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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元前770一前476年）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矛盾重重，弱肉强食，大国争霸，战争频繁。据《春秋》记载，仅鲁史242年内，列国间军事行动和朝聘盟会，分别为483次和450次，凡933次之多。这些军事行动和朝聘盟会，一般都带有大国对小国进行倾轧和掠夺的性质。弱国、小国要想摆脱被侵掠的命运，在大国兼并的夹缝中求生存，除了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和必要的军事实力之外，还必须善于利用矛盾，采取灵活机动的外交策略。本文记叙的就是一则智退强师的故事。
鲁储公三十年（公元前630年）秋，秦晋两国联合围攻郑国。这次冲突是由晋和秦首先挑起的，其理由有二：日“无礼于晋”，日“贰于楚”。晋文公重耳逃亡郑国时，郑文公以为重耳在外流亡多年还不能归国夺回王位，看来没有多大作为，所以没有按照礼节接待他，这就是所谓“无礼于晋”。后者指信公二十八年的晋楚城濮之战，郑文公在战前曾以军队援助楚国，晋文公认为这是郑国对晋国怀有二心，想脱离晋国的控制而与楚国亲近。这二件事得罪了晋国，晋文公重耳一直怀恨在心，等到他的霸主地位巩固之后，就以此为罪名联秦伐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两句，不仅揭示了战争的起因，而且含蓄地点明这是一场以强凌弱的战事。
冲突的三方，秦、晋是大国，郑是小国。郑与晋又是邻国。以晋攻郑已是大国欺负小国之举，秦晋联合出兵，更显然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晋军函陵，秦军祀南”，仅用八个字就描绘出秦、晋联军大兵压境的逼人态势。
弱郑的局势危如垒卵，令读者不禁要为郑国捏一把汗。同时，也为下文烛之武在国家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说服秦穆公撤兵罢战、卒使郑国免遭一次兵祸的英雄壮举，起到了反衬和烘托的作用。
游说秦穆公，是从正面刻画烛之武的形象。秦晋联盟并非偶然。远在晋文公重耳流亡的困难时刻，秦穆公派人把他接到秦国，还把女儿怀赢嫁给了他，后又派兵帮助他打回晋国，让他做了晋国的国君。这就是秦晋联盟的背景和基础。但是，秦晋两国也有互相矛盾的一面。郑大夫烛之武的明智之处，就在于巧妙利用了秦晋争霸、勾心斗角的矛盾，说服分化秦国退出联盟，孤立晋国。他向秦穆公直陈亡郑与存郑的利弊得失：若亡郑的话，“越国以鄙远”，对秦国没有多少好处，反而增强了晋国的实力。而假若放弃亡郑的计划，郑国可以供给过往秦使物资上的馈乏，对秦国有益而无害。
再进一步，烛之武利用晋国不守信用、贪得无厌的史实，指出若秦助晋灭了郑国，晋国必然要向西——秦进行领土扩张。这一番话，说之以理，晓之以利，分析透辟，说服力强，终于使秦穆公心悦诚服，不仅撤兵回国，而且与郑国签订了盟约，由秦派兵协助郑国对晋的防御。秦晋联盟解体了，晋国感到自己孤掌难鸣，只好也撤走了军队。濒临绝境的郑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同时，还使它在同晋国打交道中新添了一张王牌，促使秦晋与郑的矛盾转化和深化为秦晋之间的矛盾。此后，秦晋两霸的争端愈演愈烈，这从客观上对郑国的安定是有利的。
不战而屈强敌之师，这显然是一次辉煌的外交胜利。这一胜利的主要功劳无疑应归之于郑大夫烛之武。作品通过对矛盾的展开和化解的清晰描写，充分展示了烛之武足智多谋、能言善辩、掉阖纵横的智慧风貌和外交才能，也表现了他在国家危难之际，识大体，顾大局，不计较个人恩怨，不顾个人安危，竭尽智能完成使命的崇高品质和爱国精神。
本文是一篇以记叙为主的历史散文。对事件的起因、性质、过程、结果以及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作了清楚的交待和生动的描绘。首尾呼应，结构完整，层次分明。语育艺术成就也很突出。叙事极简括练达。人物对话富有个性化，如佚之狐的远见卓识、知人举贤；郑伯不得已悔误认过而又暗露威严；晋伯报复未成反被拆散秦晋联盟，但他沉稳而不懊丧，思深虑周，目光比较远大，显示出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宽阔襟怀。对话与人物的身份、地位、处境、修养、性格气质等颇相契合，显得形象鲜明，笔法灵活，读来耐人寻味。
本篇选自《左传》，题为后人所加。《左传》本为《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传》，晋杜预把它和孔子的《春秋》合在一起，用它来解释《春秋》，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它的著者相传是孔子同时代人左丘明（公元前六世纪中叶至前五世纪），生平事迹未详。
《左传》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编年史著作，又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散文名著，尤以对历次重大战役的描写最为精采。唐刘知几《史通杂说》（上）称它：“工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高度评价了它的史学和文学意义。对后世历史和散文的写作均发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