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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伸缩题意自达处处朴老简峭千古之散文名篇《种树郭橐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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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伸缩题意自达处处朴老简峭千古之散文名篇《种树郭橐驼传》

《种树郭橐驼传》

(柳宗元 唐朝)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瘘,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

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曰:“嘻,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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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

郭橐驼,不知道他起初叫什么名字。他患了脊背弯曲的病,脊背突起而弯腰行走,就像骆驼一样,所以乡里人称呼他叫“橐驼”。橐驼听说后,说:“这个名字很好啊,这样称呼我确实恰当。”于是他舍弃了他原来的名字,也自称起“橐驼”来。

他的家乡叫丰乐乡,在长安城西边。郭橐驼以种树为职业,凡是长安城里经营园林游览和做水果买卖的豪富人,都争着把他接到家里奉养。观察橐驼种的树,有的是移植来的,也没有不成活的;而且长得高大茂盛,结果实早而且多。其他种树的人即使暗中观察、羡慕效仿,也没有谁能比得上。

有人问他种树种得好的原因,他回答说:“我郭橐驼不是能够使树木活得长久而且长得很快,只不过能够顺应树木的天性,来实现其自身的习性罢了。但凡种树的方法,它的树根要舒展,它的培土要平均,它根下的土要用原来培育树苗的土,它捣土要结实。已经这样做了,就不要再动,不要再忧虑它,离开它不再回顾。栽种时要像对待子女一样细心,栽好后要像丢弃它一样放在一边,那么树木的天性就得以保全,它的习性就得以实现。所以我只不过不妨碍它的生长罢了,并不是有能使它长得高大茂盛的办法;只不过不抑制、减少它的结果罢了,也并不是有能使它果实结得早又多的办法。别的种树人却不是这样,树根拳曲又换了生土;他培土的时候,不是过多就是过少。如果有能够和这种做法相反的人,就又太过于吝惜它们了,担心它太过分了,在早晨去看了,在晚上又去摸摸,已经离开了,又回头去看看。更严重的,甚至用指甲划破树皮来观察它是活着还是枯死了,摇晃树根来看它是否栽结实了,这样树木的天性就一天天远去了。虽然说是喜爱它,这实际上是害了它,虽说是担心它,这实际上是仇视它。所以他们都不如我。我又能做什么呢?”

问的人说:“把你种树的方法,转用到做官治民上,可行吗?”橐驼说:“我只知道种树罢了,做官治民,不是我的职业。但是我住在乡里,看见那些官吏喜欢不断地发号施令,好像是很怜爱(百姓)啊,但百姓最终反因此受到祸害。在早上在晚上那些小吏跑来大喊:‘长官命令:催促你们耕地,勉励你们种植,督促你们收获,早些煮茧抽丝,早些织你们的布,养育你们的小孩,喂大你们的鸡和猪。’一会儿打鼓招聚大家,一会儿鼓梆召集大家,我们这些小百姓停止吃早、晚饭去慰劳那些小吏尚且不得空暇,又怎能使我们繁衍生息,使我们民心安定呢?所以我们既困苦又疲乏,像这样(治民反而扰民),它与我种树的行当大概也有相似的地方吧?”

问的人说:“不也是很好吗!我问种树的方法,得到了治民的方法。”我为这件事作传把它作为官吏们的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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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树郭橐驼传》作者介绍

柳宗元,生于公元773年(唐大历八年),卒于公元819年(唐元和十二年),字子厚,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伟大的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柳宗元的祖籍是河东郡(河东柳氏与河东薛氏、河东裴氏并称“河东三著姓”),祖上世代为官(七世祖柳庆为北魏侍中,封济阴公。柳宗元的堂高伯祖柳奭曾为宰相,曾祖父柳从裕、祖父柳察躬都做过县令)。其父柳镇曾任侍御史等职。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属范阳卢氏,祖上世代为官。柳宗元只有两个妹妹。

公元773年,柳宗元生出生于京城长安。四岁时,母亲卢氏和他住在京西庄园里,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因此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见闻和感受。

九岁时遭遇建中之乱,建中四年,柳宗元为避战乱来到父亲的任所夏口。年仅12岁的柳宗元在这时也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

公元785年(贞元元年),柳镇到江西做官。柳宗元随父亲宦游,直接接触到社会,增长了见识。他参与社交,结友纳朋,并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久,他回到了长安。父亲柳镇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能诗善文的父亲和信佛的母亲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公元792年,柳宗元被选为乡贡,得以参加进士科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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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93年,21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名声大振。不久,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去世,柳宗元在家守丧。

公元796年,柳宗元被安排到秘书省任校书郎。公元798年,26岁的柳宗元参加了博学宏词科考试,并中榜,授集贤殿书院正字(官阶从九品上)

公元801年,柳宗元被任命为蓝田尉(正六品)

公元803年十月,柳宗元被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公元805年(贞元二十一年)1月26日,唐德宗驾崩,皇太子李诵继位,改元永贞,即顺宗。顺宗即位后,重用王伾、王叔文等人。柳宗元由于与王叔文等政见相同,也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掌管礼仪、享祭和贡举。此时,在王叔文周围还有许多相同政见的政治人物,包括韩泰、韩晔、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陆质、吕温、李景俭、房启等人,他们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

王叔文等掌管朝政后,积极推行革新,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称永贞革新。主要采取的革新措施有,抑制藩镇势力,加强中央的权力;废除宫市,罢黜雕坊、鹘坊、鹞坊、狗坊、鹰坊的宦官称为五坊小儿;贬斥贪官污吏;整顿税收,废除地方官吏和地方盐铁使的额外进奉,并试图收回在宦官和藩镇手中的兵权。随着顺宗的病情加重,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朝臣联合外藩联合反对改革派向朝廷施加压力,要其引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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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05年(永贞元年)4月,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立广陵郡王李淳为太子,改名李纯。5月,王叔文被削翰林学士一职。7月,宦官,大臣请太子监国。同月,王叔文因母丧回家守丧。八月五日,顺宗被迫禅让帝位给太子李纯,史称“永贞内禅”。李纯即位,即宪宗。宪宗一即位就打击以王叔文和王伾为首的政治集团。8月6日,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王伾为开州司马,王伾到任不久后病死,王叔文不久也被赐死。永贞革新宣告失败,前后共180多天。

永贞革新失败后,9月,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11月,在赴任途中,柳宗元被加贬为永州司马。王叔文政治集团的其他人也被贬为远州的司马,后称“二王八司马”。到职后的柳宗元暂居在龙兴寺。经过半年,柳宗元的母亲因病去世。

公元815年,柳宗元离开永州,生活在永州的10年中,柳宗元在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进行钻研,并游历永州山水,结交当地士子和闲人,他写下《永州八记》(《柳河东全集》的540多篇诗文中有317篇创作于永州)

公元815年(元和十年)1月, 柳宗元接到诏书,要他立即回京。2月,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柳宗元回到了长安。在长安,柳宗元没有受到重用,由于武元衡等人的仇视,不同意重新启用。3月14日,柳宗元被改贬为柳州刺史。3月底,柳宗元从长安出发,赴柳州,六月二七日抵达。

公元819年(元和十四年),宪宗实行大赦,宪宗在裴度的说服下,敕召柳宗元回京。十一月初八,柳宗元在柳州因病去世。享年47岁。

公元1158年(绍兴二十八年),宋高宗加封柳宗元为文惠昭灵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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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文的成就大于诗。其骈文有近百篇,古文大致为六类。

(一)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

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二)寓言: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

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三)传记: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

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

(四)山水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

典范之作为《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作品中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他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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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诗词骚赋:独具特色代表作《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

《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

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

柳诗现存140多首,均为贬谪后所作。前人把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另外一些五古则受谢灵运影响,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诗。

但柳诗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同中有异。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见长的律诗。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为唐代七律名篇,《江雪》《渔翁》《溪居》在唐人绝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

(六)作品集:刘禹锡始编柳集《河东先生集》。

宋代注本较多,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为现存柳集最早本子。明蒋之翘辑注有《柳河东集》。事迹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

柳宗元是一个政治革新的人,推崇“古文”运动。柳宗元的哲学论著中,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他反对天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柳宗元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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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并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砷”。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

柳宗元所写的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体反映,是他参与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柳宗元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言论从折衷调和的立场,来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为幼时的盲目、为政时期的附会时尚和贬官后的自觉三个阶段。 他在长安应举和为政时期,曾与文畅等出入官场文坛的僧侣结交,很欣赏晋宋以来名家人与和尚支道林、释道安、慧远、慧休的关系,并极力称赞那些与自己同时代人的那种“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图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 柳宗元认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这正是他改革失败后被贬永州的真实心理状态。于是,“自肆于山水间”,更有意识地从自然山水中寻找慰藉,以排解心中的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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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对待人生的态度是积极执着的。他虽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家的。他一生有两项重大活动:一是参与永贞革新,一是领导古文运动。这二者都与他复兴儒学、佐世致用的思想有关。他既身体力行了“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的政治理想, 又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辅时及物” 的主张和以儒家经典为“取道之源”的原则。

柳宗元的诗,共集中140余首,在大家辈出、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上,是存诗较少的一个,但却多有传世之作。他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

现存柳宗元诗,绝大部分是贬官永州以后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他的叙事诗文笔质朴,描写生动,寓言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抒情诗更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笔,委婉深曲地抒写自己的心情。不论何种体裁,都写得精工密致,韵味深长,在简淡的格调中表现极其沉厚的感情,呈现一种独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关心现实、同情人民的诗人,所以无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诗篇。

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韩柳二人与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散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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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叶,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坛上发起和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主张。在文章内容上,针对骈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此外,还指出先“立行”再“立言”。这是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韩柳二人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语言精练生动的优秀散文。韩柳的古文运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

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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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树郭橐驼传》作品介绍

《种树郭橐驼传》这篇文章是柳宗元早年在长安任职时期的作品。郭橐驼种树的本事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是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而为言的。

中唐时期,豪强地主兼并掠夺土地日益严重,“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仅有一点土地的农民,除了交纳正常的捐粟外,还要承受地方军政长官摊派下来的各种杂税。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各地官僚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竞相向朝廷进奉,加紧对下层的盘剥,于是“通津达道者税之,莳蔬艺果者税之,死亡者税之”,民不聊生。

柳宗元在参加“永贞革新”前两年,即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至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曾任监察御史里行,是御史的见习官,可以和御史一样“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可以到各地检查工作,民事、军事、财政都可以过问,品秩不高而权限较广。这篇文章,可能就是在此期间写的,是针对当时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现象而作的。这篇《种树郭橐驼传》可以看成是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的先声。

《种树郭橐驼传》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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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树郭橐驼传》题目虽称为“传”,但并非是一般的人物传记。文章以老庄学派的无为而治,顺乎自然的思想为出发点,借郭橐驼之口,由种树的经验说到为官治民的道理,说明封建统治阶级有时打着爱民、忧民或恤民的幌子,却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仍旧民不聊生。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的老庄思想的具体反映。

唐代从安史之乱以后,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只有休养生息,才能恢复元气。如果封建统治者仍借行政命令瞎指挥,使老百姓疲于奔命,或者以行“惠政”为名,广大人民既要送往迎来,应酬官吏;又不得不劳神伤财以应付统治者摊派的任务,这只能使人民增加财物负担和精神痛苦。

《种树郭橐驼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全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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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郭橐驼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暗示了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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