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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经济闻名于世，始于清朝的十三行。而十三行的推动和实施，则始于潘家。在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的85年间，潘家作为十三行首领长达39年。
在广州的十三行，像潘家这样的曾经显赫一时的百年家族并不是唯一，但潘家却最早扬名海外，根据一个与潘振承做过生意的法国商人发回的《法国杂志》报道，潘家每年消费多达300万法郎，财产比西欧一个国王的地产还要多，潘振承更被评为十八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
广州十三行首领
潘宅：虚构的"金碧辉煌"
潘家故居，几乎是昔日十三行繁华印记的唯一佐证。
据载，历史上的潘家大院曾被外国人赞叹胜过西方皇宫，金碧辉煌，被街坊邻里们形容成连一口锅的锅底都以纯金镶嵌。
但潘刚儿告诉我，"这些都是虚构的。"
位于南华西街福安社区的潘家祠是潘氏开基立业的见证。不过潘家祠在破"四旧"及"文革"期间损毁严重，现在海幢公园门前的石狮子就是原摆放在潘家祠的，泮溪酒家里面有个屏风也是潘家的。剩下不到原来1/8面积的600平方米，被间隔成了某公司的宿舍。
虽然如此，仍能在现存的结构中，找到与普通广府祠堂不一样的地方。潘刚儿指着屋顶部分，果然，运路以及封砖闭的作法体现了闽南建筑的风格。
另外两栋潘家大院和潘氏大院则分别由潘振承的后人潘有度和潘正炜所建。如今被纳入海珠区文物保护的为潘氏大院，不过不少媒体都会笔误，将它写成潘家大院。而真正的潘家大院却因年久失修，白蚁严重而岌岌可危。去年底，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曾为潘氏故居专门编写了一本《广州十三行潘氏建筑群保护规划》，"只是申请纳入文物保护起码还要两三年，我还是很着急。"带着我走访潘氏故居的潘刚儿最后对我说，值得庆幸的是，9月1日，潘家大院的钥匙就从房管局移交给海珠区文化局了，这至少是一个进步。
由于三栋宅子相隔不远，走完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只是沿途深深浅浅的小巷，密密麻麻的民居，一副宁静的老城居民区模样，让人难以想起这里曾经的富贵人家。
亦商亦儒，更重要的是精通外语
广州的经济近代化，始于清朝的十三行。而十三行的推动和实施，则始于潘家。在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的85年间，潘家作为十三行首领长达39年。
祝春亭写过的名人商贾很多，但这个满脸皱纹的老人说，写潘家他花费的功夫最多。在写作《大清商埠》时，他曾经多方搜集潘家的资料，"也才找到零零散散，加起来只有3000来字的内容。"以至于后来他在小说中的不少情节都只能用合理想象。
除此之外，再无关于潘家的电影和小说出品。这让潘家人的面目，如投射于哈哈镜中，鼓涨而扭曲--一个靠着卖鸦片敛财的毒枭，勾结外国独揽贸易的奸商，以及传闻中在十八、十九世纪被西方世界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
商儒结合成就潘家显赫
潘振承出生在福建同安县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给人当船工。
在广州正是一片创业沃土之机他选择"由闽入粤"。1685年，康熙帝下令：废除明朝以来的禁海令，设立粤、闽、江、浙四大海关。虽然表面上是四口通商，其实外洋商人大多只在广州一口贸易。其他三口，无论在来华船只数量还是上缴税收，都远远无法和广州相比。
这使主要做茶叶、生丝等出口贸易的潘家获得了跨国垄断贸易的特权。到十八世纪60年代初，潘家逐渐成为广州洋商首富，且潘家人为人处世圆滑，相识颇多，和十三行四大行商中的叶家关系不错，和高地街的许家关系也比较亲近，另外潘家和邓世昌家族也有婚姻关系。
外贸致富的潘振承，尊孔重儒，崇文兴学，结合商贸需要，自觉走上商儒结合道路，可谓广州最早的儒商代表。
精通外语使其脱颖而出
若说勤奋节俭、恪守信用等是潘振承成功的秘诀，其他行商也具备，而精通夷语，则是潘振承强于同辈行商的优势。吕宋国当时是西班牙殖民地，潘振承精通西班牙语。十八世纪，西班牙虽然衰落，但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白银帝国，控制了全球80%的白银开采铸造。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西洋商品的需求有限，欧洲商人购买中国的生丝茶叶，基本都是付真金白银。
欧洲商人必然首先与西班牙人交易，换取银币后再来广州。因此，欧洲贸易商大都懂西班牙语，会说西班牙语的潘振承很容易获得外商的好感。今日欧洲的博物馆，馆藏潘振承与外商的书信，外商来信是英文，潘振承复信是西班牙文。清代著名诗人张维屏在《艺谈录》中说："夷人到粤必见潘启官。"
先祖遗训致潘家"衰落"
潘家的显赫是潘振承中老年期间，他的逝世，意味着潘家开始走下坡路。道理很简单，潘氏家族，荣辱盛衰都与经营官准特许外贸有关，潘振承留下遗嘱，后代不可为总商。
也有人认为，传统商人对"入仕"的追求，直接导致了潘家的"衰落"。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封建皇朝统治下，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注定了商人毫无地位，无法与官府抗衡。当时，男人追求的坐标自然是考取功名。因而潘振承虽在国际商界有显赫地位却并未引以为荣。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潘氏族谱上，关于潘振承经商的文字简约之极，甚至未记录他曾是十三行总商，对他儿孙潘有度、潘正炜继承行商更是只字不提。
潘振承为了提高家族的显贵地位，非常重视后代的教育。十八至十九世纪，潘氏家族文才辈出，人人有集，保持欣欣向荣的人文风尚，其中通过清代科举考试授翰林者4人，举人6人，收入近编《广东历史人物辞典》多达20人，他们分别为诗人、书法家、文学家、评论家、画家、鉴藏家、教育家。
如今，潘家衰落之说，多从财富的角度。这样评价，未尝不可。潘振承后代虽然多有出息，但没有出官职特别高和成就特别大者。潘家的顶峰仍然是潘振承在世时期，他逝世，潘家就开始衰落，到第四代不再经商，潘家不再是名贾富豪家族了。
广州十三行行商首领潘振承第八代后人潘刚儿讲述潘家现状：
我希望为先祖正名
潘刚儿是潘振承在广州最著名的后人。不过，眼下这个不时要全国各地旅游，还要到香港小住几天陪伴妻子的老人家，并不好约。
出生在香港的潘刚儿现住同福西路口一栋门面十分破旧的老楼，可是走上一条十分颠簸的楼梯后就是另一番新的景象--就如潘家的历史一般，看看潘氏的族谱平淡无奇，关于潘家曾经的显赫没有只字片语，但当梳理起历史时，就会大吃一惊，十八世纪时，这个家族曾经富可敌国。
潘刚儿说，就连他自己在退休前对家族的历史也是一无所知。直到记者找上门，他被逼得没办法才开始把先祖的历史狠狠地梳理了一遍，才慢慢联系上同为后人的兄弟，有的来自加拿大，有的来自英国，总之全世界各地都有，每年清明扫墓时，大家都会聚上一聚。
"但慢慢地我发现先祖被冤了。"潘刚儿表情夸张地告诉我。上世纪80年代一本由著名历史学家出版的著作中，关于潘家的记载曾经有这样一段话，大意为"潘家和外商勾结垄断贸易"。为此，潘刚儿特意找到了当时的著作者"辩论"，直到专家承认那个年代"左"了一点难免表述偏颇，潘刚儿才作罢。
2006年，潘刚儿与两位专家共同出版了30万字的《潘同文（孚）行》为潘家留下了最客观且最完整的传记。期间，这个学习工科的老人跑遍了香港、澳门、广州三地所有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还学着上网，给外国的博物馆发邮件，希望能找到和先祖有关的点滴历史记录。
潘刚儿说，除非探望一双儿女，一般时间他都会留在广州，他要为潘家继续努力，如今他仍有不少关于潘家的著作在等待发表，"我希望更多人能看到关于潘家的历史，为先祖正名。"而在潘刚儿的言谈之中，他的一双儿女对潘家的历史并不太关心。
祝春亭（上图为大学时照片）职业作家，曾为赌王何鸿燊、香港首富李嘉诚等多位商贾名人出版传纪，2008年出版了150万字的小说《大清商埠》讲述了关于潘家核心人物潘振承的故事。
潘刚儿潘振承第八代后人，现年72岁，华南理工大学机械系退休教授。
潘乡
（以下族谱所列为潘家比较有名气的男丁，有些为隔代子孙）
潘振承
（1714—l788）字逊贤，号文岩，又名启，外国人因称之为潘启官(Puankhequa)。
潘振联
潘仕成
(1804—1873)潘振联曾孙，官至二品，是晚清享誉朝野的官商巨富。
潘有为
（1744—1764）乾隆年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参与《四库全书》的编制。
潘有度
（1755年—1820年）广东十三行公行首领，官至翰林院庶吉士。
潘有原
（1760—1797）
潘有科
（1770—1820）官至兵部职分司员外郎。
潘正亨
（1779—1837）乾隆年贡生，以善书而工诗著名。
潘正炜
（1791—1850）支持林则徐抗英，被誉为爱国商人。
潘兆显
（1851—1890）曾随邓世昌至山东烟台，为幕下西宾。
潘飞声
（1858—1934）潘振承第6代子孙，著述有《柏林游记》、《天外归槎录》等36种之多，是名噪一时的诗人。受聘于德国柏林大学讲汉学。
潘正琛
（1786—1847）嘉庆年举人，官至刑部安徽司员外郎。
潘仕成：最具传奇的红顶商人
南粤自古多金，十三行的风云际会可以算作明证。潘仕成就是这亦幻亦真中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
他的先祖是清朝的盐务官，和今天一样，只要干着国家垄断的生意自然是一本万利，于是发达得无以复加。潘仕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耳濡目染的尽是洞明世事的学问、练达人情的机关，等到初涉人世的时候，他就在父辈的影响下、以惯性的力量按部就班地做起商人。并且，潘仕成干得更加出色，他花费20万两白银买了个二品官来做，一方面继续经营他的盐务、扩张他的茶叶生意，另一方面抓住清政府开埠的时机，顺风顺水地成为为清廷代理外贸的十三家行商之一。
已经没有资料显示潘仕成是如何克服种种时空和心理距离，通过何种渠道步步为营最终完成他亦官亦商的伟业。于史可证的就是结果——连皇帝都被他搞掂——道光皇帝曾经一度因为考虑“应如何再加奖励”潘仕成而焦头烂额。
成为红顶商人的潘仕成也顷刻成为了不得的大众慈善家、军事开发的财阀、中央财政的无私资助者。铺路、赈灾、种牛痘，潘仕成要出钱；水雷开发和舰艇制造，他要出钱，然后无偿或微利转让给清政府；清廷养兵用军，他还是要出钱。一顶红换来一身累，恐怕是潘仕成没有料到的。
与其坐等钱财分散殆尽，不如想方设法、自助自救。既然流动资产易被抽走，那就让所有资财“固定”下来。潘仕成于是耗费心血修建自己的奢华庄园海山仙馆。今天风景如画的荔湾湖公园，就是当时海山仙馆的一部分。
■评价：成功的红顶商人。集商、官、儒于一身的潘仕成一生的兴败是中国传统社会转型中商人的一个缩影。 ——王元林（暨南大学历史系暨历史地理中心教授）
潘振承：冒险家，“最可信赖的商人”
广州的经济近代化，始于清朝的十三行。而十三行的推动和实施，则始于潘家。有人说，潘振承的故事，和现在外省来珠三角打工的打工仔奋斗故事一般，虽然老套但十分励志。
潘振承又叫潘启，出生于福建泉州府同安县，其父潘乡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较为贫苦，潘启是潘乡五个儿子中的老大。
为供五个儿子在文圃书院（在今龙池岩，南宋大儒朱熹曾在此讲学）读书，潘乡早出晚归，勤劳作息。这为少年时代的潘启树立了吃苦耐劳的榜样。为了分担父亲的重担，在雍正五年（1727年）解除海禁后，潘启就开始辍学，到海边给人当船工。
闽南有句俗语：“行船走马三分命。”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父亲的鼓励下，潘启冒着风高浪大和被海盗抢劫的危险，三次驾船南下吕宋，给当地船老大当雇工，贩卖茶叶、丝绸、瓷器等物品给西班牙、英国、葡萄牙等国商人，积攒了他人生奋斗历程的第一桶金。在逗留吕宋期间，潘启不断与所接触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国人学习语言，这也为他日后在广州行商奠定了良好的人脉关系，大展商业鸿运。除了语言优势外，潘启还拥有笃守诚信的商业本质，对质量不好的商品给予退赔，维护了商号的信誉，被外国商人称为“最可信赖的商人”。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关闭闽、浙、沪海关，在广州实行“一口通商”制度，规定“茶叶、生丝、土布、绸缎”出口，只能由洋商经办，使潘启的同文行获得了跨国垄断贸易的特权。潘氏后裔也由此人才辈出，其家族有24人被《广东历史人物辞典》录入，被史学界誉为广东省自清朝以来最显赫的家族。
■评价：潘振承提出“认夷为友”，就是对外国文明以一种友好的态度来对待，从启蒙价值讲，比林则徐当时提出的“睁眼看世界”，以及容闳提出的“将西方文明引进来”更先进。 ——刘斯奋（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届主席、省政协委员）
潘有度：“洋务最为熟练”
潘有度是潘家后人中秉承父亲潘振承衣钵最深的。在父子俩担任广州十三行行商首领的28年间，潘有度就有11年总商的衔头。初为即用郎中，敕封翰林院庶吉士，后主理洋务，常出资周济贫困，道光十二年奉旨得奖“乐善好施”匾额。
著名文人张维屏（1780—1859）曾写道：“夷人到粤必先见潘启官。启官卒，容谷承父业。夷仍以启官称之。”（意思即为，从前凡有外商入穗必由潘振承接待，潘振承去世后则改为潘有度）。可见潘有度在待人处事方面尽得父亲真传。
只是作为十三行的总商，潘有度除承担沉重的捐输任务外，还要面对许多棘手的问题，尤其是清偿行商的“夷债”和解决洋船违章贸易的纠纷。但在官、商、夷的三角关系中，他善于周旋，当然其中也包括叩求和行贿，这才绕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暗礁，使潘家在充满风险的洋场中免于覆灭的命运。可知，“洋务最为熟练”云云，并非虚誉。
由此窥视，潘有度的“弃商”想法就好理解得多。1808年，潘有度曾以10万银两贿赂海关，才获准退商。但1814年，在广州外洋行陷入困境之际，潘有度又被朝廷“押”出，再度成了“总商”，只是再没有了“老大”的身份。
■评价：像潘有度这样一个具有儒商特点的行商，其眼界和学养是远出同辈之上的。 ——蔡鸿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
潘正炜：毁家纾难，支持林则徐抗英
在潘家历史上，潘正炜的名气远不如祖父潘振承大，但其为广州十三行外贸行商潘家第三代继业者，也是爱国商人的代表。既出身于富豪的外贸之家，又成长于书香世代的科第名门。潘正炜继承两代家业后，据《法国杂志》一则广州通讯报道：正炜当年家财约值１万万法郎（另有华北资产未计），道光年间，在广州豪商绅士群中居首领地位。
但期间，潘正炜也是爱国商人的代表，在鸦片战争抗御外来侵略中挺身而出，为挽救民族存亡，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836年，潘正炜与其他行商一起，出资加强广东珠江口虎门炮台的建设。在鸦片战争时期，1839年，他又通过在新加坡购买英国利物浦工厂生产的新型大炮以加强珠江口的海防，支持林则徐、关天培领导抗英，成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先行者。鸦片战争时，他为抗外敌、保家乡，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资助抗英军饷26万元，占广州资助总额200万元的1/8。
事实上，彼时的十三行已大不如前，皆因从1842年开始，一口通商已变为五口通商，广州占尽的优势不再，处于“夹心饼”地位的商人越发艰难。
潘正炜虽然家业经受战乱而惨受损失，但仍不惜出钱出力为抗御外敌入侵作出贡献，故赢得史册给以“道光毁家纾难”的赞扬，得赏戴花翎。
■评价：潘家历史上最伟大的人。 ——丁新豹（前香港历史博物馆总馆长）
后人有话说
潘祖尧（71岁，潘振承第六代后人）
潘祖尧，
祖籍广东番禺，生于香港，是近年来潘家后人中声望最高的。他不仅是香港建筑师学会、亚洲建筑师学会理事长，同时还是全国政协委员。2011年3月8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其围绕“城市建设中的隐忧”的发言，细数国内城市建设存在的种种隐忧，如千城一面、非洋莫取、各地竞相攀比高大全、献礼工程多……9分钟内赢得了10次掌声，与会的人员中还有厉以宁、马蔚华等知名政协委员。
在所有后人中，潘祖尧所掌握的潘家古文物最多，他还特意将自己的收藏室取名小听颿楼，与祖先潘正炜当年所修建的宅子（听颿楼）同名，他希望潘家的历史能在他们的努力当中好好保存下来。
潘肇荣（63岁，潘振承第九代后人）
1949年11月，潘肇荣出生在潘家大院西侧的一处厢房里。潘肇荣出生的时候，潘家大院住的都是潘家人。那时候潘家内部分三支，分别是大宅、二宅和三宅，潘肇荣说，他所在的大宅人丁最旺。“二十多个小孩子根本不需要跑到街上去玩，因为前后五进的大院里有足够的地方，门厅、天井、戏台到处都可以玩。”
潘肇荣说，转折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小学占用了大院的前厅，到60年代，铸字厂、模具厂、五金厂和打印机厂分别搬了进来，同时进来的还有很多并不相识的人家。那时候是国家征用潘家大院，给七八户潘家后人每户几百元做补偿。
作为大行商潘家的第九代后人，63岁的潘肇荣依然住在潘家大院里。虽然大院早已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但在他的记忆里却永远充满富贵之气。看到院子中的几盆花，他会说那里曾经摆着八角金鱼缸，鱼缸周围是一圈琉璃花盆。看到屋檐下的满洲窗，他会说那些都是后来装的便宜货，金贵的是厨房墙壁上印着磨砂图案的透明玻璃，才是真正的老物件。
李桂玲（60来岁，潘振承第九代后人的媳妇）
李桂玲是潘肇荣的大嫂，目前也住在潘家大院里，她和潘肇荣的心情有点不同，虽然对于潘家曾经的辉煌十分认同，但是对于早已不复当年之貌的潘宅她没有潘肇荣的乐观，她说不仅要日夜提防屋顶上掉下来的蜈蚣，还要为根治白蚁大费周章。只盼望着政府早日将潘家大院改成博物馆或其他公益设施，把他们安置到公房去住。同时也是将潘家的历史更好地保存下来。
编辑：赖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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