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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的拟定与上奏——答侯宜杰先生商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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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的拟定与上奏——答侯宜杰先生商榷文

侯宜杰先生《〈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上奏问题商榷》一文 ,对拙文《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提出不同意见 ,主旨是继续坚持该折于1912年1月16日上奏,并提出了相关论据。因为事实俱在,不难辨别真伪,本来不拟作答。编辑部认为商榷属于认真的学术讨论,嘱我回应,出于尊重前辈,以及顺带表达对于历史考证、学术论争和学术批评的一般性意见的考虑,予以回复,但仅限于此,不作为破例。

一、1月16日上奏说不可取,12月底拟奏说可以通

侯先生商榷文的主旨,并非提出新的意见,反而是维系原来的一般意见。不过,侯先生混淆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他认为否定1912年1月16日之说以及将该折产生的时间前移是我的创见,这一点必须首先澄清,以免引起误解。

其实,早就有学人发现,张国淦所定《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以下简称《请速定大计折》)的时间与该折的内容及相关事实不合。拙文明确写道:“《袁世凯全集》的编者在编辑过程中发现该折的内容主要涉及1911年12月底以前的事,因而没有采用疑点颇多的张国淦说。”(《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6页,以下径引期数和页码)只是为了稳妥起见,《袁世凯全集》将该折系于“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一月五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前”。 比勘各种材料时,看到这样的署期,不免心生疑惑,即与两位主编电话联系,请教依据,并提出自己判断的初步想法。主编者编辑《袁世凯全集》多年,对于相关史事史料非常熟悉,最早提示我张国淦所著文字多不可靠的,也是主编之一的骆宝善先生。关于我判断《请速定大计折》只能写于1911年12月底以前,两位主编表示首肯,并谈了他们的看法。相关的意思,已经融汇于《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一文之中。

桑兵: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的拟定与上奏——答侯宜杰先生商榷文

《袁世凯全集》第19卷封面

拙文的主要论点,即奏折的拟订当在12月25、26日之间(以26日为宜),尚未上奏,就接到唐绍仪的电报,得知民军代表伍廷芳同意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国体政体,因而转为上奏《与国务大臣会奏拟恳召集近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12月28日太后懿旨,即据后一奏折做出决断;《请速定大计折》虽然没有正式上奏,但可能通过各种渠道上达天听,至少与奕劻、载沣等人沟通过;《大公报》刊载该折及其他相关文件,并非因为1月16日已经上奏(没有必要),而是为了捅破这层窗户纸,将势所必然的清帝退位之事端上台面。

此外,拙文在注释中还提及:“或许是因为注意到《请速定大计折》的诸多疑点,有的辛亥革命史著述并未征引这一重要文本。”(2017年第6期,第8页)所标举的著作是胡绳武、金冲及两先生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中的《北伐、议和、清帝退位与袁世凯窃权》一节。 此事并未与仍然健在的金冲及先生沟通过,不知是否合乎本意。若有出入,其咎在我。

桑兵: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的拟定与上奏——答侯宜杰先生商榷文

《辛亥革命史稿》

列举上述事实,绝非是要推卸责任,而是不敢贪天之功,我不仅接受前辈学人的判断,而且进一步推定拟折的日期,同时也对该折是否实际上奏倾向于否定。讨论此事,应当清晰分别拟奏、上奏以及公之于众等几个时间点,如果相互牵扯,就难免愈理愈纷。侯先生对此不无混淆,使得所讨论的问题出现诸多纠结,既无法贯通所有的材料与事实,也容易产生似是而非的推断。

拙文就奏折是否袁世凯与诸国务大臣联衔会奏的问题有所讨论,旨在说明由于形势变换,当时并未正式上奏。“定大计与决大计两份奏折应是先后拟定,定大计折在前,决大计折紧接其后,前者旨在解决被迫承认共和后必须面对的清帝下台问题。由于民军和谈代表突然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实际上奏并公布的是《与国务大臣会奏拟恳召集近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但是,虽然《请速定大计折》实际上并未正式出奏,也没有束之高阁,由于袁世凯已经就此与阁僚及部分亲贵暗中通气协商,并进而试探帝后的态度,可以作为应急权通的选项以备不虞。后来果然在国民会议受阻的情况下被重新提出,发生作用。”(2017年第6期,第8页)这样重要的国事奏折,如果已经正式上奏,总会留下蛛丝马迹的。况且过了相应的时间点,该折就不能也没有必要上奏了。

侯先生引用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袁世凯“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别无出路。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前面提到的与袁会面的那天,即十一月二十八日。(按:1912年1月16日)”(2018年第6期,第108页)溥仪的回忆不足据,所谓原奏,应当就是张国淦提供或《大公报》公布的文本。这份奏稿后来的确被利用来逼迫亲贵同意清帝退位,但是拟稿的时间是在1911年12月底。同时被再度利用的还有一份《清内阁致八旗都统衙门函》。侯先生说如果没有上奏,《大公报》披露的奏折从何而来,事情很简单,即从袁世凯方面得来。

侯先生认定该折已经上奏,是因为他判定时间在1912年1月16日。仅仅从上奏的角度,虽然牵强,尚有一定的讨论空间,但要进而认定奏折写于1月中旬,就很难成立。侯先生质疑拙文的主要论据,都出自《请速定大计折》的文本,只是解读全然不同。所提出的两条“至为关键的陈述”,一是开头一段“奏为和议难期,请速定大计以息兵祸而顺民情,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二是第二段“臣世凯奉命督师,蒙资政院投票选举,得以多数,依例设立内阁,组织虽未完善,两月以来,将士用命……”二者相较,如果说关键陈述之一还属于辨证,那么关键陈述之二就是其心中的铁证。所以在批评我未仔细推敲引文之后,侯先生这样表达其意见:“事实上此处所云‘两月以来’,即袁世凯组阁后的两个月,明白无误地叙明了此折上奏的具体时间。袁世凯组阁在1911年11月16日,‘两月以来’恰恰是1912年1月16日,他与国务大臣就是在这一天上奏的。袁世凯与国务大臣都是头脑清醒的人,绝不会将组阁‘两月以来’的日期算错。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大公报》按语所云并非事实,1911年‘12月25、26日间’上奏之说亦难以成立了。”(2018年第6期,第108页)

乍看到这段文字,我几乎怀疑自己的眼睛,除去一再混淆拟折与上奏的时间点外,问题不在于袁世凯等人头脑清醒与否,而是中国人对于数字概念的日常表示,不一定非要计算精准。这不是一个非常学术性同时又不能完全超越学术认知的常识问题。

要破解侯先生心中的铁证,并非难事,拙文有一项重要旁证:“《请速定大计折》刊布五天前即1912年1月19日,《神州日报》刊登了一封清内阁致八旗都统衙门函,被媒体称为‘清廷实行逊位之先声’,函谓:

近因武昌乱起,不两月间,糜烂者已十余省。朝廷不得已而用兵,虽南克汉阳,西收晋鲁,然战域范围过广,而府库空虚,军需莫出,行政经费罗掘殆尽,用是停战媾和,特派唐、杨二大臣等前往沪上。帝德如天,为民请命,凡我臣民,莫不感泣。乃屡接唐大臣等电称,民军之意,坚持共和,别无可议等语,期限已满,复展七日,能否就范,尚难逆料。若一旦所议无成,危亡等于呼吸,常此迁延,前敌哗变堪虞,东西友邦,必有干涉。朝廷不私君位,公诸庶民,前已允监国摄政王退位归藩,时局所逼,迫于眉睫,若上法尧舜,实行禅让,则皇室尊荣,迈伦千古,迥非列朝亡国可比。自此旗汉同风,共建强国,凌欧逾美,指日可待。惟八旗兵丁,素鲜生计,经此政治更革之秋,恐有误会,务望贵衙门晓以大义,切宜镇静,必能妥筹生计,不可妄听谣言,致误前途,是所企盼,特此奉告,伏惟亮察。

与《请速定大计折》相比较,这封信同样应写于1911年12月底,属于旧文新刊,其目的也是公开披露清廷早就暗中谈判以退位换取优待的密谋,瓦解亲贵和将领的反对阻力,促使清帝退位尽快兑现。”(2017年第6期,第21—22页)

之所以重新引述这段史料以及原来的解读,是因为后续研究证明当时的推断不误。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王庆帅在1912年1月3日《正宗爱国报》第4版“本京新闻”里,找到了目前所见该函的最早版本。他还根据苏舆的《辛亥溅泪集》,发现其所标注日期为“十一月初七日”,即1911年12月26日。 据苏舆说:“此函由各报宣载,闻实未发。”

这封公函与《请速定大计折》的意思大抵相同,可以说是后者的压缩或精简版。由此可以证明四点:一、袁世凯内阁在1911年12月底以前,的确已经动议清帝逊位,奏折和公函即其载体。二、公函和奏折当出自同一作者之手,或经过同一人改定。作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至少要过目、修订并表示首肯。三、公函和奏折的具体拟定日期,应为1911年12月26日。四、公函的“不两月间”与奏折的“两月以来”,大同小异,都是表示一月有余的意思。

上述事实,使得另一条关键性陈述的辨证不攻自破。有关南北和议以及台前幕后种种博弈的详细过程,可以参见新出专书《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 侯先生误判的症结,在于他认为:“实际情况表明,在12月27日以前,议和刚刚正式开始,双方谈得非常顺利,停战展期,没有战事,袁世凯与清廷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召开国民大会,根本不存在‘和议难期’和‘兵祸’的问题。”并进而论证:“‘和议难期’和‘兵祸’系指1912年1月上半月的形势,而非1911年12月25、26日间的形势。由此可证上奏的时间应为1912年1月13日以后。”(2018年第6期,第106—107页)

确定重判时间,上述质疑很容易解释,所谓“和议难期”,是因为民军代表一开始就宣布以实现共和为谈判前提,除非清帝退位,否则无法达成和议。这也是袁世凯不得不动议清帝退位的根由。而“兵祸”则是因为停战期限将至,能否展期或展期之后双方能否妥协,毫无把握。一旦战事重开,势必兵连祸结,生灵涂炭。侯先生开头一错,后面难免看朱成碧。否则,即使如商榷文所说,《请速定大计折》开头只是对派唐绍仪等南下议和原因的追述,何以通篇只字不提后来形势的种种翻云覆雨,反而要后来人煞费苦心地予以补述?既然是奏请清帝退位的头等大事,论及半月以前的前因铺陈不少,对于半月以来最重要的理据却含糊其辞,甚至略而不论,不仅有违常理,对于文笔老道的袁世凯而言,更是匪夷所思。况且“现期已满”之说,显然是指正在发生之事,很难以追述前因加以解释。

王国维说,证据不在多,只要打不破。《请速定大计折》的文本本来清晰易懂,只要按照人之常情解读文本,排比史料史事,即不难做出正确的判断。前人之所以误判,主要是因为张国淦提供了错误的时间,造成假象,加之事出隐秘,以及稍后袁世凯等人故布迷阵,前后左右的材料和史事才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二、切勿先入为主,一切皆有可能

重判《请速定大计折》的拟订时间,还不足以改变相关的历史认识,因为由此而来的是所有材料与事实必须重新安置得当,否则推翻旧说固然不难,成立新说还是不易。拙文在改定拟折上奏时间的基础上,比勘新旧材料,由点到线再到面梳理史事,基本呈现出相关历史来龙去脉的本相。

以1月16日说为前提构建出相应的历史叙述长期以来几乎成为学界共识,自有其相应的条件。如果没有前人揭破疑点,要想透过纷繁复杂的材料和史事,去伪存真,诚非易事。不过,此事毕竟疑点过多,一旦被揭破,也就水落石出。除非心存成见,才会一叶障目,千虑一失。

侯先生心中的那一点成见何在?就在于他反复坚持的袁世凯“不可能在1911年12月27日以前奏请清帝退位”。商榷文的所有论点,都建立在这一判断之上。不仅如此,照侯先生的看法,1912年1月16日《请速定大计折》上奏之前,袁世凯也不可能向清廷动议退位之事。然而,如果《请速定大计折》的确写于1911年底,后面的种种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商榷文的所有论断也就不攻自破。

桑兵: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的拟定与上奏——答侯宜杰先生商榷文

清帝退位诏书

首先,袁世凯之所以动议清帝退位,是迫于时势的被动应对。像袁世凯这样的政坛老手,除了胜负输赢的考量外,任何政治举动都不能轻易纳入“不可能”的范围,也就是“一切皆有可能”。在列强、皇族、枢臣、督抚、议员、言官、北军、革命党、民军以及朝野立宪派势力的错综复杂之间,袁世凯必须想方设法借力打力,以求局势朝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袁世凯当然不会主动要求清帝退位,他奏请清帝退位,有情非得已的考量。

事情的缘由,还得回到辛亥南北和谈的谈判桌上。谈判并非发生于清、革之间,而是民军(国)和袁世凯内阁进行。民军(国)代表伍廷芳等人从一开始就坚持共和立宪,谈判主题并非共和与帝制的抉择,而是必须结束帝制,实行共和。以此为前提,必然涉及如何处置清帝的问题。和谈开始阶段能够顺利进行,是因为袁内阁代表唐绍仪爽快地表示赞同共和立宪。伍廷芳回应道,承认共和,则一切办法皆可商量。其中就包括而且主要是令清帝逊位。

民军方面原本认定全国人心所向非共和莫属,不考虑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以免节外生枝,且认为纯属多此一举,疑心是清方的缓兵之计。唐绍仪再三声称袁世凯并不反对民主共和,只是要想和平解决,避免军队和清廷反对,所以首先要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唐绍仪此说有两个前提,一是袁世凯赞成共和,二是国民大会取决结果必然是民主共和。而这两方面均无法取信于民军代表。要说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确有些言过其实,但是认定袁忠于清朝,大概也很难令人相信。他在不同时段场合、面对不同对象的表态各异,人前人后反复变脸,尽管如此,其真心实意虽然不能说路人皆知,还是难逃慧眼。《时报》就断言:“袁世凯惧第一期之大统领为他人所得,而又无能为毛遂之谋,故于各方面密遣心腹,竭力运动,己则扬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宜于今日之中国。实则一俟运动成熟,遂尔实行,其所以反对共和者,意固别有所在。……推其心,殆欲将万世一系之专制君主易为袁姓而始快意也者。” 也就是说,袁世凯的目的就是想大权独揽。只不过还要揽得顺利、体面。

第二次会议结束后,“袁世凯接唐绍仪电,言伍廷芳等均恳请皇帝逊位,使共和政体早日成立,中国可跻富强,非特国民之福,亦皇室之幸。将来国民对于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等语。凯得电后,甚为踌躇,连日与庆邸及诸亲贵会商,尚无结果。惟清内阁连发数电,嘱唐绍仪如承认共和,先将优待皇室条件提出议妥”。 由此可见,退位之议正是应对民军坚持和谈以共和为前提而不得不然的举措。民军的态度坚定不移,必须接受这一政治前提,否则一切免谈。不能谈就不得不打,袁世凯即使有力量,也不想为清廷而战。他与奕劻及诸亲贵会商的内容,当与《请速定大计折》一致,相关信息自然会传达到清太后。

清帝退位的连带问题,就是袁世凯本人如何上位。对此袁要顾及列强、亲贵和各方的态度,尤其是列强能否同意中国实行共和并接受他作为总统。经过一系列联系磋商,袁世凯终于确信英国不会予以阻挠,日本虽然希望干预,却无力单独行动。摸到这一底牌,袁世凯才敢于提出清帝退位的动议。南北和谈第三次会议上,在讨论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君主民主问题的同时,还讨论了优待清帝和满蒙回藏的条件。这显然是得到袁世凯的授意,并以实行共和为方向做出的政治安排。

其次,1912年1月初,清帝退位的暗中磋商就已经重启。伍廷芳接受唐绍仪召开国民会议决定国体政体的建议,事先未征得民军各方的同意,因而在民军内部引起巨大争议,而清朝方面也引发强烈反弹。袁世凯迫不得已,允许已成众矢之的的唐绍仪辞去谈判代表,亲自出面主持谈判事宜。在南北双方就国民会议的种种安排反复函电交涉的同时,逼劝清帝退位之事很快就悄然重启。1月3日《正宗爱国报》刊出《清内阁致八旗都统衙门函》,即为重要信号。次日,原来“北京各报中最反对共和、强烈支持清廷”的《官话报》改变立场,刊发社论,“敦促朝廷接受必不可免的事情并逊位,因为这是人民明显的意志。该报竟以路易十四和理查一世的命运告诫朝廷”。媒体的风向变化透露出来的,正是政坛的波谲云诡,而袁世凯本人则是转向的主要推手。他私下对莫理循说:“再加些压力,朝廷就垮台了。”后者且获悉,热河正在筹建宫廷,“如果朝廷去热河,事情就简单了”。 侯先生断言:“在退位尚未确定之前的16日,哪里会面议退位之后,是仍驻北京还是退至热河?”(2018年第6期,第109页)照此逻辑,结论只能是动议退位的时间必须前移。

接下来的动向,在在显示关于清帝退位的磋商已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1月9日,袁世凯的亲信蔡廷干与莫理循商谈敦促清帝退位事宜,并于次日希望由英国公使联系鼓动各通商口岸商会,对清廷施压。 莫理循获得消息是,“目前全部问题在于如何使皇帝退位。要施加各种压力,促使他退位。有人提议,一个好办法是使上海商会通过约翰·朱尔典爵士向庆亲王和皇帝的父亲提出请愿书,敦促皇帝立即退位,理由是皇室妨碍和平,而没有和平是不可能恢复正常贸易的。这个建议来自袁世凯自己的人,我认为可行”。 同日,梁士诒私下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商议。他说:“现在,各方面都同意,除非事前皇帝退位和朝廷下台,问题就不可能获得解决。” 12日,莫理循又告诉友人,正在为皇帝退位之事进行安排,皇室必须去热河。尚待解决的是如何保证满人和皇室的安危及利益。

14日,梁士诒告诉朱尔典,召开国民大会决定是否接受共和将会拖延时间及带来危险,隆裕太后不久将发布一道谕旨,宣布清王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处理临时政府工作,直到选举共和国总统为止。 袁世凯最终“同意在四天之内由皇太后发布退位诏书,而代之以一个共和国,由人民选举总统。袁世凯将受命掌管政府。没有提到国民大会”。1月16日,莫理循相信“退位诏书明天或后天就发布”。他还明确说袁世凯派唐绍仪去上海时完全清楚唐绍仪的意图,唐绍仪辞职后,一直通过梁士诒和袁世凯保持密切关系。

相关研究已经注意到,折冲樽俎或许从一开始就是暗中密商的掩护,与此同时,南北双方通过几条线秘密接洽,商议如何能够迫使清帝退位,推翻清朝,实现共和,尽早结束战乱。唐绍仪辞职,和谈表面陷入僵局,其实是因为由国民会议公决的途径行不通,只得重新转向寻求清帝退位。唐绍仪滞留沪上,孙中山宣称暂时承乏,虚位以待,都是配合袁世凯设法迫使清帝退位演出的戏码。

北方的密商得到南方政府的呼应。1月,直隶、河南两省谘议局经由汪兆铭代转电报,为袁世凯劝退或逼退清帝,询问民党可以给予的报酬。伍廷芳也报告:“唐君绍仪来言,得北京确实密电,现在清廷正商筹退处之方,此后如何推举,苟不得人,则祸变益巨。前云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乞速详示。”1月15日,孙中山肯定回答:“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种种迹象表明,早在1月16日之前,促使清帝退位之事不仅已经重新启动,而且几乎要大功告成。正因为先期已经动议,国民会议之事一旦不顺,才能很快转而重新启动清帝退位。南北之间的交涉,并不是先谈好条件再提出清帝退位,而是支持袁世凯就退位之事与清廷交涉。如果说1月16日才奏请清帝退位之事,上述材料和事实都无法合理解释。

1912年1月14日汪荣宝函告其父:“项城并不坚持君主政体,惟所处地位,断不能直截了当宣布共和。南中舆论,每不谅其苦心,疑忌甚深,不无误会。某微窥其意,盖始终不愿以兵力从事。” 有报刊评论道:“袁世凯与伍廷芳直接议和以来,条件纷陈,实以清帝逊位为主要。” 这些相互支撑呼应的材料,很难视而不见。

最后,1月下旬《大公报》刊出《请速定大计折》,旨在将清帝退位问题端上台面,迫使亲贵和拥清势力接受现实。这一点拙文论述详尽,此不赘述。

三、实事与实证

自从开沅师耳提面命著文不必对面驳论,应正面立论以来,即不再撰写辩论性文字。通观20世纪以来的学术论争,固然有吸引关注和刺激思维的作用,但也容易流于意气之争,各执一偏。治史如老吏断狱,要想完全还原案情,诚非易事。乾嘉考据号称实事求是,信而有征,而实事未必都有实证,有实证的却未必都是实事。只要找到直接证据就可以坐实的考证,多为具体的简单事情。晚近史料繁多,立论不难,反证也容易。许多情况下有此一说,未必即如此事。面对纷繁复杂的海量材料,应当尽可能充分汇集,排比梳理,不要预设架构。比较的结果,剔除各种可能,剩下的最不可能反而能够通贯所有材料和事实。反之,如果先有成见,并且挑选论据来立论,就很容易似是而非。

再现史事,要将大量碎片化的材料拼合连缀。史料再充分,相较于事实的复杂多面而言,也不可能完整。因为记录本身就不可能巨细无遗地面面俱到,留存过程又不可避免地有所遗失,所以治史在努力穷尽史料的前提下,仍然一方面要阙疑,不做过犹不及的假设求证,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另一方面还须必要的判断推论,不能太过拘泥,以求大体成形。如果必须完璧才能结论,势将一事无成。两者之间如何拿捏得当,需要高明的艺术和高度的自觉。否则,即使如陈寅恪所撰《柳如是别传》,因为不相信官书,也会导致明显误判。更令人错愕的是,由于材料繁多,误判也能敷衍成形,叙述出长篇故事。

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时间的误判以及由此形成的叙事,值得治近代史者高度警觉,以免重蹈前人覆辙。此事发生误判,一则袁世凯浑身是眼,变幻莫测,在京安插了众多眼线的康梁一派,直到1912年1月27日才承认:“项城之心,千孔百窍,外人无从捉摸,日日言君位,至今尚未改口,特松缓耳。而其左右自唐氏明赞共和外,如梁如赵如杨皙子及其余,皆均持共和(见所措置),均向共和一边进行。” 懊悔一直以来着了老袁的道。二则当事人一度故布迷局,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以国民会议的一波三折掩饰清帝退位的暗箱操作,令当时人也信以为真。三则张国淦以亲历者身份提供错误信息,误导来者。三者相辅相成,迷局几乎成了信史。

不过,再好的魔术戏法,说到底只能掩人耳目,一旦揭开谜底,也就索然无味了。

桑兵: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的拟定与上奏——答侯宜杰先生商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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