何以言之?《新语》云:“夫长于变者,不可穷以诈;通于道者,不可惊以怪;审于辞者,不可惑以言;达于义者,不可动以利。故君子闻见欲众而采择欲谨,学问欲博而行己欲敦。目不淫炫耀之色,耳不乱阿谀之辞。虽利以齐鲁之富而志不移,设以松乔之寿而行不改,然后能一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观其道业。”此其所以与愚佷异也。)

若屏言而勿顾,自私而不护,非是而强之,是诬嫉人也。(议曰:刘备以客见诸葛亮而贤之,亮曰:“观客色动而神惧,视低而忤数。奸形外露,邪心内藏。必曹氏刺客。”后果然。夫奸人容止,大抵如是。

何晏、夏侯玄、邓扬等,求交于傅嘏而不纳也。或怪而问之,嘏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何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也;邓玄茂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贵同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败衅,妒前而无功。以吾观此三人,皆败德也。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后皆如嘏言。夫妒者之行,有如此者。)

此之谓考志。

(《人物志》曰:“夫精欲深微,质欲懿重,志欲宏大,心欲嗛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堪物侄也,心小所以慎咎悔也。故《诗》咏文王:‘小心翼翼’,不大声以色,心小也;‘王赫斯怒’,以对于天下,志大也。由此论之,心小志大者,圣贤之伦也;心大志大者,豪杰之隽也;心大志小者,傲荡之类也;心小志小者,拘懦之人也。”)

又有测隐。测隐者,若小施而好得,小让而大争,言愿以为质,伪爱以为忠,尊其行以收其名。此隐于仁贤。(孙卿曰:“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言霸道者,何也?彼非本政教也,非服人心也,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桀耳,曷足称大君子之门乎?”)

若问则不对,详而不穷,貌示有余,假道自从,困之以物,穷则托深。此隐于艺文也。(又曰:虑诚不及而佯为不言,内诚不足而色亦有余,此隐于智术者也。《人物志》曰:“有处后持长,从众所安,似能听断者;有避难不应,似若有余而实不解者;有因胜情错失、穷而称妙,似理不可屈者。此数似者,众人之所惑也。”)

若高言以为廉,矫厉以为勇,内恐外夸,亟而称说,以诈气临人。此隐于廉勇也。(议曰:太公云:“无智略大谋,而以重赏尊爵之故,强勇轻战,侥幸于外。王者慎勿使将。”此诈勇之弊也。)

若自事君亲而好以告人,饰其见物而不诚于内,发名以君亲,因名以私身。此隐于忠孝也。此谓测隐矣。(《人物志》曰:“尤妙之人,含精内真,外无饰姿;尤虚之人,硕言瑰姿,内实乖违。而人之求奇,不以精微测其玄机,或以貌少为不足,或以瑰姿为巨伟,或以真露为虚华,或以巧饰为真实。”何自得哉?故须测隐焉。)

夫人言行不类,终始相悖,外内不合,而立假节以惑视听者,曰毁志者也。(《人物志》曰:“夫纯讦性违,不能公正,依讦似直,以计讦善;纯宕似流,不能信道,依宕似通,行傲过节。故曰:直者亦讦,讦者亦讦,其讦则同,其所以为讦则异;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则同,其所以为宕则异。观其依似,则毁志可知也。”)

若饮食以亲,货赂以交,损利以合,得其权誉而隐于物者,曰贪鄙者也。(太公曰:“果敢轻死,苟以贪得,尊爵重禄,不图大事,待利而动,王者慎勿使也。”)

若小知而不大解,小能而不大成,规小物而不知大伦,曰华诞者也。(文子曰:“夫人情莫不有所短:诚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足以为累;诚其大略非也,闾里之行,未足多也。”)

又有揆德。揆德者,其有言忠行夷,秉志无私,施不求反,情忠而察,貌拙而安者,曰仁心者也。有事变而能治效,穷而能达,措身立功而能遂,曰有知者也。有富贵恭俭而能威严,有礼而不骄,曰有德者也。(议曰:鱼豢云:“贪不学俭,卑不学恭,非人性分,处所然耳。”是知别恭俭者,必在于富贵人也。)有隐约而不慑,安乐而不奢,勋劳而不变,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有恭敬以事君,恩爱以事亲,情乖而不叛,力竭而无违,曰忠孝者也。此之谓揆德。

(桓范曰:“夫帝王之君,历代相踵,莫不慕霸王之任贤,恶亡国之失士。然犹授在凶愚,破亡相属,其故何哉?由取人不求合道,而求合己也。”故《人物志》曰:“清节之人,以正直为度,故其历众材也,能识性行之常而或疑法术之诡;术谋之人,以思谋为度,故能识策略之奇而或失遵法之良;伎俩之人,以邀功为度,故能识进趋之功而不信道德之化;言语之人,以辩析为度,故能识捷给之慧而不知含章之美,是以互相非驳,莫肯相是。凡此之类,皆谓一流。故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材矣。”又曰:“夫务名者不能出陵己之后,是故,性同而材倾,则相援而相赖也;性同而势均,则相竞而相害也。此又同体之变,不可不察也。”)

夫贤圣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识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又曰:夫天下之人不可尽与游处。何以知之?欲观其一隅,则终朝足以识之;将究其详,必三日而后足。何谓三日而后足?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然则何以知其兼偏而与之言乎?其为人务以流数,抒人之所长,而为之名目。如是者,谓兼也;好陈己善,欲人称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谓偏也。)是故,仲尼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仁者爱物,蔽在无断;信者露诚,蔽在无隐。此偏材之常失也)。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无信,以明为似之难保。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率此道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译文】

我听说领导将帅的原则是,一定要了解手下英雄的内心世界。然而,人不容易了解,了解人不容易。汉光武帝刘秀是很善于听其言知其人的皇帝,但却被庞萌迷惑;曹操是明察将士的高手,还是给张逸骗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事物之表面现象相似但实质不同,是很容易迷惑人的。所以目空一切的人看样子很聪明其实并不聪明;愚蠢得可爱的人看上去象个正人君子其实不是君子;鲁莽的人好象是很勇敢的人其实不是。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大多给人一种颇有智慧的印象,亡国之臣往往表现出忠心耿耿的样子。混杂在禾苗里的莠子在幼苗时期与禾苗几乎没有区别;黑牛长上黄色的花纹很象是老虎;白骨象是象牙;色泽象玉的石头很容易与玉石混淆。这都是似是而非的事物以假乱真的情况。

宋镏尽匪担骸八嫠姹惚阈砼档娜烁说挠∠笪怂欤导噬险庵?

人却少有信用;什么事都要插一手的人好象多才多艺,一旦要他拿出真本事就会露馅;锐意进取的人似乎精诚专一,可是这种人的热情不会持久;吹毛求疵的人好象是很精明,实际上只能添麻烦;动不动答应给人这样那样的好处的人好象乐于施惠,但是这种人常常说了不算;当面百依百顺的人貌似忠诚,然而这种人大多是阳奉阴违之辈。这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典型现象。也有似非而是的情况。大政治家看似奸诈,却是能成就大事业的人;有大智慧的人看似痴愚,然而其内心却一片空明,聪明盖世;博爱的人看似虚幻,其心胸实际上非常宽厚充实;正直无私的忠言虽然听了让人不高兴,但其情感却是出自一片至诚。人世间诸如此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现象,如果不是天下最精明的人,谁能分辨得清呢?”]

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知人比知天还难。天还有春秋冬夏和早晚,可人呢,表面看上去一个个都好象很老实,但内心世界却包得严严实实,深藏不露,谁又能究其底里呢!有的外貌温厚和善,行为却骄横傲慢,非利不干;有的貌似长者,其实是小人;有的外貌圆滑,内心刚直;有的看似坚贞,实际上疲沓散漫;有的看上去泰然自若,迟迟慢慢,可他的内心却总是焦躁不安。”姜太公说:“人有看似庄重而实际上不正派的;有看似温柔敦厚却做盗贼的;有外表对你恭恭敬敬,可心里却在诅咒你,对你十分蔑视的;有貌似专心致志其实心猿意马的;有表面风风火火,好象是忙得不可开交,实际上一事无成的;有看上去果敢明断而实际上犹豫不决的;有貌似稀里胡涂、懵懵懂懂,反倒忠诚老实的;有看上去拖拖拉拉,但办事却有实效的;有貌似狠辣而内心怯懦的;有自己迷迷糊糊,反而看不起别人的。有的人无所不能,无所不通,天下人却看不起他,只有圣人非常推重他。一般人不能真正了解他,只有非常有见识的人,才会看清其真相。”凡此种种,都是人的外貌和内心不统一的复杂现象。

[南北朝时的政论家桓范说:“如果贤惠和痴愚的不同,像葵花和苋菜那样容易区别,那还有什么不好辨认的呢?可是贤惠和愚劣却像莠与禾苗一样,常常似是而非,那就难办了。”战国时哲学家杨朱在《法言》中说:有人问到知人之难时说:“人和人的区别如果像泰山与蚂蚁,河海与小水洼一样,那太容易分辨了!可是如果要区别大圣与大奸,就太难了!鸣呼,只有把似是而非的现象辨别清楚后,才可以说知人不难的话!”]

知人难,但不是不能知。我们的古人对如何彻底了解一个人总结出许多非常实用的方法。下面就是作者的介绍和归纳。

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语言的表达能力,可以向他隐晦含糊地突然提出某些问题;连连追问,直到对方无言以对,可以观察一个人的应变能力;与人背地里策划某些秘密,可以发现一个人是否诚实;直来直去地提问,往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德如何;让人外出办理有关钱财的事,就能考验出是否廉洁[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钱财交给他,由他支配,可以观察他是否仁义,或者让他面临有利可图的事情,也可以看出他是否廉洁];用女色试探他,可以观察一个人的贞操[或者让他呆在令人兴奋的美女身边,就能知道他是不是一个yín乱的人];要想知道一个人有没有勇气,可以把事情的艰难告诉他,看他有何反映[或者突然告诉他危险在即,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勇气;或者猛地恐吓他,看他是否有特别之处];让一个人喝醉了酒,能看出人的定力[有人用让人醉酒的方法来考验一个人会不会乱性]。

《庄子》说:“派人到遥远的地方办事能知道一个人是否忠诚[或者说有没有贰心];而在跟前办事则能观察出他是否尽职[还有一种说法是近在身边与他亲昵,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一个轻薄无仪的人];一个劲让人做繁杂的工作,可以看出他有没有临烦不乱的才能[或者说调理烦杂事务的本事];突然间向一个人提问可以观察其机智[或者与之共同策划来看他的智力。姜太公说:有连续不断之应变能力的人是有谋略的人]。可以用仓猝间和一个人约定的办法来观察他是否守信用[太公说:办事过程中不向你隐瞒消息,就可以称作有信用]。使一群人杂然而处,看某个人的神色变化,就能发现其人的种种隐情[或者让人随便看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观察出他对什么事情是坚持不变的]。”《吕氏春秋》说:“仕途顺利时看他所尊敬的人是谁;显达的时候看他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或者在一个人青云直上时要看他提拔的是些什么人];富裕的时候要看他所抚养的对象[或者看他帮助些什么人。太公说:富贵了仍然那么朴素诚恳,就叫做仁]。听其言,观其行,可以知道一个人是否仁善;看一个人经常接近些什么东西就能知道他的爱好[或者通过观察一个人的居室,就能大致估计出他的亲朋好友是些什么人,志向如何];经常接近一个人要体味他说话的真义[是否谈论仁义道德];一个人倒霉、穷困时要看他不喜欢什么东西[或者看他不敢做的是什么,会不会做坏事];贫贱时要看他不爱做什么事,这样就能看出他有没有骨气;在一个人高兴时能检验出他是否有自制力或者是否轻佻;快乐时能检验出他的嗜好是什么或是否俭朴;让人发怒可以考验他的本性优劣[或者用仇人触怒他,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个记仇的人];让人悲伤能知道一个人是否仁爱,因为宅心仁厚的人见别人悲哀也会与之同哀;艰难困苦可以考验一个人的志气或是否有随遇而安的修养。”《经》书说:“受重用、宠爱的人,要看他会不会骄奢淫逸[姜太公说:富贵而不骄奢的人有仁义];被当权者疏远、闲置的人,要看他会不会背叛或有什么越轨行为;荣贵显达的人,要看他是不是见人就夸耀自己,显得了不起;默默无闻的人,看他是不是有所畏惧;青少年要看他能不能恭敬好学又能与兄弟和睦相处。[《人物志》说:“从小聪慧的人,在小时候就能有所表现。所以说,文才本于辞藻丰富,辩才始于口齿灵俐,仁爱出于慈善怜恤,好施生于大方,谨慎生于畏惧,廉洁起自不拿别人的东西。”]壮年人,要看他是否廉洁实干,勤恳敬业,大公无私;老年人,要看他是否思虑慎重,各方面都衰退了,身体精力都不济了,是否还要拼命挣扎。父子之间,看他们是否慈爱、孝顺;兄弟之间,看他们是否和睦友善;邻里之间,看他们是否讲信义;君臣之间,看君主是否仁爱,大臣是否忠诚。”[姜太公说:“给他权力但不变心的才是忠。”]这些用以识别人的方法叫“观诚”。

[傅玄说:“知人的难处,最难的是辨别真伪。如果一个人的修养是源于道家,他就会言谈自然,崇尚玄妙虚无;如果是出自儒家,一开口就是礼仪制度,崇尚公平正直;如果是出自纵横家,就好谈论权力、机变,崇尚改革、变法。诸子百家各有不同的追求,各有不同的长处。分辨他们的不同,这不是我们所说的知人之难。当一个人静默不动的时候,怎样才能知道他将如何行动?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怎能知道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在他从政的时候,会做出怎样的业绩?在他赋闲的时候,他的学识如何?这四种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仔细观察,总能发现他们的不同。所以这也不是我们所说的难处。

我们所说的难处是,有的人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阴谋奸诈找理论根据。看风使舵,八面玲珑,受了侮辱却标榜自己如何如何品德高尚;贪得无厌却满口清正廉洁;残害众生却偏说自己多么仁慈;怯懦无能却说自己英勇非凡;为人奸诈却要信誓旦旦;淫荡好色偏偏装出坚贞不二的样子。凡此种种的伪君子,都有一套以假乱真的技巧,会花样翻新地迷惑人们的视听。这在普通百姓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然而对于当权者来说,却是最为痛恨、忌讳的。有德行的人,力求使自己的心灵纯洁虚灵,虚心平和地待人,任凭外界人欲横流,但永不动摇端方正直的立身总则。明白了这些,才算明白了最正确的观察人的方法。百家九流,都有他们一贯坚持的原则。内心有了正确的观察人的方法,对外坚持原则,那些千方百计伪装的奸险小人就无处藏身了。空头高调谁也会唱,但只要以实践检验其实质,那么是非正误马上就暴露无遗了。”

因此之故,韩非子说:“在人们都睡着的时候,就无法分辨谁是盲人;当人们都不说话的时候,就无法知道谁是哑吧。醒了之后让他们看东西,提出问题让他们回答,哑吧和盲人就无法隐瞒了。看口齿,观毛色,即使是最优秀的伯乐也看不出哪个是好马,只要让马驾车奔驶,就是不善相马的奴仆臧获也能辨别是好马还是驽马。从一把宝剑表面的颜色和铸锻的纹理去鉴定,就是善观剑的欧冶子也未必知道好坏,只要在地上宰狗杀马,水里斩截蛟龙,即使是蠢人也能分辨剑的优劣。由此可见,能够明白通过实践考查事情、人物的真伪,是最高明方法。”]

《人物志》说[由血和气构成血肉之身的生物无一不是由阴阳和合而确定其性质,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其形体。因此人的身体也是可由这五种物质表示: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这都是五种元素在人身上的体现。五种物质的实体,各有各的功用]:“骨骼坚硬而柔和,本性就坚强刚毅。

坚强刚毅是仁爱之本质表现[木的本质低垂而阴湿,本质不刚毅,就不会构成仁的本性];气质清朗而高洁,就是有文理。文理是礼的基础[火的本性是能照亮万物,所以是礼的基础。基础没有文理,就无法成为礼];形体端正而坚实,就是坚贞安定。这是信的根基[万物皆由土生,这是信的根基。根基不坚固,就不能成为信];筋脉强劲而精纯,就是勇敢。勇敢是义的前提[金能削切,所以是勇的前提。前提没有勇气,义就不能成立];态度平和而爽快,这是通晓幽微之理的条件,通晓幽微之理是智慧的本质[水流通畅,是智慧的源泉。源流不能无处不至,就难以成为智慧]。人的这五种属性是不可变更的,所以称之为五常。因此说,只有劲直但不柔软就是僵直[木性太僵直就枯干,就将丧失其本色];强劲而不精纯就是徒有死力[用死劲扛鼎就会压折腿骨,这是因为不会用用巧劲的缘故];光是坚定但不端正就是愚钝[只考虑对自己有利,自以为是,就会陷入痴愚戆直];有血性但不精纯就会放纵[说话不清楚,不顺畅,就会过火而坏事];性格开朗但心气不平和就是放荡[好表现自己聪明,无拘无束,放荡不已,就会失去自己]。然而,性情坦荡还是猥琐的本质取决于神[人的神主宰着智,所以神气平和的人,气质上也显得平和;神气猥琐的人气质也不佳];聪明还是愚昧取决于精[精是心的根本,精气清爽心地就明快;精气浑浊心智就愚昧];勇敢或怯懦取决于筋脉[筋脉是气魄的基础,筋脉强就显得有气势,弱就显得怯懦];坚强或懦弱的根源在于骨质[骨骼是人的质地的关键,所以骨植粗壮就显得强悍;骨植纤细就显得懦弱];急躁还是宁静取决于气[气是决断的基础,气盛就急躁;气平则宁静];由面部的气色可以发现一个人的苦乐[气色是精气的外现,所以内心悲惨就脸色憔悴;心情愉悦就显得容光焕发];悲伤还是严肃会在仪表上反映出来[仪表是形体的外在表现,身体有了毛病,仪表就显得疲惫;身体肃穆,仪表也显得端正];态度的变化表现在脸上[表情是内心活动的标签,内心悲哀表情也悲哀;内心镇静表情也适度];和缓、急躁的情绪会在言谈中流露出来[言为心声,宽恕必然言语平和;心急必然语快]。

“如果是心性质朴纯洁,怡淡平和,内心聪慧,外表开朗,精力充沛,声音清雅,颜色和悦,仪表高洁,容颜端方,这乃是具有纯粹之品格的象征啊!”

《人物志》还说:“人有精气,精气如果是内在实有,就一定会表现出来。因此,心气粗糙的人,他的声音就会沉重而散漫;心气周详谨慎的人,他的声音就显得平和而有节制;心气鄙陋乖戾的人,他的声音就粗犷;心气宽缓柔顺的人,他的声音就温和圆润。讲信义的人心气柔和平易,讲义气的人心气从容不迫,和气安详的人心气简易随和,有勇气的人心气雄壮奇绝。”

用这种方法来观察人,叫做“听气”。

[因为声音处在一个实体中,阴阳二气产生物质,物质就会生出声音。声有刚柔清浊,听声音,体察发声之物的气质,再思索其目的,对其内心活动就可以有所了解了。]

要想了解一个人,还可以用“察色”之法。

察色所以能知人,是因为人的心气虽然隐藏在内心深处,但可以通过人的脸色去把握它。真正聪慧的人一定会表现出难以言说、无法穷尽的神色[还有一种说法:真正聪慧的往往流露出明朗、坦然的神色];真正仁厚的人一定具有值得尊重的神色[或者说有温柔的神色];真正勇敢的人一定具有不可威慑的神色[或曰自负奋发的神色];真正忠诚的人一定具有一种耐人寻味的神色;真正高洁的人一定具有难以玷污的神色;真正有节操的人一定具有值得信任的神色。质朴的神色浩气凛然,坚强而稳重;伪饰的神色优移不定,让人烦燥不安。这就叫做“察色”。

[《人物志》说:“心地光明正直的人,他的仪容显得强劲而宁定;心地平和的人神态也安闲自在。一个人的仁爱之心到最纯粹的时候,就会显得正直而端庄;勇敢到了极至的时候,神色就显得骠悍而刚强。心有忧患,神色一定疲乏而枯槁;身有疾患,就显得篷头垢面;喜色让人愉快;怒色眉横目竖;心中困惑不解,神色就莽莽撞撞,反复无常。所以,如果一个人说得非常动听,而表情与言语却不协调,心中一定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如果一个人语无伦次,可是底气十足,神色又很诚恳,那是因为他不善言辞,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疑的用心;没有说话就怒形于色的,是因为太愤怒了;言语和怒气同时喷发的,是这人急于要强迫别人改变他认为不对的事情。凡此种种,虽然当事人想竭力遮掩,但内心的真实活动与外在的对应表现却总难随意支配。即便是受到了威吓或惊恐,临时改变他的面孔,仍然骗不了人。”]

除了“察色”,知人之法还有“考志”一说。

“考志”的办法是通过与对方谈话来考核他的心志。如果一个人的语气宽缓柔和,神色恭敬而不谄媚,先礼后言,常常自己主动表露自己的不足之处,这样的人是可以结别人带来好处的人。如果说话盛气凌人,话语上总想占上风,想方设法掩盖自己的不足,故意掩饰他的无能,这种人只会损害别人。[姜太公说:“夸夸其谈,抬高自己的为人,喜欢高谈阔论,非议时俗的人是奸险的人。作君王就提高警惕,不要宠信他。]如果一个人的神情坦率而不轻慢,言谈正直而不偏私,不掩饰自己的美德,不隐藏自己的坏处,不防备自己的过失会使自己被动,这是质朴的人。[姜太公还说:“给他好处不因此而高兴,不给他好处也不因此而恼恨,沉静而寡言,多守信用但不在外表上炫耀,这是淳厚而宁静的人。”太公说:“不打扮,不修饰,篷头垢面,破衣烂衫,讲的是清静无为,求的是功名利禄;说是无利无欲,实际上贪得无厌,这种人是伪君子。君王千万不能亲近这种人。那些貌似质朴的人中就有这种伪君子。]如果一个人的神情总是讨好别人,他的言谈竭尽阿谀奉承,好做表面文章,尽量表现他微不足道的善行,因此而自鸣得意,这种人是虚伪的人。[晏子说:“如果君王的身边尽是些好进谗言的奸佞之辈,他们会施展出非常的才能,以获取君王的恩宠。心中隐藏着极大的不诚实的人,会把小小的诚实表露出来,以便成就其居心叵测的目的,这种人是最难察知的。”

荀悦说:“观察人的技术是如果发现一个人的言行并不合乎道义,但他很会讨人欢喜,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奸佞之徒;如果其言行虽然不一定能让自己高兴,但却合乎道义,这样的人必然是正人君子。”这也是知人的一种办法。]

假如一个人感情的喜怒不会因外界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来;乱七八糟的琐事虽然使人心情烦乱,但心志不被迷惑;不为厚利的诱惑所动;不向权势的威胁低头,这种人是内心平静、坚贞不屈的人。[还有一种说法:得到足以使人荣耀的财物但不高兴得手舞足蹈,猛地惊吓他也不恐惧,坚守着正义而不见异思迁,面对财宝心不动摇,这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孔子择取人的方法是这样:不取强行进取的人。强行进取就是贪。贪取的流弊竟然如此之大!]

如果由外在事物的变化而或喜或怒;因事情繁杂而心生烦乱,不能平静;见了蝇头小利就动心;一受威胁就屈服,这种人是心性鄙陋而没有血气的人。[如果设法说服一个人,他在动听的言辞诱惑下意志动摇,已经答应又犹豫不决,这种人是感情脆弱的人。]如果把一个人放在不同的环境中都能果断地处理事情,以无穷的应变能力面对猝然的惊扰,不用文彩就能表现出灵秀,这是有智慧、有头脑的人。[姜太公说:“有名无实,在家里和在外面说的话不一样;宣扬自己的善行,掩饰自己的不足,当官和归隐都是为了功名。作君王的千万不能和这种人同谋大事。”有智慧有头脑的,其弊端也恰恰在这里。]假如一个人不能适应各种变化的情况,又不听人劝说,固守一种观念而不懂得变通,固执己见而不懂得改正,这是愚钝刚愎的人。[志士坚守节操,愚蠢刚愎的人不知变通,从表面上看,在坚持自己的观念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实际上一个表现了智慧,一个表现了愚蠢。为什么这样说呢?西汉陆贾写的《新语》中讲:“善于应变的人无论对什么样的诡诈都有办法应付;通达事理的人对任何怪异的事都不会惊慌;善于辨别言辞真义的人,任何花言巧语都不会使他上当;秉性仁义的人不会为利而动摇。所以一个君子的特点是虽然竭力使自己博闻多见,但是他对所闻所见的择取却非常谨慎;学问虽然非常渊博,但其行为却很忠厚质朴;五彩缤纷的颜色不能玷污他的眼睛,甜言蜜语不能扰乱他的听觉;把整个齐、鲁的财富给他也不能动摇他的志向;就是让他活上千年,其高尚的品行也不会改变。在这一原则的前提下,他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道义,保持自己的节操,推进事业的成功,建立不朽的功勋。观察对待道德、事业的不同,就可以发现有智慧的人与愚蠢的人之根本区别了。”]

如果别人说什么也不听,自私自利,毫不掩饰,强词夺理,颠倒黑白,这种人是好诬陷他人、嫉妒他人的人。

[这里可以举例说明一下。

有一次刘备让一个客人去见诸葛亮,并说这个客人很不错。诸葛亮见过后对刘备说:“我观察来客的言谈举止,神情游移畏惧,低着头好几次显示出桀骜不驯的样子,外露奸俭,内藏邪恶。此人必是曹操派来的刺客。”后来果然证明了诸葛亮的预测。一般奸佞之徒大抵都是这样。

西晋时的何晏、夏候玄和邓扬等希望与傅嘏交好,遭到了傅嘏的拒绝。

有人感到奇怪,问傅嘏为什么。傅嘏回答说:“夏候玄志大才疏,徒有其名而无真才实学;何晏说起话来玄虚邈远,其实内心急功近利,喜欢辩论但没有诚意,这种人是所谓利口亡国之人;邓扬貌似有为,实际上有始无终,既要贪求名利,内心又没有一个自我约束的尺度。抬高与他意见相同的人,嫌恶与他志趣不同的人。整天滔滔不绝,对于贤能心怀嫉恨。言多伤人,易起争端;嫉贤就会失去亲近的人。依我看,这三个人都是道德败坏之辈。离他们远远的还怕招惹祸患,便何况与之亲近呢!”后来这三个人的结局与傅嘏说的一模一样。嫉妒他人者的下场就是这样。]

以上知人的办法,就叫做“考志”。

[《人物志》上还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它说:“有修养的人,总是努力做到精神要深沉悠远,气质要美好凝重,志向要远大,心态要谦虚谨慎。只有精神幽微才能进入神妙的境界,只有修养美好才能尊崇道德和品操,志向远大才能担负重任,谦虚谨慎才会时时警惕。正因为此,所以《诗》中歌颂文王‘小心翼翼’,意思是说,连讲话都不敢大声,是因为小心谨慎的缘故;‘王赫斯怒’,意思是说,文王有胸怀天下的大志。”由此而论,心小志大的人,是可以与圣贤比肩的人;心大志大的,属于豪杰一类;心大志小的,是不知天高地厚、放荡任性的狂妄之徒;心小志小的,是庸庸碌碌、怯懦无为之辈。]

还有用探测人的内心世界的办法来认识人的,称之为“测隐”。

所谓测隐的意思是,看一个人,如果发现他要吃小亏而占大便宜,让小利而争大得,言语恭顺装作者实,假装慈爱以充忠诚,小心翼翼地做事以博取好名声,这就是用仁爱贤惠来包藏祸心的人。[荀子说:“孔子门中的孩童都以谈论霸道为耻辱,为什么呢?霸道之类的学说不合他们的正统教育,不能让人心悦诚服,是一种披着仁义的外衣。以谦让为幌子而驱使人争名夺利的伪真理,是势利小人争雄称霸的工具。这样的学问,怎么配得上伟大人物的门徒去谈论呢!”]

考查一个人时,如果向他提问他不回答,详细追问他又含糊其辞;外表让人感到很有学识,打着传播真理的幌子放纵自己;为环境所困时,一旦没招就故作深沉。这是借学识理论来藏匿其良苦用心的人。[还有一种说法是:

有的人思想本身就不老实,却以沉默不言来掩饰;本来没有诚心,但在神情上却装得诚恳之至。这是用智谋来伪装的人。《人物志》说:“有的人特别善于甘居人后,安安隐隐的随大流,表面上很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做事果断;有的人善于不动声色地回避困难,好象是胸有成竹,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办法;有的人善于趁别人工作中的成功、失败或一筹莫展的时候,绽开生花妙舌,说得头头是道,使别人理屈辞穷。凡此种种,人们最容易被迷惑欺骗了。”]

观察人时,如果他大唱高调以示廉洁,装作雷厉风行给人造成他勇于作为的假像,内心恐惧却在虚张声势,屡屡自我矜夸,狐假虎威,盛气凌人,这是用廉正和英勇来包藏私心的人。[姜太公说:“没有超人的智谋,只因为贪求重赏和官位而逞强好胜,轻率请战,抱着侥幸的心理想在战场上达到个人目的。作君王的千万不能让这种人领兵。”这就是假装英勇的弊端。]

若事奉君主或双亲时,喜欢向人炫耀他如何如何忠诚、孝顺,好做表面文章,其实并没有忠孝的诚心,打的旗号是事奉君亲,真实目的却是为博取美名,这就是用忠孝来达到个人目的的人。[《人物志》说:“最为高妙的人内心的清纯精神充沛饱满,形象、仪表毫不修饰,内心和外表的美好一任自然。最为虚伪的人总是大唱高调,刻意塑造形象,心里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可是人们的普遍心理是追求新奇,不善于用精微的洞察力发现其中的奥妙,或者还会因为形象不够理想而遗憾,或者只看其仪表非凡就把他当作伟大人物,或者把真情流露误以为华而不实,反而把巧妙的伪装当作真实。”

怎么才能得知一个人的真面目呢?这就需要“测隐”。]

也可以通过为人处事的方式来考查一个人。

如果一个人言行不一,开始和结束背道而驰,内心和外表不相符合,假立名节以迷惑他人耳目,这叫“毁志”。[《人物志》说:“真正的人品不端与人性是相抵触的,对人对事都永远不会公正。按照这种心性行事,看上去仿佛很直率,实际上只能互相攻讦,好人受气;真正的宕拓不羁表面上很率直,但是永远不能走上正道,依照这种性情行事,似乎很痛快,然而其行为狂傲,必将违背礼节。所以说,直率的人和狂放的人在揭人短弊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出发点则不同。明快的人和放浪的人在率性自然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本质却不同。考查其出发点是不是相同,就可以知道“毁志”的含义是什么了。”]

如果一个人与别人因吃吃喝喝而相亲,因行贿送礼而结交,以损人利己而臭味相投,一旦有了权力和名誉就把感情隐藏起来,这种人就是贪婪而卑鄙的人。[姜太公说:“假如一个人不是为了事业,而是为了升官发财、飞黄腾达,就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只要有利,就闻风而动。这种人作君王的千万不要使用。”]

如果有人只有一些小聪明而没有大学问,只有小能耐而不能办大事,只看重小利益而不知大道理,这就叫做虚假。[老子的学生文子在其《文子》一书中说:“每个人都有其短处,只要大节不坏,就应该肯定;人有微小的过失,不应因此而背上包袱,但是如果大节不好,就要否定。愚夫愚妇的行为,不值得去赞扬。”]

谋略奇书《反经》:容纳诸家说正统,反讲谋略通古今

知人还有“揆德”之法。所谓“揆德”,就是用估量一个人的品德的办法来判断人。

如果一个人言语忠实,行为稳重,由于意志坚定而大公无私,做了好事不求回报,内心忠厚而明察,其貌不扬但性情安静稳健,这是宅心仁厚的人。

如果一个人遇有突发性变故而能卓有成效地处理,身处穷困之境而能奋发向上,进身立功能够如愿,这是有智慧的人。如果一个人富贵显赫之后仍然恭敬勤俭而不失威严,对人彬彬有礼而不骄横,这是有福德的人。[三国时魏人鱼豢说:“贫穷的人无须学习俭朴,卑贱的人无须学习谦恭,这不是人性的不同,而是人的处境决定的。所以要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俭恭,必须在富贵人身上才能鉴别出来。”]有的人处在简陋清贫的状况下而无所畏惧,处在安乐富裕的情况下而不奢侈,功劳卓著而不反叛,高兴或愤怒时都很有节度,这是有操守的人。有的人恭恭敬敬地事奉君王,恩恩爱爱地孝敬父母,与人感情不和但决不背叛,竭尽全力也始终不渝,这是忠孝的人,这就叫做“揆德”。

[桓范说:“历代帝王都羡慕成就王图霸业的人能任用贤能,惋惜亡国的人失去了人才。然而他们依然要任用那些凶险愚顽的奸臣,结果国破家亡的事连绵不绝。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择人不看是否合乎道义,只求意气相投。《人物志》说:‘高风亮节的人,以正直为标准,所以虽然阅人无数,也能依照其人品、德行是否合乎伦常而用人,对于其法术是否诡诈持怀疑态度;推崇谋略的人以计策是否高明为标准,所以能够鉴别策略的奇特还是平庸,但是往往违背了对正确法度的遵循;玩弄权术的人以是否能立功为标准,所以能够看清进退的效用,但是不明白道德的教化作用;讲究口才的人以能否折服别人为标准,所以能够把握辩论的技巧,但是不明白文彩的内在美质,因此互相争辨但都不服输。凡此种种,都属于人才中的一流。

同一个档次的才能看清对方的长处。要想做到诸长皆备,无所不通,就必须广聚众才。’”

桓范又说:“追求名声的总是不甘人后,因此对心性相同而才情稍差的就互相帮助,互相依赖;但是如果心性虽同而旗鼓相当的,就会互相竞争,彼此伤害。这又是同气相求的一个变数,不能不详加考较。”]

圣贤最赞赏的是聪明,聪明者最注重的是知人。能知人识才,各种人才就会都有合适的位置,小事大事就都能办好。

[还有一种说法:我们不可能和天下所有的人交游相处,如何才能知道与准相处最好呢?如果要了解一个人的某一方面,有一天就够了。如果要全面了解,最起码也得三天。为什么是三天呢?能做国家柱石的人,必须兼备三种才能,所以说不谈三天,就不能全面了解他。第一天要用来谈道德;第二天用来谈法制;第三天用来谈谋略。然后才能尽显他的长处以便举荐他。但是,又凭什么知道他是全才还是偏才以便与他交谈呢?如果他在为人上务求与他人相容,不断他讲别人的长处并为之寻找相应的理由,这种人就是全才。

如果是喜欢光讲自己的优点,希望别人赞赏他,而不愿看到别人的长处,这种人就是偏才。]

所以孔子在教导弟子们时提出“六蔽”[仁者爱人,蔽在优柔寡断;信者坦诚,蔽在不善保密,等等。这是偏才最容易失误的地方]的说法,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偏才的失误。指出狂敖与耿介的偏失,以疏导有偏执拘谨或高做刚直之缺陷的人才;痛斥空泛而无信的流弊,向人们提醒那些似是而非的人是无法信赖的;明察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所在,考究他所作所为的动机,借以了解他的日常行为。依照这样的原则和办法去观察人,无论他是怎样的人,又怎么能伪装、掩饰得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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