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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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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再思考

《红楼梦》甄士隐解好了歌云: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用此来评如今《金瓶梅》作者的考证,煞是确当。几年间,活像闹肚子,呼啦啦一下子考出了六七十位。可数百年来几近确认的王世贞说反被弃之如蔽屐,否定论的旗手乃是时为清华大学的吴晗,还有鲁迅、郑振铎。“王世贞说”便信奉者寥寥。可是,历史往往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79年,朱星连发三文,其中一文为《〈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重新肯定“王世贞说”, 与鲁迅、郑振铎、吴晗叫板,可谓石破天惊。1987年至1991年,笔者前仆后继,连发三篇专为“王世贞说”翻案的论文:《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再思考》、《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一论吴晗先生金瓶梅研究的失误—-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被否定了吗?》(载拙著《金瓶梅新探》、《金瓶梅探谜与艺术赏析》),竭力否定鲁迅、郑振铎、吴晗、赵景深等否定论者的否定,在重申“王世贞说”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1999年,许建平在其著《金学考论》中用四个外证七个内证进一步申述“王世贞说”。此后,霍现俊、李保雄以及江苏太仑的多位研究者,更乘风破浪,发扬光大此说。时至今日,可以说《金瓶梅》作者六七十个候选人中,没有哪一个能取代王世贞的地位。20多年过去了,我的“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得到部分学者的肯定,当然反对者亦大有人在。现今我的原作已难寻觅。为利于“王世贞说”的深入研究计,笔者用周钧韬“《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系列论文之一、之二、之三,在网络上重新发表,以求教于诸家。。

在《金瓶梅》作者的二十三种说法中,大多数系传闻或猜测。只有王世贞说、李开先说、贾三近说、屠隆说,或提出者或后人,曾作过或详或略的考证。而在这四说中,又以王世贞说提出最早,影响最大,似乎在晚明及有清一代,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但到了现代,吴晗先生经过详尽的考证,竭力否定王世贞说,影响很大。在今天国内外的《金瓶梅》研究者中,信从王世贞说者已经寥寥无几。王世贞说果然已被彻底否定了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只要在《金瓶梅》的作者还未彻底弄清以前,王世贞说作为一家之言,必将存在下去。而且此说的价值是毫不亚于其他诸说的。王世贞及其门人有极大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这是笔者当前的新认识。为此笔者想对王世贞说的来龙去脉及学术界在考证中的肯定否定,是是非非作些检讨,以期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王世贞作《金瓶梅》的故事演变

《金瓶梅》的作者“王世贞说”在明末清初出现以后,清人群相应和,且在王世贞作《金瓶梅》的动因、目的上附会出了种种离奇的故事。例如,《寒花盦随笔》云:

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弇州先生手笔,用以讥严世蕃者。书中西门庆即世蕃之化身,世蕃亦名庆,西门亦名庆,世蕃号东楼,此书即以西门庆对之。或又谓此书为一孝子所作,用以复其父仇者。盖孝子所识一巨公,实杀孝子父。图报累累皆不济。后忽侦知巨公观书时,必以指染沫其书叶,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经营此书。书成粘毒药于纸角,觊巨公出时,使人持书叫卖于市曰:“天下第一奇书”。巨公于车中闻之,即索观。车行及其第,书已观讫,啧啧叹赏,呼卖者问其值,卖者竟不见。巨公顿悟为人所算,急自营救,已不及,毒发遂死。今按:二说皆是。孝子即凤洲也。巨公为唐荆川。凤洲之父忬,死于严氏,实荆川谮之也。姚平仲《纲鉴挈要》载杀巡抚王忬事,注谓:“忬有古画,严嵩索之。忬不与,易以摹本。有识画者为辨其赝。嵩怒,诬以失误军机杀之。”但未记识画人姓名。有知其事者,谓识画人即荆川。古画者,《清明上河图》也。凤洲既抱终天之恨,誓有以报荆川,数遣人往刺之,荆川防护甚严……,凤洲大失望。后遇于朝房,荆川曰:“不见凤洲久,必有所著。”答以《金瓶梅》。实凤洲无所撰,姑以诳应耳。荆川索之急,凤洲归,广召梓工,旋撰旋刊,以毒水濡墨刷印,奉之荆川。荆川阅书甚急,墨浓纸粘,卒不可揭,乃屡以纸润口津揭书,书尽毒发而死。或传此书为毒死东楼者。不知东楼自正法,毒死者实荆川也。彼谓以三年之力成书,及巨公索观于车中云云,又传闻异词耳。

《寒花盦随笔》记载的,王世贞之所以作《金瓶梅》的目的是为报父仇。王世贞父王忬藏有古画《清明上河图》,严嵩索之,王忬易以赝本献严氏,为唐荆川所识破。严嵩大怒,遂以失误军机诬以杀之。王世贞为报父仇,遣人行刺唐荆川不遂,后就著《金瓶梅》一书,以毒水濡墨刷印。荆川阅书,屡以纸润口津揭书,书尽毒发而死。清人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也提到此事,但情节有所不同。刘说,王忬家藏,严氏索之的是古画《辋川真迹》。王以赝本献嵩,为裱工汤裱褙识破。王忬与唐荆川有宿怨。时王忬总督蓟辽军务。荆川参劾王忬“军政废弛,虚縻国帑,累累数千言。”先以稿呈严世蕃。世蕃从中主持,逮王忬以杀。在清人《缺名笔记》中,故事又有些变化。《缺名笔记》指出:“《金瓶梅》为旧说部中四大奇书之一,相传出王世贞手,为报复严氏之《督亢图》。或谓系唐荆川事。”荆川诬陷王忬,王忬遭大辟。王世贞为报父仇,著《金瓶梅》,“渍砒于纸以进”荆川,遂毒死荆川。

追本溯源,上述的传说故事,似乎源出于明沈德符的《野获编补遗》卷二《伪画致祸》条。该条记载如下:

严分宜(嵩)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古董雅事。……时传闻有《清明上河图》手卷,宋张择端画,在故相王文恪(鏊)胄君家,其家巨万,难以阿堵动。乃托苏人汤臣者往图之,汤以善装潢知名,客严氏门下,亦与娄江王思质(忬)中丞往还,乃说王购之。王时镇蓟门,即命汤善价求市,即不可得,遂嘱苏人黄彪摹真本赝命,黄亦画家高手也。严氏既得此卷,珍为异宝,用以为诸画压卷,置酒会诸贵人赏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发为赝本。严世蕃大惭怒,顿恨中丞,谓有意绐之。祸本自此成。或云即汤姓怨弇州伯仲(王世贞、王世懋兄弟),自露始末,不知善否?

沈德符的记载是说,《清明上河图》并非王忬家藏,因严氏求索,汤裱褙说王忬购求。王忬未得手,遂嘱黄彪造赝本以献世蕃。后来又是汤裱褙揭其为伪,世蕃大怒,遂结仇并杀王忬。在此,沈德符并没有谈到《金瓶梅》,但后来的传说者以此为据,将其与王世贞作《金瓶梅》联系起来,从而衍演出种种王世贞作《金瓶梅》以报父仇的故事。这些故事归纳起来,其意如下:

一、 王忬以赝作《清明上河图》(或《辋川真迹》)献严氏父子,后为唐荆州(或汤裱褙)识破,直指为伪。严氏遂与王忬结仇并杀之。

二、 王世贞为报杀父之仇,作《金瓶梅》以讥刺严氏,并敷毒于纸,遂毒死唐荆州(或严世蕃)。

这些故事是真是伪,清人未加考证,一直到现代学者才作了认真的考证。

否定论者的是与非

在清代,王世贞说十分盛行,但否定此说者亦早已存在。清礼亲王昭梿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啸亭续录》卷二中指出:

《金瓶梅》其淫亵不待言。至叙宋代事,除《水浒》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领。以宋明二代官名羼杂其间,最属可笑。是人尚未见商辂《宋元通鉴》者,无论宋元正史。弇州山人何至谫陋若是,必为赝作无疑也。

昭梿所谓王世贞不可能作《金瓶梅》的原因是:一、 其书“淫亵”;二、 书中“宋明二代官名羼杂其间”。故王世贞不可能“谫陋若是”。王世贞虽系大名士,然身处那个“淫风日炽”的时代,自己也不是个独善其身的人物,写些“淫亵”文字乃时代使然,有何不可。至于“官名羼杂”,不足为怪。《金瓶梅》乃是小说,非史事直录。显然,昭梿对王世贞说的否定并无铁证,当然不足为据。另外,清人还提出《金瓶梅》作者或为卢楠,或为薛应旗,或为赵南星、李贽等等,这当然不言而喻是对王世贞说的否定。但以上诸说均仅为片言只语,且为传闻、猜测,并无考证,当然亦不足为据。

到了现代,否定论者有鲁迅、郑振铎、吴晗等先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说:“《金瓶梅词话》被发见于北平,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的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郑振铎也说;“只要读《金瓶梅》一过,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鲁迅和郑振铎对王世贞说的否定,其言词十分坚决,但证据仅为,“山东方言”、“土白”一例,显然是不足的。而且《金瓶梅》中不仅有山东方言,还有大量的北京官话和吴语方言,这又如何解释?否定论者中最有实力的是吴晗先生。他的否定是建筑在考证的基础上的。但是他的考证和结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其理由我在下文专述。

继吴晗先生之后,否定论者的阵营日益壮大,其中最坚定者可能是赵景深先生。他说:“我敢断言,《金瓶梅》绝对不是王世贞写的。”(赵景深:《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载《上海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又说:“《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无论如何是无法成立的。”(赵景深:《〈金瓶梅考证与研究〉序》此书为蔡国梁著)。赵先生的话讲得非常绝对,根据呢?他在《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一文中,专门写了一段“王世贞没有写过《金瓶梅》”的文字。在这段文字中有两处明显的错误:一、 他认为“朱星同志推测鲁迅所说的庚戌年版本是合情合理的”。这就错了。鲁迅所推测的万历庚戌年(1610)吴中始有《金瓶梅》初刻本的说法已被事实所推翻(参见本书《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考辨》篇)。二、 他引录的孙楷第先生对朱星讲的话:“我只知最早的版本是万历乙巳年本。”“乙巳”乃为“丁巳”之误。由此,赵先生认为:“乙巳版本就是万历三十三年即1605年版本。这版本就比朱星同志所假设的庚戌年(1610)还要早五年。”这就错得更离奇了。即使我们不计这两处错误,赵先生认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在万历庚戌年或丁巳年,而王世贞死在万历庚寅年(1590),两者在时间上相差二三十年之久,因此,王世贞不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成书与付刻不是一回事。古人的有些著作,在成书后或作者死后的几十年才得以初刻,这是常有的事。《金瓶梅》的成书必在万历二十三年之前,而初刻却在万历四十五年以后,两者相距约二十多年。赵先生以《金瓶梅》初刻的时间来代替《金瓶梅》成书的时间,由此断定王世贞不可能在死后写作《金瓶梅》,这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赵先生否定王世贞说的另一个理由,就是《金瓶梅》中的语言问题,其观点与鲁迅、郑振铎的说法相同。

综上所述,从现代到当代,否定论者显然不乏其人。但除吴晗先生之外,他们均没有拿出多少有价值的证据,因此根本不足以推翻王世贞说。

吴晗的考证与结论之间的矛盾

在否定论者中,吴晗先生的考证是很有威力的。因此不少学者认为,王世贞说已被吴晗的考证彻底推翻。事实果然如此吗?吴晗在1931年发表了《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翌年又作《补记》,1934年又发表了《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吴晗的考证与结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由于几十年来,一直到今天,不少研究者没有看到这个问题,而对吴晗先生的考证不加分析地推崇,所以有必要作些具体的分析研究。

首先必须肯定,吴晗的考证是有贡献的。其贡献就在于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推倒了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种种传说故事。

第一、 王忬的被杀与《清明上河图》无关。

吴晗查了《明史》卷二四《王忬传》,搞清楚了王忬确死于严氏父子之手。但原因是什么呢?该《传》载:“嘉靖三十八年(1559)部臣言蓟镇额兵多缺宜察补。乃遣郎中唐顺之往覆。还奏额兵九万有奇,今惟五万七千,又皆羸老,忬与……等俱宜按治。……三十八年二月,把都儿辛爱数部屯会州挟朵颜为乡导……由潘家口入渡滦河,……京师大震,御史王渐、方辂遂劾忬及……罪,帝大怒……切责忬令停俸自效。至五月辂复劾忬失策者三,可罪者四,遂命逮忬及……下诏狱……明年冬竟死西市。”这就是说,王忬之论死,主因是滦河失事,与唐荆川确有关系,而直接弹劾者为王渐、方辂。那么与严嵩有没有关系呢?《传》又云:“嵩雅不悦忬。而忬子世贞复用口语积失欢于嵩子世蕃,严氏客又数以世贞家琐事构于嵩父子,杨继盛之死,世贞又经纪其丧,嵩父子大恨,滦河变闻,遂得行其计。”可见王忬父子积怨于严嵩父子甚久,滦河失事乃是嵩构忬论死的一个机会。这里与《清明上河图》“伪画致祸”说似乎毫无关系。吴晗又查了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在该书卷一二三《上太傅李公书》中,王世贞自己讲:“严氏所以切齿于先人者有三”,其一是关于杨继盛,其二是关于沈炼,其三是关于徐阶。这里也没有“伪画致祸”的问题。吴晗又查了《明史·王世贞传》、丁元荐《西山日记》等,都与上述之原因大同小异,与《清明上河图》毫不相涉。

第二、 《清明上河图》与王家无关。

吴晗查阅多种文集、笔记,以弄清《清明上河图》的沿革。此图为宋张择端作,为李东阳家藏,后流传吴中,归“苏州(陈湖)陆氏”。其人“以千二百金购之,才得其赝本,卒破数十家。其祸皆成于王彪、汤九、 张四辈,可谓尤物害民。”(田艺蘅:《留青日札》)王彪、张四为严氏鹰犬。后来“陆氏子负官缗,质于昆山顾氏”。此顾氏者为顾梦圭、顾懋宏父子。顾懋宏正处严氏当国时期,因其“才高气豪,以口过被祸下狱,事白而家壁立”(《昆新两县合志》卷二《顾梦炎传》),《清明上河图》就“卒为袁州(严氏)所钩致”。从此图沿革中看不出与王家的联系。那么沈德符所记的“伪画致祸”说从何而来呢?吴晗又查了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在该书卷一六八有《清明上河图别本跋》云:“《清明上河图》有真赝本。余均获寓目。……赝本乃吴人黄彪造,……今在家弟(世懋)所。”在第二跋中,王世贞又说:“《清明上河》一图,历四百年而大显,至劳权相出死构,再损千金之值而后得,嘻!亦已甚矣。”由此可见,王世贞家确藏有《清明上河图》赝本。但严嵩“出死构”的,非王世贞家藏的赝本,而是昆山顾懋宏家藏的赝本。构祸者是汤九或汤裱褙。由此吴晗提出了自己的考证结论:“一切关于王家和《清明上河图》的记载,都是任意捏造、牵强附会。”那么沈德符等人为什么会“捕风捉影,因讹承讹”呢?吴晗认为,沈氏等人“是看不清《四部稿》两跋的原意,误会所谓‘权相出死构’是指的他的家事,因此而附会成一串故事”。而后人又“信任《野获编》作者的时代和他(沈德符)与王家的世交关系,以为他所说的话一定可靠,而靡然风从,群相应和”。吴晗的这段考证详实,证据十分充足,足以证明王世贞作《金瓶梅》的起因在于“伪画致祸”的种种传说故事之无根。这是他的很大的贡献。但是他由此得出:“《金瓶梅》非王世贞作”的结论,就未必妥当。

为了证明吴晗的考证与结论之间的矛盾,笔者有必要说个简单的比喻。比如:有一落水的小孩传说是A救起的。因为这是件好事,故在许多人中广为传颂。众多传说者又编出了关于A某如何救落水小孩的种种离奇的故事。于是新闻记者B某对此事作了调查。B某通过详细的查证,证明所有的关于A某救小孩的种种离奇故事,纯属“捕风捉影,因讹承讹”。于是B某得出了“A某根本没有救过小孩”的结论。这个结论正确码?恐怕一般人都能看出其中的问题。显然这里有两种可能性:第一、 A某根本就没有救过落水小孩,因此,不仅A某救小孩的种种离奇故事是假的,而且A某救小孩这件事的本身亦是假的;第二、 A某救小孩的种种离奇故事是假的,但A某救小孩这件事的本身却是真的,就是情节没有那么离奇而已。显然B某的调查是有贡献的,但也是有片面性的。他只搞清楚了种种离奇故事的真伪问题,却没有搞清楚A某救小孩这件事本身的真伪问题,因此也就不可能彻底排除第二种可能性。这种建立在片面的调查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绝对否定的结论,怎么可能完全正确呢?这个简单的比喻当然不能与吴晗先生的复杂的学术考证相提并论,但其基本的道理是相通的。

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否定王世贞说,必须完成三个方面的考证:一、 彻底否定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种种传说故事;二、 彻底否定王世贞有作《金瓶梅》的种种可能性;三、 考出《金瓶梅》的真正作者。在这三条中,第三条是最重要的,因为考出了《金瓶梅》的真正作者不是王世贞,前面两条亦就不攻自破;如果就前面两条而言,那么第二条远比第一条为重要。因为彻底否定了王世贞有作《金瓶梅》的种种可能性,第一条亦就不攻自破。但十分遗憾的是,吴晗先生只完成了第一个方面的考证。如前所述,吴晗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亦为学术界所公认。对第二个方面的考证的重要性,吴晗先生有没有认识到呢?有的。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继推翻了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种种传说故事之后,吴晗又专门写了一段文字,小标题就叫:“《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可见,吴晗专设此段,意在解决第二个方面的考证问题。照常例说,这方面的考证是推倒王世贞说的决定性部分,吴晗必须花大力气。但他没有这样做,或者说没有能够这样做。以致使他在这决定性的考证上失之平庸,没有说出多少有价值的根据。为了不失之于武断,我们有必要作些具体分析。

吴晗在“《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这段文字中,主要讲了三点。第一、 严世蕃是正法死的,而并非为王世贞所著《金瓶梅》毒死。这是事实。唐荆川亦非被毒死,而且比王忬早死半年,“王世贞又安能遣人行刺于顺之死后”,这也是事实。但是吴晗所指出的这两个事实,仍然只能证明王世贞作《金瓶梅》以毒杀严世蕃或唐荆川的传说故事的荒唐,而不能证明《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第二、 吴晗说,沈德符的《金瓶梅》作者为“嘉靖间大名士”的说法“是一句空洞的话”。假使可以把它牵就为王世贞,那么为什么又不能归之于同样是“嘉靖间大名士”的汪道昆、屠隆、王百谷、张凤翼等人。这也是对的。但这样的推论能成为“《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的根据吗?第三、 吴晗是这样说的:“再退一步承认王世贞有作《金瓶梅》的可能(自然,他不是不能做),但是问题是他是江苏太仓人,并且是土著,有什么保证可以断定他不‘时作吴语’?《金瓶梅》用的是山东的方言,王世贞虽曾在山东做过三年官,但是能有证据说在这三年中,曾学会了甚至和土著一样地使用当地的方言呢?假使不能,又有什么根据使他变成《金瓶梅》的作者呢!”(以上所引吴晗先生的论述,均见其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文)这可以看作是吴晗提出的《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的重要证据,但其中存在两个问题。首先,《金瓶梅》中不是如吴晗所说:“不‘时作吴语’”,而恰恰是“时作吴语”。吴语在书中常常出现,这反而证明其作者必为南方人。其次,吴晗设问:“能有证据说在这三年(王世贞在山东为官的三年)中,曾学会了甚至和土著一样地使用当地的方言呢?”这个设问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反过来我们也能设问,吴晗先生有什么根据说王世贞在这三年中,为写作的需要,就不可能学会山东方言呢?显然,吴晗的这条“再退一步”说的根据,是不过硬的。由此可见,吴晗在作出“《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的结论时,证据是十分软弱的。

对于第三个方面的考证,即考出《金瓶梅》的真正作者的问题,吴晗也有所考虑。在《〈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演变》及《补记》中,他曾说过,下一步要下工夫考出《金瓶梅》的真正作者。可惜的是,他的这个打算并没有实现。

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吴晗的第一方面的考证贡献很大,第二方面的考证收效甚微,第三方面的考证仅有设想而已。而就整体而言,要否定王世贞说,后两个方面的考证是决定性的,远比第一个方面的考证重要得多。吴晗却只完成了第一个方面的考证,就得出了《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的结论,这就形成了他的考证与结论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吴晗先生曾经指责清人对王世贞说不加分析地“靡然风从,群相应和”。没有想到,在吴晗先生之后,不少研究者,包括郑振铎、赵景深等先生在内,对吴晗的:“《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之说,也来一个不加分析的“靡然风从,群相应和”。真不知为什么,历史会如此相似地重演。但是不管是靡然风从,还是群相应和,王世贞说却并没有推倒,这是事实。作为一家之言,王世贞说依然有它存在的价值。

《金瓶梅》为王世贞及其门人所作的可能性

王世贞说虽然没有被吴晗的考证所推倒,但也没有确证,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铁证。近年来,在《金瓶梅》的作者考证中,徐朔方先生提出了李开先及其崇信者说,张远芬同志提出了贾三近说。虽然他们都为其说作了较详细的考证,但均没有找到铁证。在笔者看来,与上述诸说相比较,还是王世贞及其门人说的可能性较大。参考前人与今人的考证加之笔者的研究分析,对王世贞及其门人作《金瓶梅》的可能性,提出以下几点看法以就正于诸家。

一、 前人已确指《金瓶梅》为王世贞的“中年笔”。

过去我们已知道,谢颐在《第一奇书金瓶梅序》中,第一次将《金瓶梅》的作者坐实为王世贞。从前面所引文字可见,谢颐所云,一出于传闻,二出于他自己的分析推断,而非真实的史料的记载。其后的《寒花盦随笔》、《缺名笔记》等都信从王世贞说,但他们也明确指出,其根据乃属传闻。那么在以往的史料中,到底有没有确指的记载呢?一则重要的史料被发现了。1985年6月在徐州召开的“首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王汝梅同志披露,清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凤在《稗说》卷三中确指《金瓶梅》为王世贞的“中年笔”。其文如下:

世知四部稿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弇洲痛父为严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间锦衣卫陆炳阴谋孽之,置于法。弇洲愤懑怼废,乃成此书。陆居云间郡之西门,所谓西门庆者,指陆也。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诸狎昵比相嵩羽翼。陆当日蓄群妾,多不检,故书中借诸妇一一刺之。所事与人皆寄托山左,其声容举止、饮食服用,以至杂俳戏媟之细,无一非京师人语。书虽极意通俗,而其才开合排荡,变化神奇,于平常日用机巧百出,晚代第一种文字也。……若夫金瓶梅全出一手,始终无懈气浪笔与牵强补凑之迹,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奇巧幻变,媸妍、善恶、邪正,炎凉情态,至矣!尽矣!殆四部稿中最化最神文字,前乎此与后乎此谁耶?谓之一代才子,洵然。世但目为秽书,岂秽书比乎?亦楚梼杌类欤。闻弇洲尚有玉丽一书,与金瓶梅埒,系抄本,书之多寡亦同。王氏后人鬻于松江某氏。今某氏家存其半不全。友人为余道其一二,大略与金瓶梅相颉顽(颃),惜无厚力致以公世,然亦焉知后日之不传哉。(转引自《明史资料丛刊》第2期,第10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王汝梅同志发现的这一条史料,对于《金瓶梅》的作者研究来说,具有重大价值,也可以说是我国几十年来《金瓶梅》研究的重大收获。

这段史料的重大价值在于:1、它明确告诉我们《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这是确指,它和明末到清代一些学者所记载的传闻与衍说相比,具有质的区别。2、它明确告诉我们,早在康熙十二年前,《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已有人“知之”。可见这一信息早在明代末年或清代初年就已经出现,这个时间比其他的《金瓶梅》作者说(如薛应旗说、赵南星说、李贽说等等)的出现时间要早得多。3. 从这条史料我们大体可以推知,早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袁中郎与沈德符都已知道《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沈德符的“嘉靖间大名士”说即指王世贞。对这个问题需要作些说明。宋起凤指出:“闻弇州尚有玉丽一书,与《金梅瓶》埒,系抄本,书之多寡亦同”。查沈德符《野获编》云:“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之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沈德符所言《玉娇李》,与宋起凤所言《玉丽》,实为同一书《玉娇丽》,此书明季尚存。参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第133页)沈德符所记载的袁中郎之说在万历三十四年,比宋起凤的记载早六十七年。两者记载时间相距甚久,但内容基本一致,足见两者均以事实为依据。宋氏明确指出《金瓶梅》与《玉娇丽》同出王世贞之手,而袁氏也说两书同出一大名士手。可见袁氏所谓的“大名士”实指王世贞,沈德符的“嘉靖间大名士”说本来之于袁氏,故其指王世贞则无疑矣。4. 宋起凤,字来仪,号弇山,直隶广平人,曾侨居沧州,后随父至京师,清顺治六年,任山西灵丘县令。十六年升广东罗定知州,晚年弃官,寓居富春江上。宋氏所处的时代,与《金瓶梅》的成书年代较近。他所侨寓的山东、京师与《金瓶梅》著作的地点有直接关系。且从宋氏的记载来看,他对王世贞的生活经历、事迹,及其文学事业、文学风格的演变等有较深的了解和研究。宋氏之号为弇山,王世贞亦有号为弇州山人,似可见宋氏是王世贞的崇信者。由此以观,宋氏的王世贞“中年笔”说,似非出于虚构。因此在没有新的史料足以推翻宋说之前,笔者以为此说的可靠性是较大的,我们似不应轻易将它否定。

二、 从《金瓶梅》“指斥时事”来看,王世贞及其门人所作的可能性亦较大。

沈德符《野获编》指出:“(《金瓶梅》)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说:“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庭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廿公《跋》云:“《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这些记载都说明,《金瓶梅》是指斥时事之作,“人物每有所指,盖借文字以报夙仇”(鲁迅语)。那么是谁与严嵩父子及陆炳诸人有深仇,而需作《金瓶梅》以讥刺呢?明人已有暗指王世贞之意。宋起凤的记载则明白地揭示了这个问题。他在《稗说》中说:“弇州痛父为严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间锦衣卫陆炳阴谋孽之,置于法,弇州愤懑怼废,乃成此书。陆居云间郡之西门,所谓西门庆者,指陆也,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诸狎昵比相嵩羽翼。陆当日蓄群妾,多不检。故书中借诸妇一一刺之。”宋起凤的这段记载,到底可靠否?我们可以用正史及名人的记载加以验证。

本来王世贞之父王忬与严嵩乃为同僚,往来不疏。当时严嵩为宰相,王忬为蓟辽总督,一文一武权势相当。王世贞还经常到严世蕃所饮酒。后来才渐渐生隙。据《明史·王世贞传》载:

奸人阎姓者犯法,匿锦衣都督陆炳家,世贞搜得之。炳介严嵩以请,不许。

严嵩亲自出面为陆炳说情,却遭到王世贞的拒绝,这可能是结怨的开始。

万历三十二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论严嵩十大罪、五奸。帝怒,“狱具,杖百,送刑部”。王世贞鸣不平,“杨继盛下狱,时进汤药。其妻讼夫冤,(世贞)代为草。既死,复棺殓之。嵩大恨”(《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此事王世贞自己亦有所述:

“乙卯冬仲芳兄(杨继盛)且论报,世贞不自揣,托所知向严氏解救不遂,已见其嫂代死疏辞戆,少为笔削。就义之后,躬视含殓,经纪其丧。为奸人某某文饰以媚严氏”,“先人闻报,弹指唾骂,亦为所诇。”(《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三《上太傅李公书》)

杨继盛为劾严氏而招祸,世贞为其讼冤,为其“经纪其丧”,这如何能不使严嵩恨之入骨。王世贞指出:“严氏所以切齿于先人者有三”。其一就是杨继盛事。其二、 其三如次:

其二杨某为严氏报仇曲杀沈炼,奸罪万状,先人以比壤之故,心不能平,间有指斥。渠误谓青琐之抨,先人预力,必欲报之而后已。

其三严氏与今元老相公(指徐阶)方水火,时先人偶辱见收葭莩之末。渠复大疑有所弃就,奸人从中构牢不可解。以故练兵一事,于拟票内一则曰大不如前,一则曰一卒不练,所以阴夺先帝(指嘉靖帝)之心而中伤先人者深矣。预报贼耗则曰王某恐惊朝廷,多费军饷。虏贼既退,则曰将士欲战,王某不肯。(同上书)

这第三条原因,直接关系到王忬的被杀。《明史·王忬传》是这样说的:嘉靖三十六年,部臣言蓟镇额兵多缺宜察补。乃遣郎中唐顺之往覆。还奏额兵九万有奇。今惟五万七千,又皆羸老。忬……等俱宜按治。……忬才本通敏,其骤拜都御史及屡更督抚也,皆帝特简,所建请无不从。为总督数以败闻,由是渐失宠。既有言不练主兵者帝益大恚,谓忬怠事负我。

从表面上看,王忬在蓟河总督任上失宠于嘉靖帝,与严嵩并无干涉。但联系王世贞所说的,先人切齿于严嵩的第三条原因可见,严嵩已插手其间,成为陷害王忬的罪魁。嘉靖三十八年,王忬因滦河失事。帝大怒。“嵩构之,论死系狱”,第二年即被杀害。

王世贞不肯趋奉严氏,并谑毒严世蕃,这也是结怨的原因。据丁元荐《西山日记》载:

王元美先生善谑,一日与分宜胄子饮,客不任酒,胄子即举杯虐之,至淋漓巾帻。先生以巨觥代客报世蕃。世蕃辞以伤风不胜杯杓。先生杂以诙谐曰:“爹居相位,怎说出伤风?”旁观者快之。

沈德符也说:“(王世贞)每与严世蕃饮,辄出恶谑侮之,已不能堪。”(《野获编》卷八《严相处王弇州》)这些恐怕是初期结怨的原因吧。

王忬被劾论死系狱后,王世贞乃解官赴京,与其弟世懋每天匍伏在严嵩门前,涕泣以求宽免。严嵩假意宽慰,背底里则加紧动作。世贞兄弟又常身穿囚服跪于道旁,向贵人们乞救。诸贵人因惧怕严嵩而不敢相救。王忬被杀害后,世贞兄弟哀号欲绝,持丧归,蔬食三年,不入内寝。三年丧满仍不着冠带,葛衣布头,不赴宴会。如此杀父之深仇大恨,王世贞如何能与严氏父子善罢甘休,作《金瓶梅》以讥刺严氏,就成了他报仇的重要手段。

根据上述史料,我认为宋起凤所说的,王世贞为报杀父之仇,“乃成此书”,“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是基本可信的。另外,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到,在宋氏的记载中,没有出现如《寒花盦随笔》中出现的:“伪画致祸”及王世贞作《金瓶梅》以毒杀唐荆川(或严世蕃)等编造出来的荒唐故事。这更能证明宋氏所记乃为实据而非传闻。再退一步讲,即使《寒花盦随笔》、《缺名笔记》等记载中,那些“伪画致祸”、及王世贞著《金瓶梅》以毒杀仇人的荒唐故事,已为吴晗先生的详实考证所否定,但是这些记载的最核心部分,即王世贞与严嵩父子有杀父之仇,则完全是事实,吴晗先生也没有加以否定。对这些记载,我们应取去伪存真的态度,而不是统统加以抛弃。事实亦正是如此,在严氏父子败北之后,王世贞及其门人即著传奇《鸣凤记》以讥刺严氏,在社会上造成极大影响。为什么他不可能继而再著《金瓶梅》,作进一步的讥刺呢?

三、 从《金瓶梅》的早期流传来看,抄本之源盖出于王世贞。

前篇已经谈到,袁中郎于万历二十三年见到的《金瓶梅》的半部抄本,来源于董思白。董氏之书则可能来源于徐阶家藏。这是《金瓶梅》抄本早期流传的一条线索。另一条线索则是:徐阶——刘承禧——袁小修——沈德符。万历三十四年,沈德符遇袁中郎于京邸。中郎告诉沈德符:“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沈德符又说:“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这个“又三年”,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此年袁小修曾赴京会试。而在前一年(万历三十七年),袁小修与刘承禧在当阳见过面(小修《游居柿录》云:“舟中晤刘延伯”)。由此可见,袁小修在万历三十八年携有的《金瓶梅》全抄本似来源于麻城刘承禧(袁小修在《游居柿录》卷三,关于《金瓶梅》条中,未谈此事。这里面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刘承禧的书又来源于徐阶家藏。刘是徐阶的曾孙婿。这就是说《金瓶梅》早期流传的两条线索均与徐阶有关。那么徐阶的全抄本又来源于何处呢?我认为来源于王世贞。万历三十五年前后,屠本畯在《山林经济籍·金瓶梅跋》中说:“(《金瓶梅》)王大司寇凤州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万历四十五年前后,谢肇浙在《小草斋文集·金瓶梅跋》中又说:“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可见王世贞家确藏有《金瓶梅》全抄本。而徐阶与王世贞是同乡人,两家相处友善,又同结仇于严嵩父子。而徐阶当然不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因此徐阶之书只可能来之于王世贞。根据《金瓶梅》早期流传的多种史料分析,《金瓶梅》抄本的源头似乎只能追到王世贞,加之当时社会上又盛传《金瓶梅》为王世贞或其门人所作,此中两者的内在联系,不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吗?

四、 从《金瓶梅》的语言来看,作者必为南方人而非山东人,这又为王世贞说提供了一个重要旁证。

如前所述,鲁迅、郑振铎先生否定王世贞说的唯一根据,就是《金瓶梅》中大量使用了山东地区的方言土白,认为作为南方人的王世贞是决不可能措手于其间的。吴晗提出的根据中,也似以这一条最为有力。其实只要仔细分析一下《金瓶梅》中的语言现象,我们反而会得出《金瓶梅》必为南方人作而非北方人作的结论。

《金瓶梅》中的语言十分庞杂。就其主体而言乃是北方语言,其中多用于叙述语言的是北京官话。西门庆的谈吐亦以北京官话为主。另外多用于人物对话,特别是潘金莲等妇人的对话、口角的语言则是山东土白。除了北京官话、山东土白以外,全书的字里行间,还夹杂着大量的南方吴语。除笔者在前篇《袁小修与〈金瓶梅〉的早期面貌》中列举的例子之外,《金瓶梅》中的吴语可谓不胜枚举。笔者还可以随便从书中拈出若干处。请看:

第十回:“明日我往后边坐,一面腾个空儿”。

第十回:“秋菊为人浊蠢,不任事体……”

第十三回:“这西门庆掇过一张桌凳来踏着”。

第十五回:“就不往西街去看大灯,只到卖纱灯的根前就回了。”

第十九回:“不提防鲁华又是一拳,仰八叉跌了一交,险不倒栽入洋沟里,……”

第二十四回:“且拉着经济,问姑夫要炮放。”

第二十四回:“于是取了苕帚来替他扫了瓜子皮儿。”

第六十七回:“你这狗材,忒不相模样!”

第七十七回:“门外客人有五百包无锡米”。

第七十七回:“分付后生王显仔细火烛。”

第七十八回:“落后潘姥姥来了,金莲打发他……”

第八十一回:“出落得好长大身材”。

以上十二例中加重点号者,恐怕均属吴语,而非北方话吧。《金瓶梅》故事发生地在北方,人物多为北人,如果作者是北方人的话,吴语在书中毫无立足之地,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现在书中居然出现了大量的吴语方言,这只能说明作者是南方人,他在有意识地使用北方语言描述北人、北事时,无意识地将自己习惯使用的南方语言夹杂于其间。

从《金瓶梅》中的语言现象来推测作者,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 他是南方人,更准确地说是吴语地区人。他的习惯用语是吴语,所以在不必要出现吴语的《金瓶梅》中会出现大量的吴语;二、他在北京生活过,熟悉北京官话,所以能熟练地将这种语言,作为《金瓶梅》的叙述用语;三、 他在山东地区生活过,熟悉山东地区的多种方言土白,所以他能将当地人的语言写得准确、生动、传神。而王世贞正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王世贞是江苏太仓人,太仓属吴郡,正是吴语流行地区;他的祖籍是山东琅琊,他本人曾做过山东青州兵备副使三年;他从小又随父寓居北京。看来在当时的大名士中,符合这三个条件者,非王世贞莫属。

五、 王世贞的学识,也足以写出《金瓶梅》这样的文学巨著。

王世贞是个大文学家,与李攀龙同为“后七子”首领,其著甚富,且能写小说、传奇剧本。他的一百七十四卷的《弇州山人四部稿》,其中一部稿就是说部。王世贞的好友陈文烛在《弇山堂别集》序中指出:“余习元美,尝窃窥其青箱,则尚有:《弇园识小录》、《三朝首辅录》、《觚不觚录》、《权幸录》、《朝野异闻》,此枕中之秘,尚不以示人也”。可见王世贞还有秘书深藏之,《金瓶梅》不知是否在其中。

王世贞19岁就中进士(嘉靖二十六年),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时严嵩为相,王忬为蓟辽总督,两家往来密切。后生嫌怨。“嵩雅不悦忬,而忬子世贞复用口语积失欢于嵩子世蕃。”(《明史·王忬传》)“王弇州为曹郎,故与分宜父子善。……每与严世蕃宴饮,辄出恶谑侮之,已不能堪。”(沈德符:《野获编》卷八《严相处王弇州》)可见王世贞十分熟悉严嵩父子,因此能在《金瓶梅》中,将恶贯满盈的蔡京父子(实指严嵩父子)的形象塑造得有血有肉。也正因为王世贞是大官僚。所以在《金瓶梅》中能将西门庆朝见皇帝,接待六黄太尉,蔡太师做寿等等官场的大场面写得生动逼真。《金瓶梅》中不仅写了北京、山东清河、临清,还写到了南京、扬州、苏州、杭州、湖州、严州,这些地方王世贞均曾到过,均有其亲身经历。

王世贞知识渊博,在前后七子中,学问渊博者,以其为最。所以能在《金瓶梅》中,反映出非常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他在其著《宛委余编》中就记述了大量的社会生活知识。例如,在《宛委余编二》中多有古今冠服演变,妇女画眉式样、梳髻式样等知识的记述和考证;《宛委余编五》中有医药知识,推命星相知识;《宛委余编十三》中有文字音韵知识;《宛委余编十五》中有书画知识;《宛委余编十六》中有弈棋和饮食知识;《宛委余编十七》则专论道释。可以说《宛委余编》是王世贞创作《金瓶梅》的知识库。正因为王世贞有丰厚的知识积累,因此他能在《金瓶梅》中将繁多的各式各样的生活场面写得细致入微,多姿多彩。关于王世贞著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础、知识结构问题,朱星先生在其著《金瓶梅考证》中已详加研究、分析,所论是能够服人的,笔者在此不再加以引述了。

纵观“王世贞说”的历史命运,很能发人深思。从明末到清末的三百年间,不少文人对它来了个大肯定。虽然他们没有提出强有力的证据,但并不都是无知妄说。但是真理前进半步就会变成谬误。有些人过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出于传闻和“创造”,为王世贞写作《金瓶梅》编造了种种动人的故事,这就为全面否定王世贞说创造了条件。吴晗先生正是从否定这些编造的故事着手,彻底否定了王世贞说的。通过这样一个肯定与否定,王世贞说便大倒其霉,崇信者虽还有蒋瑞藻、朱星等先生,但已成了强弩之末,无法挽回败局。前个时期,笔者亦置此说于不屑一顾。但历史是无情的,是丝毫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宋起凤的王世贞“中年笔”说的被发现,使我震惊,亦使我不得不对王世贞说的来龙去脉作一番再检讨、再思考,从而发现了吴晗先生考证中的问题,得出吴晗并未能彻底推倒王世贞说的新认识。王世贞说大有重新研究的必要。显然,笔者在这里并没有为王世贞说找到铁证,因而还不能作出肯定性的结论。这不奇怪,三百年来没有能彻底肯定的东西,企图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得以肯定,笔者无此奢望。笔者之意仅仅在于说明,王世贞说作为一家之说,自有它存在的价值,我们应该重视它,进一步研究它,而不是在没有充分证据的基础上,草率地加以“彻底”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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