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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气力顿挫豪宕读发人思之千古散文名篇《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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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气力顿挫豪宕读发人思之千古散文名篇《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韩愈 公元810年)

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郡邪?解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伯乐知马,遇其良,辄取之,群无留良焉。苟无良,虽谓无马,不为虚语矣。”

东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乌公,以鈇钺7镇河阳之三月,以石生为才,以礼为罗,罗而致之幕下。未数月也,以温生为才,于是以石生为媒,以礼为罗,又罗而致之幕下。东都虽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执事,与吾辈二县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处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处者,谁与嬉游?小子后生,于何考德而问业焉?缙绅之东西行过是都者,无所礼于其庐。若是而称曰:“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岂不可也?

夫南面而听天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与将耳。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愈縻于兹,不能自引去,资二生以待老。今皆为有力者夺之,其何能无介然于怀邪?生既至,拜公于军门,其为吾以前所称,为天下贺;以后所称,为吾致私怨于尽取也。留守相公首为四韵诗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文有气力顿挫豪宕读发人思之千古散文名篇《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白话文:

伯乐一走过冀北的郊野,马群就空了。那冀北的马在天下是最多的,伯乐虽然擅于相马,又怎么能够使马群为之一空呢?解释的人说:“我所说的空,不是没有马,是没有好马。伯乐识马,遇到好马就把它挑了去,马群中没有留下好马了。假如没有好马了。即使说没有马,也不是虚夸的话。”

东都洛阳,本来是士大夫的冀北,怀有才能,深深隐居而不愿为官换取俸禄的人,洛水北岸的叫石生,洛水南岸的叫温生。大夫乌公,凭着天子赐给的斧月镇守河阳的第三个月,认为石生是人才,以礼为工具,将他罗致到幕府之下。没有几个月的工夫,又认为温生是人才,于是让石生作介绍人,以礼为工具,又将温生罗致到幕府之下。纵然东都确实有很多才能出众的人,早晨挑走一人,选拔其中最优秀的,晚上挑走一人,选拔其中最优秀的,那么从东都留守,河南府尹,到各部门的主管官员,以及我们两县的大夫,政事有不顺利之处,事情有疑惑不解之处,又到哪里去咨询从而妥善处理呢?士大夫辞去官位而闲居里巷的人,同谁去交游呢?年轻的后辈,到哪里去考察道德,询问学业呢?东西往来,经过东都的官员,也不能在他们的居处以礼仪拜访他们了。人们以这样的情况而称赞说:“大夫乌公一镇守河阳,东部处士的茅庐中竟没有人了!”难道不可以吗?

天子治理天下,他所托重和依靠的人,只是宰相和将军罢了。宰相在朝廷为天子求贤人,将军在幕府为天子求得谋士和武将,这样,设想内外得不到治理,是不可能的了。我羁留此地,不能自己退而离去,想靠石生,温生的帮助直到告老归去。现在他们都被有权力的人夺去了,我怎么能不耿耿于怀呢?温生到了那里之后,在军门拜见乌公时,请以我前面说的关于宰相将军选拔人才的话,替天下道贺;请把我后面说的关于把我对他选尽东都贤人的私怨告诉他。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作者介绍

韩愈,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卒于唐长庆四年(公元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贞元八年(公元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后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其后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

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

长庆四年(公元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

北宋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

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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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公元766年-公元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

韩愈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

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君主面前敢说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

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

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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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

例如《杂说》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文中的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

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

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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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

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

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辞章造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韩愈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诗亦有特色,为一代大家,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韩愈多长篇古诗,其中不乏揭露现实矛盾、表现个人失意的佳作,如《归彭城》、《龊龊》、《县斋有怀》等,大都写得平实顺畅。他也有写得清新、富于神韵、近似盛唐人的诗,如《晚雨》、《盆池五首》,尤其是《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韩愈最具独创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则是那些以雄大气势见长和怪奇意象著称的诗作。他天生一种雄强豪放的资质,性格中充溢着对新鲜奇异、雄奇壮美之事之景之情的追求冲动,而他一再提倡的“养气”说,更使他在提高自我修养的同时增添了一股敢作敢为、睥睨万物的气概,发而为诗,便是气豪势猛,声宏调激,宛如江河破堤,一泻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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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观念极强,性格木讷刚直,昂然不肯少屈,这一方面使他在步入官场后的一次次政治旋涡中屡受打击,另一方面也导致其审美情趣不可能淡泊平和,而呈现出一种怨愤郁躁、情激调变的怪奇特征。

韩愈诗风向怪奇一路发展,大致始于贞元中后期,至元和中期已经定型。

贞元、元和之际的阳山之贬,一方面是巨大的政治压力极大地加剧了韩愈的心理冲突,另一方面将荒僻险怪的南国景观推到诗人面前,二者交相作用,乃是造成韩愈诗风大变的重要条件。他在这一时期写的《宿龙宫滩》、《郴口又赠二首》、《龙移》、《岳阳楼别窦司直》、《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等诗中,使用最多的是那些激荡、惊怖、幽险、凶怪的词语,构成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意象。

在诗歌表现手法上,韩愈也作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用写赋的方法作诗,铺张罗列,浓彩涂抹,穷形尽相,力尽而后止。

《南山》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全诗102韵,长达一千多字,连用七联叠字句和51个带“或”字的诗句,铺写终南山的高峻,四时景象的变幻。令人读来,虽觉十分详尽,却又颇为烦琐。再如那首著名的《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极写一场山火的强猛酷烈。这是一种超乎常情的创造,惟其超常,所以生新,惟其生新,所以怪奇。怪怪奇奇,戛戛独造,乃是韩愈在诗歌艺术上的主要追求目标。

韩愈为诗的新的特点,还不是表现于这类作品,而在于他那“以文为诗”的一些篇什。

如《山石》、《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方东树《昭昧詹言》谓前篇乃“古文手笔”,后篇亦“古文笔法”。这样的“手笔”和“笔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辈诗人相比,显然有不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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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三进国子监任博士一职,又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激励后世和提携人才的文章。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

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

韩愈是位重要的思想家。在宋儒眼中,孔、孟之下,便是韩愈。他在儒学式微,释、道盛行之际,力辟佛、老,致力于复兴儒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其实就是复兴儒学的重要手段。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韩愈的主要倾向是“反对藩镇割据,而歌颂平叛的胜利;赞扬主战派,而批评主和派”,认为“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坚定立场,不应因为碑文少写了李愬之功便加以贬低”,而且他“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还不仅表现在平定淮西的一时一事,他在一系列的文章里都贯穿着这个思想。”

唐人称韩愈有史家的笔力,他撰有《顺宗实录》五卷,是韩愈在韦处厚所撰三卷《顺宗实录》基础上改写而成,从实录可看出他对宫市之斥责,对盐铁使进奉的批判,对京兆尹李实罪行的揭露等等,说明表状所言,符合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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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作品介绍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所写的一篇序文,该文与《送石处士序》为姐妹篇,主要赞扬了温处士出众的才能和乌大夫善于识人、用人的德才,表达了为朝廷得到人才而欣慰以及自己失友的惋惜心情。

温处士名造,幼时喜欢读书,任寿州刺史张建封的参军,后隐居洛阳。河阳军节度使乌重胤上任不久,就聘石洪至幕府。过了数月,又将温造聘到幕府。韩愈被乌氏的求贤若渴感动,为好友石洪、温造怀才得遇而欣喜,所以在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冬季写下了这篇文章。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文章从取士立论。开头一段以喻起,开笔奇突。由于说的是对事物的识别问题,所以再三从主从关系上强调伯乐对于千里马之极端重要。这里“马群遂空”的“空”是文章的关节,统摄全文,直贯篇末。无论高度赞扬乌重胤,还是激赏温造,都是从这个“空”字生发开去。冀北是天下产马最多的地方,伯乐即使善于识马,也不能说使那里的马群都空了。如果“马”的概念是一半的马,“空”字就说不通了,但是伯乐善于相马的着眼点,在于选择良马。经过对“马”这一概念的补充解释,“空”的疑难就迎刃而解了。文章的警策,一开始就在立论的回澜曲波上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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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文章第二段紧扣上段的比喻顺势而下。东都洛阳,人才荟萃,这是士大夫的冀北。洛水南北有石、温二生。“市”字用得甚妙,扣“马”甚紧,那么谁是识人的伯乐。那就是乌重胤。他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把石、温二生罗致在幕下。可在作者的主观感受里,这几个月的时间距离,一下变成了朝暮之间的事。而排比句法的重复和短促节奏,更使人有紧迫之感。乌重胤求贤若渴,取之唯恐不尽;而地方上人才缺乏,又不能不使人为之担心。所以紧接着发出一连串的问题。这一连串的问题,愈是写得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就愈能映衬温、石二人才能的出众。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文章的中心既然在于乌公之取士,所以第三段又推开一步,进而阐明了求治与得人的密切关系。乌重胤之唯贤是举,正是为国求治。如此颂美,就显得堂堂正正,无阿好谄谀之嫌。文章写到这里,似乎已经神完气足,但是余波回荡,在颂美过后紧接着又以怨词出之,抱怨石、温二人被有力者夺取,不能不耿耿于怀。从字面上看,似乎有“颂”有“怨”,但实际上这只是虚托之笔、映衬之法。怨是假怨,颂是真颂。 因为“隐”与“仕”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根本不能与在节度使哪里运筹帷幄相提并论。说到底,还是“为天下贺”;至于“私怨”,那只是怨他“尽取‘而已,盖亦以怨为颂者也。

结尾补充说明:东都留守郑馀庆赋诗歌颂这件事,因而写了这篇文章,收束到题目上的“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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