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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永顺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郊区区委宣传部任职,张养浩家乡所在的北园镇,就在郊区辖区。一年三夏时节我到北园镇蹲点,就在徐李村、赵家庄一带,离张公坟很近。有一次检查生产,坐着大卡车转遍北园大地,我也曾去云庄寻访,瞻仰了张养浩墓和牌坊,知道他散曲写得精彩；还听说他晚年临危受命,去关中救灾,散尽家财,做好不复返的准备。张养浩到陕西赈灾4个月,夙夜在公,直到累死任上。
张养浩,字希梦,号云庄,元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元世祖至元七年寒食节前后,张养浩生于济南历城县一户富裕人家。十七岁时,张养浩游济南舜祠作《过舜祠》一诗。舜祠,古祠名,相传舜耕历山(今济南千佛山)下,后人为舜立祠。《过舜祠》为张养浩诗文作品中可考第一文。至元二十五年,十九岁的张养浩游济南白云楼,作《白云楼赋》。白云楼,元代济南名胜,原址在今济南珍珠泉畔。这篇文章写成后,人们争相传抄,文章传到山东按察使焦遂那里,他的眼睛为之一亮,破例接见了张养浩,并推荐他做了东平学正。此后,张养浩历任堂邑(聊城)县尹、监察御史,曾在中书省(相当于行政院)任右司郎中,参议中书省事,还曾经任礼部尚书等职,政声远播。
我喜欢张养浩,是从那首朴实而又对劳苦大众充满深切同情的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开始的。在“勘破人生无常,富贵功名转头空”的同时,他道破了寻常百姓在封建时代的悲剧定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我敬佩张养浩,是缘于他的高风亮节,无论在何地,官居何职,他均为为官者树立了榜样。
在堂邑县尹任上时,有人说县官住的房子不吉利,张养浩说,我素以诚待人,向来不怕鬼。他不仅安然在县衙住了下来,还在门口挂上了一块匾额,上题“四知堂”三个大字。这个匾名源于东汉名臣杨震的清官佳话,面对送礼的人,不可因没人看到而接受,因为“天知、地知、我知、子知”。匾额高悬表明了张养浩仰慕先贤、清廉自守的人生志向。卸任时,他曾作《题四知堂》诗:“袖有归来赋,囊无暮夜金。三年何所得,憔悴雪盈簪。”他离开堂邑10年,百姓仍旧为他立碑,歌颂他的功德。
在监察御史任上,他说话从不藏着掖着,对于朝廷“折腾”的行为,总是极力反对。有一次,元武帝说好要去南郊行祭祀大礼,到了时辰又说身体不舒服,让相当于宰相的官员代替,奇怪的是当天刮起大风,冻死了许多人。别人没敢说什么,张养浩却说道:“代祀非人,故天示之变。”在场官员脸色都很难看,他并不在意这些人的脸色,写了一封万言书,进献给皇帝,直陈时政“十害”:赏赐太多、刑禁太疏、名爵太轻、台纲太弱、土木太盛等。因为“言皆且直”,结果为“当国者不能容”,先是免除了翰林待制,后又编织罪名,将他贬为平民,只得离开京城。
在礼部尚书任上,他积极推动,恢复了中断已久的科举制度,主持举办了第一次科举考试。为广纳人才,激励后学,他主张考试不宜过严,即使对落榜考生也给予一定照顾,由此网罗了诸如张起岩、欧阳玄等许多名士,后来都成为治国名臣。当这些新进进士登门拜谢时,张养浩告诫他们说:“只要想着怎么用才学报效国家就好,不必谢我,我也不敢受诸公之谢。”他这种不培植私人势力的公心,得到当时和后人的认可。有了大批人才,元朝才出现了被称为“延祐之治”的盛世。
在参议中书省事任上,他直接参与朝政决策,正赶上元英宗登基后的第一个元宵节。听说英宗“欲于内庭张灯为鳌山”,他毅然决然上疏劝阻,说:“今灯山之构,所乐者浅,所患者深。愿以崇俭虑远为法,以喜奢乐近为戒。”最终阻止了这一奢靡之举。
我佩服张养浩,是缘于他虽居高位依然洁身自好,因为看不惯统治集团的腐朽黑暗,急流勇退,归居田园,且六接征召不出。直到1329年,关中大旱,陕西、河南的饥民达到67万户,朝廷征召张养浩为陕西行台中丞,负责赈灾事宜。虽然官职没有前几次的高,但他却临危受命,赴陕赈灾,并于行前做好一去不返的思想准备,“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
他一路上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在灾区真正地做到了想灾民之所想,急灾民之所急,打击囤积居奇,杜绝发灾难财；拿出官府积蓄,大力赈济灾民。在尽力庇护生民百姓的同时,张养浩置自己的身体于不顾,“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终日无少怠,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他用自己一生作为,最好地诠释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丰富内涵,是典型的为民敬业的好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