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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稀世珍品的苏轼书《醉翁亭记》,原是在阜阳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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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滁州醉翁亭景区宝宋斋内,有一处碑刻,两块四面,碑高239厘米,宽98厘米,正文402字,标题4字,跋95字,共501字。此碑刻为《醉翁亭记》,欧阳修撰,苏轼书。后人称为“欧文苏字,珠联璧合”,视为稀世珍品。明代冯若愚云:“宋碑文字最著者莫如欧公滁二碑。”


被视为稀世珍品的苏轼书《醉翁亭记》,原是在阜阳所作


那么,苏轼是在何时何地书写的《醉翁亭记》呢,据史料显示,这背后的故事,其实与一个叫颍州(今安徽阜阳市)的地方有关。

热爱文学的人都知道,《醉翁亭记》是欧阳修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担任滁州太守时所写。但《醉翁亭记》写出来后并没有马上刻碑,直到庆历八年(1048)三月,才由书法家陈知明首次刻碑,立于滁州。宋哲宗元佑六年(1091),王诏担任滁州知州,见陈知明所书《醉翁亭记》字迹浅褊而小,恐难久传,遂请欧阳修的门生、北宋大诗人兼大书法家、时任颍州知州的苏轼改书大字,并刻石立碑。

元佑六年(1091年)苏轼曾两书《醉翁亭记》,其一为大字楷书,即后世立于琅琊山间的“滁州碑”母本;其二是用楷、行、草兼用字体写成的长卷。

研究者发现,苏轼的这两款《醉翁亭记》的正文内容不尽相同,尾跋文字亦有异。草本跋为:“庐陵先生以庆历八年三月己未刻石亭上,字画褊浅,恐不能传远,滁人欲改刻大字久矣。元佑六年轼为颍州,而开封刘君季孙请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十一月乙未眉山苏轼书。”其中,草本跋“字画褊浅”,楷本跋作“字画浅褊”;楷本跋于“而开封刘君季孙”后多出“自高邮来,过滁。滁守河南王君诏”十三字;书写日期草本跋为“十一月乙未”,楷本跋为“十一月乙巳”。虽是一字之别,却是十日之差。由落款时间判断,草本写在前,楷书本写在后,草书《醉翁亭记》写在楷书本十日之前。

那么,担任滁州知州的王诏又是请何人托付苏轼而写的呢。仔细研究过此碑文的发现,此人即是碑文跋语中所记的刘季孙。

刘季孙何许人也?缘何能得到苏轼垂青,在十日之间两书《醉翁亭记》,苏、刘二人的关系究竟如何?苏轼当时书写《醉翁亭记》的时空背景到底怎样?下面将根据存世诗文、苏公的年谱以及相关文献资料,对上述疑问逐一考究。

刘季孙(1033-1092)北宋诗人,苏轼称其为"慷慨奇士"。字景文,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宋仁宗嘉佑年间,以左班殿直监饶州酒务,摄州学事(《石林诗话》卷下)。哲宗元佑中以左藏库副使为两浙兵马都监。因苏轼荐知隰州,仕至文思副使。七年,卒,年六十。博通史传,性好异书古文石刻,仕宦所得禄赐尽於藏书之费。刘季孙交游广阔,与王安石、苏轼、米芾,张耒等文人雅士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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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二十年间两度守杭,之前熙宁时曾任杭州通判六年。刘景文此前于嘉佑年间在饶州(今江西鄱阳)履职,此时,苏、刘二人是否相识不得而知,不过刘季孙的诗文涵养在当时曾得到过王安石的欣赏(《石林诗话》卷下有载)。元佑四年(1089年),苏轼与旧党政见不合,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刘景文时任西京路分都监左藏库副使,在杭州与轼同僚,曾作《寄苏子瞻自翰苑出守杭州》。元佑五年三月八日,苏轼得见刘景文所藏欧公书,写有诗文《题刘景文所收欧阳公书》《题欧阳帖》《跋刘景文欧公帖》等,可证此时苏、刘已经相识相知。此后二人诗文往来,相交甚密。

元佑六年三月,苏轼自杭州还朝。八月,为龙图阁学士,知颍州(今安徽阜阳)。九月重阳后,苏轼到任颍州不久,获刘景文寄诗《奉寄苏内翰》,苏轼获景文诗后大喜,作《次韵刘景文见寄》。

十一月初,刘景文自杭州经高邮西赴汴京,中途折经滁州,受滁守王诏请托事宜。景文本欲拜会老友苏轼,故迂道访颍,与苏轼重逢。留颍期间,苏、刘相谈甚欢,苏轼特为刘景文撰诗六首。诗文之中,苏轼与挚友重逢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相看握手”,暖意融融;“千里一笑”,尽在不言中。

刘景文来颍之际,正逢颍州久旱。苏轼主政素以勤政著称,其间多次主持祈告祷雨仪式,且撰文赋诗,有《祈雨迎张龙公祝文》《书颍州祷雨诗》《聚星堂雪(并叙)》《送张龙公祝文》等,并有《祷雨帖》传世。景文来颍后,苏轼所写诗文多与其相关,并涉诸求雨、祷雨之事,

刘景文此番来颍,更有一项重要使命,那就是还受王诏请托,劳请苏公俊笔书丹以传远。由于苏、刘本是故友,恰在故地(欧阳修晚年致仕即在颍州归养,熙宁四年苏轼也曾专来拜谒),又是对先师敬表尊意,欧阳修的两位公子也刚巧此时居颍,整日朝夕相处,于是苏轼欣然应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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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苏公尾跋所题,草本《醉翁亭记》书于十一月十一乙未日,当为景文来颍次日苏公即兴书就。苏、刘此次相逢,颇多唱和,十日畅饮,难免陶然于醉。十日间,与刘景文有关的诗句多有言及饮醉之事,如“似知吾辈喜,故及醉中来”(《和刘景文雪》);“万松岭上黄干叶,载酒年年踏松雪”(《用前韵作雪诗留景文》);“留子非为十日饮”(《和刘景文见赠》);“岂知入骨爱诗酒,醉倒正欲蛾眉扶”,“酒肴酸薄红粉暗,只有颍水清而姝”(《次前韵送刘景文》)。

苏轼曾自言“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以为不及……”(《题醉草》),又苏轼《跋草书后》谓“仆醉后,乘兴辄作草书十数行,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可见苏轼作草书需要借助于酒,甚至云“暑中既不饮酒,无缘作字”(《答李方叔》)。则此草书《亭记》殆苏公醉后笔耶?是以颠张醉素,满纸云烟,遂成天下奇书。苏轼对欧公名篇自是谙熟于心,

且在不久之前(是年六月十五日),五十卷本的《居士集》书刻刚刚问世,苏轼参修编纂,并亲书《六一居士集叙》:“欧阳子殁十有余年……予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由是,苏公醉后方能笔走龙蛇,一挥而就。

但是,毕竟欧文篇宏,又是苏轼酒后大醉,因而草书《醉翁亭记》璧中偶入微瑕。草本“若非夫日出而林霏开”,多写一“非”字;“杂然而前陈太守燕也”,少一“者”字。此外,“庐陵欧阳修也”虽出于敬尊,写成了“庐陵欧阳公也”,但毕竟与欧公原文不合;“起坐而?哗者”句中“灌晔”之语虽古意盎然,但亦不同于欧公原文之“喧哗”。


被视为稀世珍品的苏轼书《醉翁亭记》,原是在阜阳所作


如是他人,苏轼书毕可能就此惊艳收工。可恰恰是刘景文,素喜欧公书帖,博闻强记的他品读后发现了个中瑕疵,并敢于他日向苏轼陈指。由于是挚友相知,苏轼对刘景文的意见很是尊重,于是在十一月廿一乙巳日,苏公用最为精擅的大字楷书重新誊写一遍,并适当修正了其中问题,于是才有了后来广为流传、端庄凝重的楷书大字本《醉翁亭记》。

苏轼在“留子非为十日饮,要令安世诵亡书”(《和刘景文见赠》)诗句中引用汉臣张安世的典故,可能即是所指刘景文以博记锐眼修正自己书文中不妥之处。而草书本《亭记》虽有微瑕,笔法却豪迈奔放、神韵飘逸,刘景文一定对此篇鸿文奇书非常喜爱,倘若苏公重写也未必能写出原有的气势和韵味,此篇奇文也就自然而然成了刘景文的收藏。

刘景文离开颍州赴京,在苏轼的推荐下,不日即确知将升迁隰州太守。元佑七年(1092年)三月,苏轼离颍州,改知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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