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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的历史:作为“法治”样本的诸葛亮,本质上却是“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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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经济系列文章】

《刘备入蜀前,刘璋治下的益州究竟有多富》

《刘备治蜀,民间财富蒸发96%!刘皇叔你肿么了》

《刘备打跑了曹操,却以经济崩溃作为惨痛代价》

《夷陵之战,刘备不是败于陆逊,而是败于铜钱》

《诸葛亮治蜀初期,蜀汉到底有多穷?》

《“诸葛亮经济学”如何拯救蜀汉?》

追求公平的蜀汉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提到,刘备入蜀后,因为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加之铸行虚值货币,导致蜀中经济日益衰退。到刘备去世、诸葛亮接盘时,蜀汉经济已经濒于崩溃。诸葛亮通过盐铁专利、开发南中和蜀锦贸易,阻止了蜀汉经济的进一步下滑,甚至可能使经济形势重新好转,出现了经济复兴的奇迹。

然而这真的是奇迹吗?

被忽略的历史:作为“法治”样本的诸葛亮,本质上却是“人治”

诸葛亮执政以后,蜀汉经济虽然没有将进一步恶化,但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发展。社会活力依旧低迷,和魏、吴相比,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还是较低。诸葛亮连年北伐,维持经济不再恶化已属不易,经济发展和真正的“复苏”,恐怕已经不是他当时的第一要务了。

从政治与经济的角度出发,人们追求的无怪乎效率与公平。在经济总量较为平稳的基础上,蜀汉政府的收入保持高效,民众的财富积累就一定不会高效。既然效率问题无法解决,就只能在公平上着力改善。

诸葛亮执法公平公正,向来被人称颂,无需在此多言。如果说刘备时期,诸葛亮尚且受制于刘备,会出现放纵法正这种“黑点”;那么在刘禅时代,诸葛亮全面执政,则完全履行了自己的执政理念。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诸葛亮这种公平公正的“法治”,依靠的并非制度,而是“人治”。

司法制度存在缺陷

首先是司法制度。秦汉以来推行的司法制度,在蜀汉似乎始终未建立起来。秦汉时期最重要的司法官廷尉,在有关蜀汉的史料里居然从未出现过。虽然蜀汉诸卿已趋于虚化,但传统十二卿(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执金吾、大长秋、将作大匠)中,除廷尉、宗正和将作大匠,其余九个皆记载有人担任。将作大匠只是二千石,其执掌、地位与中二千石诸卿又不可同日而语。廷尉在中二千石里都是极为重要者,却不见记载,确实比较奇怪。

当然,没有廷尉,倒不意味著蜀汉没有高级司法官员。疑似者,如章武元年“秋七月,先主东伐。群臣多谏,不纳。广汉秦宓上陈天时必无其利,先主怒,絷之于理”;(《华阳国志·刘先主志》)又如刘琰给诸葛亮写信说:“间者迷醉,言有违错,慈恩含忍,不致之于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三国志·蜀书·刘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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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汉经典的三公九卿制度中,廷尉为正式的“九卿”之一,是独立的最高司法官员

但“致之于理”,其实是交给司法官员、下狱等的代名词。东汉时,齐王刘晃犯事被废,汉章帝称“不忍置之于理”;(《后汉书·齐武王縯传》)安帝说乐成王刘苌骄淫不法,汉安帝也说“不忍致之于理”;(《后汉书·乐成靖王党传》)又如汉末,在毛玠涉嫌谤毁案中,和洽曾说曹操“不忍致之于理”。(《三国志·魏书·和洽传》)可见,有关秦宓、刘琰的史料,只能证明蜀汉有相关的司法官员,但并不能证明有廷尉或能具有相等职权的官员。

如果说蜀汉的九卿只是空架子,实权归丞相府、大司马府、大将军府或尚书台,然而两汉时期,分曹治事中掌管司法刑狱的贼曹、狱掾等在蜀汉史料中也不见记载。

司法官职可考者,似乎只有督军从事。如杨戏“年二十余,从州书佐为督军从事,职典刑狱,论法决疑”;(《三国志·蜀书·杨戏传》)何祗“后为督军从事”,“常奄往录狱”,又“读诸解状”。(《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裴注引《益部耆旧传杂记》)

督军从事之名,显然仍是战时政府的官职。做个不恰当的比较,蜀汉的司法权力,是由战时军事法庭来行使的,汉代民事司法机构的框架,在蜀汉不是没有建立,就是微不足道到不足以记载。

独立的监察机制不存

司法制度有缺陷,但并不缺失,终究不妨碍日常的执法。然而蜀汉的监督机制,似乎从未建立起来。东汉最高监察长官为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亦形式一定的监察权。蜀汉虽然也设有二职,但情况和东汉完全不一样。

先看御史中丞,可考者只有孟获、向条二人。孟获为御史中丞,(《华阳国志·南中志》)未有监察官员之例,统战意味浓厚;向条为向朗之子,景耀中(258-263年)为御史中丞,然亦无事迹可寻。(《三国志·蜀书·向朗传附向条传》)而且蜀汉相关史料中,亦无任何关于御史的记载。这不禁让人怀疑,蜀汉的御史中丞,是否也是虚职?蜀汉是否根本就没有御史台?如果没有御史台,那自然也找不到任何御史的影子。

被忽略的历史:作为“法治”样本的诸葛亮,本质上却是“人治”

孟获、张飞,相信大多数人不会把他们的名字和“监察官”联系在一起

再看司隶校尉。蜀汉担任司隶校尉者,只有张飞和诸葛亮两人。张飞在章武元年(221年)四月以车骑将军领任司隶校尉,六月即卒,监察根本谈不上;张飞卒后,诸葛亮即以丞相录尚书事领司隶校尉。(《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张飞传》《诸葛亮传》)但诸葛亮既是丞相录尚书事,又领司隶校尉,这就在制度角度谈不上独立的监察权。特别是刘禅时期,诸葛亮又领益州牧,司隶校尉的官职就此寝废。蜀汉的司隶校尉象征意义更大,从来都没履行过独立的监察权。

总之,制度化的、独立的监察制度与监督机制,在蜀汉从来就没有建立起来。当然,亦有可能由司法机构(如督军从事)代行监察权,但与昔日御史系统独立行使监察权又不可同日而语。

诸葛亮事必躬亲,是为了以“人治”维持“法治”

蜀汉政权从奠基开始,就有非常明显的战时政府特点,军事化管理色彩浓重。这是因为,蜀汉作为三国之中实力最弱者,要想在三足鼎立的竞争格局中处于不败之地,并努力打破僵局振兴自强,就只有比魏、吴两家更多地集中权力、获取资源。

然而,权力越集中,“法”对于“权”的作用就越弱,尤其对于权力顶端的制约作用,全靠权力自我约束。也就是说,权力越集中,公平公正就越依靠人本身,制度的作用反而被削弱。因为权力在人手里,而不在制度化的组织手里。这不是说集权者一定在主观上要撇开制度,而是制度在客观上确实已无法对集权者实行有效制约。所以,蜀汉的法治其实具有极强的人治特点。

由于独立的监督机制不存,监察机构瘫痪,诸葛亮为维持公平公正的清明政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那就是事必躬亲。这样的例子我们在史料中一抓一大把,有些甚至耳熟能详:

被忽略的历史:作为“法治”样本的诸葛亮,本质上却是“人治”

事必躬亲,都是逼的

亲自校簿书校到满头大汗;(《三国志·蜀书·杨戏传附蜀汉辅臣赞》注引《襄阳记》)

为了追查斧子的质量问题,亲自找作部做实验;(《太平御览》卷337、763引《作斧教》,见《诸葛亮集》)

为了杜绝懒政荒政,亲自考察督军从事何祗;(《三国志·蜀书·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杂记》)

最著名的,当然还是诸葛亮在最后一次北伐时,“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噉食不至数升”。(《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

不是诸葛亮选择了事必躬亲,而是高度的集权逼迫诸葛亮事必躬亲。蜀汉经济的稳定或“复苏”,从制度层面讲,不过是诸葛亮以透支身体代替制度,来勉强维持的。

蜀汉的经济,如同蜀汉的政府机构运作,亦如同诸葛亮自己的身体,全凭憋住的一口气。但是人都要喘气,这口气早晚会松;不松,就会憋死。

后诸葛亮时代:经济再度衰退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去世,蜀汉的复苏时代结束。

以竞争视野观察,蜀汉在短期内,通过损耗社会活力和透支社会未来财富来获取更多的资源,以集中力量打破僵局,其实无可厚非。

这就好比不同阶层的人奋斗。

富家子可以有大把的精力、财力用于全方面发展。而穷家子只能把有限的精力和财力用于一方面,比如考学或做生意。这是穷家子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不仅如此,穷家子还要牺牲大量的娱乐时间,加班加点,充电,熬夜,以透支身体来弥补出身的“先天不足”。

如果穷家子成功了,即可逐渐提升社会地位和改善生活环境,进一步可以选择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抑或健身养生。总之,在竞争中成功脱贫后,他有了更多选择。

蜀汉正是这样的穷家子。在竞争视野下,以曹魏和孙吴的标准来苛责蜀汉,无异于以富家子来指责穷家子的不全面发展、透支健康。免于指责的唯一方法,似乎也只有干脆认输,退出竞争。结局当然是任人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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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北伐

倘若北伐大业取得成功,以目前所见史料看,杂糅儒家、法家、道家思想的诸葛亮,必然能够推行“育养民物”(《三国志·蜀书·杜微传》)的休息政策。

而后世所有的非议,都在于北伐失败。诸葛亮五伐中原不成,自己的身体严重透支,终于支持不住,秋风星落五丈原。与诸葛亮一样,经过严重透支,开始支撑不住的,还有整个蜀汉的经济。

前文我们提到诸葛亮死后,蜀汉发行了新货币直百。彭信威先生将发行时间定在建兴十三年(235年),理由是“刘禅更加恣意于奢侈,蒋琬等人的话未必能打动他”,于史无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P141)不过,他在后面提到了孙权铸行大泉五百与直百的关系,似乎更有启发。

吴嘉禾五年(236年),孙吴政府首次铸行虚值货币“大泉五百”,即一枚面值500五铢钱的货币,这比蜀汉的“直百”系列面值更大。

大泉五百初铸时为12克,蜀汉的直百在初铸时在2.3-2.5克左右,重量大概是大泉五百的五分之一,与两者面值的倍数正相符。由此观之,孙权铸造大泉五百,或许即是应对蜀汉“货币战争”的举措。在此之前,孙吴境内使用的钱币既有汉五铢,也有新莽时期的虚值货币大泉五十等。蜀汉大规模发行直百,加上之前严重贬值的直百五铢、太平百钱,终于使孙吴承受不住。为了防止铜料外流,乃铸行大泉五百作为应对措施。由此观之,直百铸行的时间定在建兴十三年(235年),大抵不会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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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琬、费祎,已经无力扭转蜀汉经济

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先后执政,蜀汉铸行2克以上的直百。然而至迟在15年后,蜀钱的减重又破了纪录。安徽马鞍山朱然墓(朱然去世于赤乌十二年,即249年)出土的7枚太平百钱,只有0.9克。特别是还出土了一种叫“太平百金”的钱。这种钱本来也是太平百钱,但因为太轻太小,以致于没有足够的空间将“钱”字完整地刻铸在钱币上,于是“钱”字只能刻一半,变成了“金”。(费小路《三国吴朱然墓出土钱币》)太平百金是一种比太平百钱减重贬值更严重的蜀钱,1克的太平百金已可称为“大样”了。

这15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令蜀汉的经济再度衰退呢?

其实,相比于诸葛亮时代,蒋琬和费祎都在努力息兵养民,费祎更不惜制约姜维、屡施大赦,来赢取疲惫的蜀民支持。但显然,蒋琬和费祎的努力,换来的却是经济恶化。

因为蒋琬、费祎虽然清静无为,但并没有着力扶持蜀汉境内的社会经济复苏,也没有阻止钱币的减重。

长期以来,蜀汉的货币政策,本身就是一种对民间财富的掠夺;而诸葛亮全力扶植的国营垄断式的经济体系,必然对民营经济产生过度排挤。当红利期过后,社会经济的凋敝也就日渐明显。所谓休养生息,已经是治标不治本。

如果仍以人来做比喻,诸葛亮时代的蜀汉,无疑是一位生病的穷家子。虽然他的工作有了点起色,但是身体已经隐约出现了问题。此时,穷家子需要的是治病,仅仅是卧床休息已经无法使身体恢复健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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