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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苏州和它的英雄们——聊聊《五人墓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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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苏州和它的英雄们——聊聊《<a href='https://www.som88.net/tags/wurenmubeiji_11910_1.html' target='_blank'>五人墓碑记</a>》

(一)东林党

五人墓埋葬的是明朝天启六年(1626年),苏州民变中死去的五个人: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

那么苏州民变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得从明代的东林党说起。

东林党得名于东林书院,东林书院是北宋学者杨时讲学的地方,位于江苏无锡。明代万历年间,顾宪成等人修复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安希范、刘元珍等人在这里讲学。

当时有八个人,号称东林八君子,这帮人,不仅仅是讲学,因为当时明朝政治形式已经很危急了,他们就常常议论当时政治,有志之士,当然就被吸引过来,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为了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不过这个政治派别,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党是要有固定的章程,有严格的组织形式。他们只是政治见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动中经常在一起相互支援的一批人。

他们主要的政治主张有三条:

第一是要求改变宦官专权的局面,政事要归于六部官员,社会舆论要归于言官。

第二是反对皇帝收税,主要反对收工商税。

第三是要求科举考试要按照个人才能录取,反对各种科举舞弊和照顾政策等。

(二)明朝的宦官

明代为什么会有宦官专政呢?

这个说来也话长,其实朱元璋在明朝立国的时候,很是吸取前代教训,是有一系列制度来预防的。

比如说以前有宦官专权,朱元璋就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以前有外戚专权,朱元璋就规定明代的后妃,必须是平民小户人家的。以前有宰相专权,朱元璋索性废了宰相,大权全部揽在自己手里。

但是大权独揽的日子并不好过。你想,诺大的国家,一睁开眼睛,甚至睡梦中,各种奏折就雪片似的飞来,都要你决断,且不说怎么处理,光听汇报,都能把人听到头大。据《明实录》里说,朱元璋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直到日落西山才回宫,而且就是睡觉的时候,他也经常失眠,有时候忽然思考到某件大事,猛地就醒了,披衣起床,把白天需要处理的国事写下来,天亮后一件一件落实。甚至吃饭的时候,猛然想起什么事情,赶紧随手找个纸条写下来,贴在衣服上,以至于召见大臣的时候,他的衣服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纸条。

据《明实录》统计,朱元璋曾经在连续八天里,处理各种奏折一千六百件。明代奏章,一份至少一千字,这一千六百份奏章,一共说了三千两百件事情。而且,这一百多万字,不是你蜻蜓点水的浏览,而是要认真推敲,要思考,要拿出解决方案,就像你每天要做二十万字的阅读理解题,还都要保证不出错。

我们比较一下,一套高中课本,按人家朱元璋的速度,一天就都看完了。你们得学三年,知道为什么你当不了皇帝了吧。

朱元璋精力过人,打小做苦工锻炼出来的,喝几口白菜汤就能提刀上阵。这可苦了他的子孙们,皇子皇孙都是娇养长大,哪里受得了几十年如一日这种高三复习备考的节奏?

时间长了,明朝后来的皇帝就想出各种办法来分担自己的责任。比如成立内阁,任用内阁学士。但是内阁学士也是科考上来的,也与外臣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官僚体系,跟各种权贵阶层勾结,都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不见得跟皇帝一条心。

内阁的势力大,皇帝也得再想办法寻求制衡的力量。四下看看,孤家寡人,哪里有纯臣?只能培养一些身边的太监来帮忙处理政务,最开始是皇帝口述太监记录,再后来就把政务直接交给太监。

而臣子是不能容忍太监的权力居然凌驾于自己之上,两派相互攻击。

而在内阁大臣和太监之间,皇帝会更信任太监一。太监是无根之人,一身荣辱全系在皇帝身上,对皇帝更忠诚,皇帝也觉得更好控制。所以到明朝末年呢,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当然你也可以这么理解,臣子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客观上,皇帝需要这么大权力的宦官来制衡官员。

(三)一切都是因为钱

到了明朝末年,这个情况更加严重,因为政局是危机四伏。吏治不可救药的腐败,满族在境外虎视眈眈,再加上小冰河气候的天灾,瘟疫,帝国的天空飘满阴霾。

要解决这一切危机,得有一个根本的前提,那就是——钱。就跟现在公司出了危机,如果有一大笔资金注入,就能够得以缓解,腾出手来逐个处理问题。官员为什么腐败,明代的公务员工资是历代最低的,怎么保家卫国呢,没有军饷谁给你卖命?天灾粮食歉收,没有钱怎么救济灾民?

那钱从何来?

农业社会,朝廷主要收入就是田税和人头税,而天灾农民都吃不饱,哪里交得起税?

那么还有谁有钱?——商人和大地主。而在江南地区,这两者还是合流的。

皇帝一声令下,收税,收各种工商税,茶叶税、矿税、丝绸税……

而皇帝派往各地收税的主力军就是太监。

但让这些江南富豪乖乖交税,那是,不可能的。他们赚了钱,但是不想交钱。就是你明朝政府替我维护和平的外部环境,替我管理有序的内部环境,让我毫无后顾之忧的赚钱,但这些成本我都不想承担,赚到的钱都是我的,想让我交税,没门。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江南富豪选择在朝廷安插自己的代理人,这批代理人,就是我们开篇说到的东林党。

我们大都知道东林党主要是跟阉党,也就是太监集团做斗争,实际上,明末党争极其复杂。明代实行的就是分省录取,这样呢,就使得每个省的人自然形成一个个小团体,朝廷官员按籍贯划分的几个“党”,有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还有浙江人的浙党等等。

不光东林党不是一心为朱家的纯臣,别的党也一样,背后也要代表别的利益集团。这你也就明白为何皇帝不能相信和依靠臣子,而更愿意使用太监了。

东林党呢,主要是后来文学成就比较高,占据了话语权,好像明朝历史上就只剩下东林党一股清流,跟万恶的阉党做斗争似得。其实呢,各党之间的混战,很复杂。

(四)利益,都是利益

我们再来看东林党的政治主张:

东林党反对收税,打的旗号要藏富于民,不能涸泽而渔。实际上呢,东南富豪比皇家可富有多了,皇帝是真没钱,辽东催兵饷,灾民等救济,皇帝也苦得不得了。魏忠贤当然干了不少坏事,但魏忠贤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收税,给皇帝搞钱。这是魏忠贤深受信任和重用的根本原因。

东林党反对宦官专权,意思是,权力应该是我们这些臣子的。皇帝当然不干,宦官的权力就是皇帝的权力,但权力给了你们东林党,你们只会维护江南富豪的利益,才不会管我老朱家的利益。

东林党科举考试要按照个人才能录取,反对各种科举舞弊和照顾政策等。其实主要反对的是分省录取。因为各地教育水平不同,所以在科举考试录取的时候呢,虽然是都考同样的试卷,但是分省录取,就是每个省有一定的名额,按省内的名次来录取。这样呢,一些科考大省,比如江南地区,科举竞争就非常激烈,江南士子觉得自己比那些西北人学问高多了,但是还是录不上,比照今天的高考我们很容理解。所以他们的诉求就是,全国一张卷,按照实际分数全国大排名录取。而国家的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你们江浙一带人考试太厉害了,要按你们的想法,那其他地区的人,基本上都要排在后面了,朝廷官员不能全都是江南人啊。

要是按照东林党的意见,谁能考得过江南士子?那么朝廷官员必然是江南人一支独大,其他地方没有官员发声说话,这国家估计离四分五裂也不远了。

我们看东林党的这三条意见,屁股坐在那里,一目了然。魏忠贤跟维护江南富豪利益的东林党是真金白银的利益冲突,表面的什么清流、什么忠义,都是互相标榜,背后的利益才是根本。

这一切,才是苏州民变的大背景。周顺昌事件,只是导火索。

(五)周顺昌的故事

东林党反对宦官,其中一员大将就是魏大中。魏大中是高攀龙的学生,为人比较清廉,多次弹劾魏忠贤的党羽。阉党呢就诬陷他受贿,在天启五年(1625)就被逮捕了。

在魏大中被押解过苏州的时候,周顺昌就去跟他盘桓三日,一起吃喝一起睡,还把自己家小女儿嫁给魏大中的孙子,结为儿女亲家。这是很明确的表态和支持。而且呢,他们一起喝酒的三天期间,周顺昌谈及朝廷中事情,对自己看不惯的人切齿诟骂。本来周顺昌此时是告假回家,类似于离休,就是虽然不当官了,但待遇不变,其实是有点避风头的意思。但他这个风头避得一点都不低调。本来锦衣卫在此停留三天,很给他面子了,此时怕耽误行程催促启程,周顺昌瞪着眼睛,一边指指戳戳,一边骂不绝口:“你们不知道这世间有不怕死的男子汉吗?回去告诉魏忠贤,我是以前吏部副部长周顺昌。”差役回去绘声绘色一番告状,魏忠贤一派,自然就恨上周顺昌。

恩怨还不止此。周顺昌是个敢说的

魏忠贤有个干儿子叫倪文焕,做监察御史,弹劾一个叫夏之令的,诬陷他贪污受贿。夏之令在镇抚司大狱饱受折磨而死,消息传至苏州,周顺昌发怒说:“总有一日倪文焕要给夏之令偿命!”党人争斗,风格都是对事又对人,周顺昌如此,倪文焕也如此,在魏忠贤授意下,弹劾他“与罪人婚”,就是跟有罪的人魏大中结为儿女亲家,而且诬陷他贪赃行贿,致使他的正五品薪俸待遇被削夺,沦为庶民。

祸不单行。多年以前,他在福州推官任上曾惩办过税监高寀的手下,以一个法官的身份支持并鼓励群众抗税。插一句,这个高寀,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吸食儿童人脑、以求壮阳的恶魔。本来民怨是针对高寀的,结果事态扩大,殃及到福建巡抚与副使。其中的副使叫吕纯如,也是苏州人,控制不住局势嘛,仕途受到影响,从此深恨周顺昌。如今见其落魄,立刻落井下石,跑到苏州织造太监李实和巡抚毛一鹭跟前编造周顺昌的“劣迹”,最致命的一条,就是据说他跟周起元之间有请托关系。

本来李实是想弹劾周起元,就顺便把周顺昌也一起弹劾了,魏忠贤就派出东厂来苏州抓捕周顺昌。

(六)苏州民变的前情

文章中说“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资财以送其行”。似乎是复社成员还为周顺昌募捐来着。

被抓捕为何要募捐?

明代的制度,钦差带着诏书抓人,一宣读诏书,马上就要带着犯人走,但是旗尉差役都要想办法勒索犯人一些财物,不给就在路上折磨你,家人往往为了犯人一路少受点苦,要打点一下押解差役。

三月十五日,锦衣卫就到达苏州,令吴县县令陈文瑞先行把周顺昌拘留在县衙。然后就开始敲诈,遭到周顺昌言辞拒绝,周顺昌是突然被逮捕,身上没钱,当时士子百姓受过周顺昌恩惠的都去探望,旗尉就不停地向他们索要银两,还威胁他们,不给钱,路上就弄死周顺昌。这些人就立地募捐。这些钱当然都落入旗尉的口袋。

(七)苏州民变

十八日宣布逮捕令,苏州市民数万人沿街送行,堵在大马路上为周顺昌喊冤,为首的有几位读书人,前去谒见应天巡抚毛一鹭和巡按御史徐吉,强烈要求他们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圣上。

而毛一鹭是魏忠贤的人,自然不会听请愿的学生的意见,对学生厉声呵斥,一旁的东厂旗尉也跟着骂道:“我们东厂逮人,你们这些鼠辈还敢这样!”

紧接着大声吆喝:“囚犯在哪里?”还嫌不够威风,把那锁人的铁铐链子往地上一扔,再刺头挑事,我们一块逮走。

老百姓怒了,当即反驳道:“我们以为是皇帝的圣旨呢,原来是东厂癞蛤蟆充数!”皇帝的圣旨,我们不敢违背,东厂的命令,算什么东西,围观的市民鼓噪起来,旗尉更加愤怒,拔出剑来,百姓更加愤怒,市民同志们,一起打,我们这也算是清君侧。一时间,百姓蜂拥大呼,势如山崩。

东厂旗尉见这阵势,好汉不吃眼前亏,顿时没了威风,撤吧。那怎么能让他们轻易跑了?同志们,上啊!群众奋起追击。旗尉们被打得抱头鼠窜,东躲西逃,跑的快的就赶紧翻墙爬树溜了,有功夫不到家,被愤怒的群众抓住一顿臭揍,以身殉职了,还有趁乱躲到厕所里,总算捡了条命的。

东厂的人死了,这个事情就闹大了,数万民众围攻朝廷钦差,这是什么性质?幸好乱局中,苏州知府寇慎,吴县知县陈文瑞,这两个人算明白人,在百姓中口碑也不错,赶紧对群众好言相劝,耐心安慰,大概百姓也游行打人忙活一天,也累了,才逐渐散去。

可这事没完,事后毛一鹭给魏忠贤汇报,把苏州市民的“声义”之举,说成造反作乱,东厂的探子也说苏州市民要造反,而且还说要断掉水路,阻断运粮船,这是要饿死朝廷的节奏,魏忠贤惊惧大怒,要使出雷霆手段。

这个事情要想平息下去,就得赶快找出造反的头脑,可当时那么乱,哪里说得清谁是祸首?毛一鹭就贴出告示,晓谕苏州市民,希望有人挺身而出,要不然呢,九千岁一怒,流血漂橹。

危难之际,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五个平头百姓,毅然站了出来,自己绑着自己来投案自首。平心而论,他们五人的确参与了当天的骚乱,但是否是他们五个打死了东厂差官,不得而知。这五人中,周文元是周顺昌的轿夫,他们为了苏州全城百姓,决定牺牲个人。受刑时,五个人谈笑自若,大骂魏忠贤和毛一鹭,英勇就义。

不久后,周顺昌也死在了诏狱,据记载,诏狱的总管许显纯动用了酷刑,最后将其用水溺死,其惨状不忍目睹,即便如此,他临死前依旧大骂魏忠贤不止。

事后,为了抗议杀害五人,苏州市民曾倡议拒绝使用天启钱达十月之久,群众斗争的威力,让气焰嚣张的魏忠贤也“逡巡畏义”,从此“不敢复有株治。”

十一个月后,明熹宗驾崩,崇祯继位,收拾魏忠贤,魏忠贤自杀,苏州人民倡议公葬五位义士,一夜之间,把毛一鹭为向魏忠贤献媚而监造的魏忠贤生词夷为平地,在它的废基上建造了 “五人之墓”。

五人墓位于阊门外山塘街775号,1956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而毛一鹭呢,阉党倒台后,称病回乡。因为投靠过阉党,被清流们各种瞧不起,死后怕遭政敌挖坟鞭尸,出葬时搞了许多处假坟墓,以致后人无法考证其究竟葬于何处。

而明朝灭亡,崇祯临死前他下令侍卫太监,重新厚葬魏忠贤,说了一句“忠贤若在,不至于此”。看来他最终是明白了魏忠贤的作用了。

好了这些人的后事都交代完了

(八)张溥其人

另外再说一下这篇文章的作者张溥。

张溥也是一个神人,明末乱世的大搅局者。他原本是庶出,母亲是个婢女,家里人笑话他,看不起他。张溥就发愤图强,据说他读书,是一遍一遍抄,抄完读一遍就烧掉,再抄再读再烧掉,如此反复达六七次之多。所以他读书的书斋叫“七录斋”

张溥创办过两个组织,开始叫应社,后来吸收了一些别的社团,改名叫复社,意思是复兴古学。复社影响很大,张溥有类于后世的学生运动首领。他很有政治抱负,隐然是民间政党领袖,能量之大,甚至能左右政坛,这就很牛了。周延儒出任首辅,张溥出了很大力气,也因此他给周延儒提出了很多任用官员的要求。然而,估计这也让周延儒很是不爽,书生意气怎么斗得过政坛老手?张溥死的很蹊跷,有传言说就是周延儒指使吴昌时下的毒。但总之,张溥39岁就死了,他的文人救国的梦想是破灭了。

然而文章传千古,不但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基本为这段历史在普通人的知识层面上定了调子,而且,还有一部戏曲《清忠谱》也是说这五人的英雄事迹,这是要掌控这件事在民间的宣传基调,真是得罪谁都不要得罪文人,他们的笔杆子,决定你在史书上的功过是非。

读史可以知今日,之所以这篇小小文章,要牵扯出这么大的背景,原因是前一段时间的一个新闻:

明末的苏州和它的英雄们——聊聊《五人墓碑记》

至少我们要看得懂今天的新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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