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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周作人、周建人的情感纠葛,为何闹得满城风雨?

作者:成语词句网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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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傅华轩

在中国现当代史上,有这么一母所生的弟兄三人,可谓是大名鼎鼎!尤其是大哥,曾经在全国上下尽人皆知!知名度比现在的大牌明星还要高出一筹,三弟是副国级高干。

这弟兄三人就是:大哥鲁迅(周树人),二哥周作人,三弟周建人。

鲁迅,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周作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他还是著名的汉奸文人。

周建人,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现代著名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鲁迅研究专家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这弟兄三人太厉害了!也许因为都太优秀了,三个大师级的人物,互不相让,互不相容,弟兄三人感情纠葛了一辈子。尤其是鲁迅和周作人的矛盾起因,至今一直是一个谜?

鲁迅和周作人、周建人的情感纠葛,为何闹得满城风雨?

其实,开始鲁迅一家子很和睦,热热闹闹过日子,都住在北京八道湾一个大院子里,雇了七八个佣人,鲁迅和周作人的工资稿费都交到家里面,大家挣钱一齐花。不知为何后来兄弟反目了。

下面是一些他们兄弟失和的文字史料,及相关人员的评议。

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17日,周作人的日记曾记载有关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后来被他剪去了。19日,周作人将一封绝交信送给鲁迅,信中写道:"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这日,鲁迅日记记载:"上午启孟(周作人的字)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8月2日,鲁迅与朱安搬出八道湾。

次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东西,与周作人夫妇发生冲突,鲁迅日记记载:"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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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住在八道湾的川岛(章廷谦)回忆,当时周作人拿起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就要向鲁迅砸去,被他劝下。而周建人听母亲说,鲁迅则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向周作人掷去,周才退下。

亲兄弟闹到这个份上,太让人心痛了。

关于失和的原因,鲁迅从未在文章中提及,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流传有许多说法,既然是传言,可信度太低了,有人说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发现。与鲁迅、周作人都有密切交往的川岛反驳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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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千家驹认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在1912年7月10日的日记记载:"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千认为,这里的"羽太"即信子,鲁迅将给信子的信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还有人说,鲁迅的"迅"字与"信"字在南方是谐音,系指羽太信子。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此种说法太过牵强。1912年5月,信子生下儿子周丰一,其弟重久送妹妹芳子来绍兴照顾信子。7月10日,鲁迅寄"羽太家信",并不是寄给信子的,而是寄给日本的羽太家的。鲁迅日记中也有给信子写信的记载,写明是"与二弟妇信",而非"羽太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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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认为,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的原因,一方面是长期一起生活造成的家庭矛盾;另一方面,大概与羽太信子的占有欲太强有关。鲁迅、周作人兄弟感情深厚,信子对此可能有所不满,信子希望丈夫只围绕自己打转,不希望丈夫与其兄长关系太过密切。这也可以从信子之妹芳子与周建人最后仳离之事中得到印证。

1964年,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说,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中"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与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谈及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了引证鲁迅日记外,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如此推断,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是羽太信子不愿同鲁迅一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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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人认为两位兄长失和的原因是当家的羽太信子挥金如土。周家雇有许多仆佣,管家、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人七八人,还有打扫、洗衣、看孩子的女仆二三人,比祖父在前清做京官时请的佣工还要多。信子经常心血来潮,花样百出,有时饭做好了,却说想吃饺子,将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师赶紧另包饺子;被褥才用一两年,便不要了,赏给仆人,全部换新的。鲁迅不仅每月薪金交公,多年积蓄赔进去,有时还要四处借贷,穷得连夜间写文章吸香烟都没钱买。鲁迅到上海后,对周建人谈及八道湾时的生活,说:"我已经涓滴归公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

周建人还提及,一次,周作人说要将岳父母接到中国来同住,鲁迅很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情至义尽,今后可以继续养老送终,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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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回忆,鲁迅谈及八道湾时的生活说,羽太信子花钱大手大脚,什么都要买日本货,一有钱就到日本商店买上一大堆;周作人一家无论大病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诊治。钱花光了,便由鲁迅去借,有时鲁迅借了钱急忙回家,到门口看见日本医生的汽车,便感慨:"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许广平说,因为后来北洋政府欠薪,鲁迅工资不能上交,于是就变得讨厌起来了。鲁迅对他说,管家徐坤很会讨周作人夫妇的喜欢,连周买双布鞋,做件大衣,都是徐从外面叫人回来试样子。徐的家眷与八道湾比邻而居,徐常将食品从墙头送过去。鲁迅看见后告诉信子,信子狠狠责骂了徐,但并不是骂他偷东西,而是责怪徐"为什么给他(鲁迅)看见了"。而周作人则说:"辞退他对我日常生活的照料没人能代替得了,还是留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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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鲁老太太曾对人说:"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鲁迅)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俞芳,绍兴人,北师大毕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后,搬到另一个地方住时的邻居)

1925年,周作人翻译了罗马诗人喀都路斯的第一百首诗《伤逝》,中有"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之句。不久,鲁迅发表同名小说《伤逝》,开篇便说:"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发表小说《伤逝》后两周,鲁迅又发表小说《弟兄》,此文完全是描写1917年周作人出疹子,自己惊慌失措、悉心照料之事。他在文中向弟弟表达了"鹡鸰在原"(鹡鸰亦作脊令,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悲鸣向同伴求救,《诗经》中有云:"脊令在原,兄弟难急")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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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收藏的现代作家的译著中,以周作人的译著种类最多。二人失和后,鲁迅仍搜集弟弟的作品。

《语丝》被查封后,鲁迅担心周作人的安危,给川岛写信说:"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

1936年10月,平津地区的104位教授联名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意见书》,周作人没有参与此事。鲁迅逝世后,周建人给周作人写信说:"(鲁迅)又说到关于救国宣言这一类的事情,谓连钱玄同、顾颉刚一般人都具名,而看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见,以为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时,亦不可过于退后云云。"

周作人对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亦有微词,他说鲁迅好色、纳妾,晚年,他的日记中仍有"兄弟皆多妻"之语。

虽然失和,但兄弟二人却没有断了联系,他们都在《语丝》写文章;有共同的朋友,这些朋友经常在同一天先后拜访二人,周建人、川岛不止一次充当了二人沟通的桥梁。二人还一致对外,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中,周作人在鲁迅起草的《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宣言》上签了字;在鲁迅与陈源的比战中,周作人毫不犹豫站在了长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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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有麟回忆,二人失和后,还常在北大教员休息室见面,一接触便起争执。可一旦有人攻击周作人,鲁迅便用各种笔名代弟弟应战。成仿吾和鲁迅论战时,周作人也在其文章中为鲁迅帮腔。"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被列入北洋政府的缉捕名单,周作人知道后,马上托人通知鲁迅。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发表后,友人们纷纷唱和,引发一场风波。鲁迅却能理解二弟,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许多年后,周作人谈及鲁迅对他的上述评价时说:"当时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芥蒂,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逝世。第二日,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走进教室。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只字未提其他事情。第一堂课下课前几分钟,周挥一挥袖子,掸了掸粉笔灰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周的脸色非常难看。柳存仁回忆:"他并没有哭,也没有流泪,可是眼圈有点红热,脸上青白的一层面色,好像化上了一块硬铅似的。这一点钟的时间,真是一分钟一秒钟的慢慢的挨过,没有一个上课的人不是望着他的脸,安静地听讲的。这个时候容易叫你想起魏晋之间的阮籍丧母的故事。"

鲁迅和周作人、周建人的情感纠葛,为何闹得满城风雨?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写了《鲁迅的故事》、《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作品,在谈及鲁迅时,也会称"家兄"。陈迩冬回忆,他在周作人屋中见到过鲁迅拓的汉碑,一次,周送他出门时,指着外院的丁香树说:"这是家兄种的。"

1958年,周作人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谈及上海鲁迅墓前的塑像说:"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真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西滢辈画这样一张相,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

徐淦回忆,他在与周作人日常闲谈中常提到鲁迅,"知堂很坦率,从他的口吻中,我听出他对杰出的兄长之爱和敬,始终如一,像两人儿时、少时、青壮年、中年时的莫逆有增无减"。羽太信子一次给徐送茶时,也提到鲁迅,周作人当时翻译信子的话说:"内人告诉足下,自从足下来后,院子里的左邻右舍,都对她说,她们觉得又像过去大先生住在这里的时候,看到通宵在灯下干夜活的情形了,她们对大先生都是很敬爱、挺怀念的。"

对于长兄,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了。关于鲁迅以外的人我只有对许季茀一个人,有要订正的地方,如上边所说的,至于其他无论什么样人要怎么说,便全由他们说去好了。"言下之意,当年他有对不起鲁迅之处。

鲁迅和周作人、周建人的情感纠葛,为何闹得满城风雨?

周建人说,鲁迅逝世前几天,身边还放着周作人的书,闲来时常翻阅。而1966年7月2日,周作人开始阅读鲁迅的杂文。这对兄弟在即将离世之际,都不约而同阅读对方的文章,实在让人感慨万千。

血浓于水的亲情,是人世间最美好最宝贵的感情啊!

周作人不仅与长兄鲁迅失和,与三弟周建人的关系亦不睦。

据周海婴记载,羽太信子怀孕后,其妹妹芳子从日本到绍兴照顾信子。信子得到芳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后,渐渐离不开芳子了。为了把芳子长久留在身边,她便准备撮合芳子和小叔周建人。周建人时正因青梅竹马的表妹病逝而十分悲痛。信子便乘机灌醉了周建人,将芳子推进周建人的房间。鲁迅谈及三弟的婚姻时,说是"逼迫加诈骗成局"。

据俞芳记载,在绍兴时,周建人与芳子关系尚好。周家迁到北京后,芳子看到姐姐大肆挥霍,十分羡慕,对信子言听计从,效仿信子,贪图享乐,常埋怨丈夫无能,不会赚钱。一次,周作人夫妇、芳子带着孩子去游玩,周建人准备同往,没想到,他走到车子旁边时,芳子一脸不屑地说:"你也去吗?"周建人看着妻子冰冷的表情,十分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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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人到上海后,希望妻儿也一同到上海居住。但信子不让妹妹离开,芳子也不愿离开,反而经常写信向周建人要钱。后来,周建人积劳成疾,患了肺结核,芳子仍拒绝到上海照顾丈夫。五年后,心灰意冷的周建人与王蕴如结合。

鲁迅去世的1936年冬天,鲁老太太八十寿辰,周建人、王蕴如到北京为母亲祝寿。结果,信子、芳子大闹寿宴,周建人与芳子的长子周丰二更是手持军刀从屋内冲出,要砍周建人,被亲友拦下。此后,周丰二打电话到日本领事馆,要求他们扣留周建人,将其"法办"。周、王二人无奈,只能提前回到上海。鲁老太太伤心地对俞芳说:"如果大先生还在,八道湾不敢如此嚣张……"

好端端的一个家,乱到这种程度,竟然兵戎相见!可悲啊可悲。

抗战爆发前,冯雪峰认为,要让周作人接触进步势力,他隐约表示让周建人去接近周作人。也有人对周建人说,生物学家秉志由上海一家书局供养着,周作人只要愿意来上海,生活完全不成问题,商务印书馆或其他书局可以供养。周建人想起鲁迅生前说过的周作人不如南来安全的话,于是致信周作人,恳请其来上海,但周作人未作复。

寿宴之后,周建人不再给八道湾寄钱,唯独通过母亲给大女儿马理(周鞠子)每月20元。抗战时期,周作人通过日本使馆,要求商务印书馆直接将周建人的一半工资,汇给周作人。兄弟关系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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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羽太芳子向法院起诉,状告周建人"重婚"。一些老友发现芳子的诉状出自周作人之手(周作人只承认他改了几个字),叹道:"知堂老人坐不住,又出山了。"法院经过调查,判决周建人与芳子实际离婚成立,周丰二与周建人脱离父子关系。

刘哲民记载,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茅盾、叶圣陶(周海婴记载为叶圣陶、胡愈之)三人试图为周作人、周建人兄弟调解。他们拉着周建人到八道湾做客,周作人很客气地招待了他们,但兄弟二人却互相不搭理对方。面对此僵局,三人不知该如何劝说,只好无功而返。

周建人回忆,全国解放后不久,他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碰到周作人,二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二人都老了,周作人颇为凄凉地说:"你曾写信劝我到上海。"周建人回答:"是的。我曾经这样希望过。"周作人颇为凄凉地说:"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听了这话,周建人觉得他还不明白,还以为自己是八道湾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实他早已是一名奴隶。这次意外相遇,成为这对兄弟的永诀。

最后关于周作人再说几句。

兄弟失和后,周作人竟然称呼母亲为"鲁迅的母亲"、"鲁迅的老太太"或"鲁老太太",无论是公开场合或私下与友人谈话。1936年10月,北大召开悼念鲁迅大会,会上,周作人称呼母亲为"他(鲁迅)的母亲",与会的老舍听到后极为反感。后来老舍在一次纪念鲁迅逝世的会议上提到周作人时说,这种人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肯承认,何况国家。

但是,周作人也有多彩的一面,在任日伪督办期间,周作人曾多方照顾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帮助李星华、李光华姐弟办"良民证",协助他们从北平转移至延安,掩护李大钊次女李炎华及其夫侯辅庭。他还曾营救中共地下党员高炎。

这就是鲁迅弟兄三人感情纠葛的简单经过,这里面,有让人叹息的地方,有让人痛心的地方,也有永远是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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