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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为什么对纳兰容若诗作评价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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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为什么对纳兰容若诗作评价不高?

纳兰容若像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七十七则专说纳兰容若《饮水诗集》二卷,其中具见钱锺书本人对纳兰容若诗作的评骘,颇耐人寻味。其原文如下:

纳兰容若《饮水诗集》二卷。二十年前读此,颇赏其吐属高华。今复披寻,乃知徒矜亮节,实尟切响,不耐吟讽。七绝较工,亦不过二、三首耳。七律板滞,最为钝拙。“数出塞而无边塞雄杰之诗”。属词使事,时有疵累……

分析这段话,可见钱锺书对纳兰容若《饮水诗》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不耐吟讽。好诗使人反复吟讽,充满节奏和韵律,而且意蕴深长。反之,不耐饮讽之诗,则不能算是好诗了。

二是律诗板滞而钝拙。相比之下,纳兰容若的《饮水词》则可谓伸缩自如,婉转深情,绝少板滞钝拙之作。因此,早有论家认为,纳兰擅词,何不藏拙,少作或者不作诗。

三是“数出塞而无边塞雄杰之诗。”由于钱锺书先生评骘的范围未及纳兰容若的《饮水词》,所以,我们无从知道他对纳兰容若边塞词的评价,仅就其对《饮水诗》的批评来看,他似乎觉得纳兰容若有限的边塞诗都不够“雄杰”豪迈,白白浪费了那么多次陪皇帝出塞、接触塞外风光的机会。

四是在引用典故方面有很多瑕疵和不足。“如卷上《新晴》之‘谁家少妇最高梯’、卷上《题苏文忠黄州寒食诗卷》之‘黄州见逐臣’,皆不成语。”

另外,钱锺书还在《容安馆札记》中大量举例,说纳兰诗“模拟之迹宛然,有若皎然《诗式》所谓‘偷势’、‘偷意’,以至于‘偷语’者”。言下之意,对纳兰容若诗作中这些偷法大不以为然。“世人以贵公子多才艺,称誉溢量,不免势利,余故考论之如此”。钱锺书认为,世人对纳兰容若的过度称誉,实是一种势利作为,以为纳兰诗中警句皆由其自造,全然不了解这些警句皆出自抄袭,所以我要考论出来加以说明,全然不顾纳兰自清以后粉丝之众、动辄得咎的实况,钱锺书之为“论胆”由此可见。

按,《容安馆札记》作于1953年。钱锺书读纳兰容若《饮水诗集》的时间,按其所称的“二十年前”推算,当是1933年前后。其时,钱锺书23岁,即将从清华大学毕业。也是在这一年,他和杨绛结识并订婚。才子佳人,风华正茂,处于青春年少又爱情甜蜜的最美人生阶段,《饮水诗集》“吐属高华”之处,恰好迎合了钱锺书的心境,于是颇加措意并逐渐喜欢,正是情理之常。

除纳兰容若之外,钱锺书似也喜欢清诗人黄仲则的作品,并刻意在写诗时模仿黄仲则。据诗人车其磊的研究,陈衍选在《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里的钱诗,就有很明显地模仿黄仲则的痕迹,其遣词多用黄仲则的愁苦语,而造意多枯涩寒微之物。如《中秋夕作》云:不堪无月又无人,兀坐伶仃形影神。忍更追欢圆断梦,好将修道忏前尘。杯盘草草酬佳节,鹅鸭喧喧聒比邻。诗与排愁终失计,车轮肠断步千巡。又如《秋杪杂诗》十四绝句中“春阳歌曲秋声赋,光景无多又一年”、“巫山岂似神山远,青鸟殷勤枉探看”等句,皆黄仲则“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之诗风诗教。

无论是纳兰容若,还是黄仲则,两人的诗作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才子之诗。钱锺书青年时期颇以才子自矜,所以颇投起气性,喜欢二人诗作并刻意模仿。但他显然忽略了这两个诗人另外一个共同点:即两人皆不长寿,纳兰容若三十出头即去世,黄仲则虽活得略长一些,但也只得寿三十四,颇令人痛惜。诗为心声,诗更是宿命,那些才子绮丽幽怀的诗作,对一个人成长及其心性潜移默化的影响乃至生命的改造,都是非常大的。

当年“颇赏”的作品,何以在人到中年后便作出了判若两人的评价?我认为这主要和钱锺书后来受到的诗教以及学识、眼界、观念的变化,尤其是对诗的评骘标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直接关系。

1953年,钱锺书43岁,已完成并出版了《谈艺录》、《围城》等重要著作,《容安馆札记》也即将完成。尤其是《谈艺录》,作为“古典诗学集大成”之作,其评骘历代诗人之广泛、关注作品之全面、论述之精到深入,可谓“当世无匹”,这为他后来写作《宋诗选注》并完成诗史脉络的建构奠定了非常良好的基础。因此,这一时期的钱锺书,诗学眼界、见识比及大学生时代已有了质的变化。正是这二十来年的系统阅读和比较研究,让中年钱锺书脱却了少年时期的青涩、稚嫩和浮华,而开始进入理性、深刻、沉雄、丰赡的中年诗境。

其次,也要注意到一个重要人物对钱锺书给予的诗教影响。这个人即是晚清同光体创始人之一的陈衍。陈衍主张“诗应以学问为根抵,辅之性情,以学人之学的丰厚材料、博学多闻弥补诗人之诗的肤浅率易,以诗人之诗的活跃性情灵动观察调剂学人之诗的呆板枯燥。”晚年陈衍,颇以能认识晚辈才子钱锺书为幸,对钱寄予厚望,大加提携褒奖。钱锺书对陈衍之诗才也颇为服膺,假期中常趋前请益,上门候教。以陈衍的眼光,他当然很容易就看出了钱锺书诗作中的问题:钱诗所走黄仲则(或许还包括纳兰容若)“才子诗”一路,“轻浮浅薄,绮靡香艳,皆絮絮昵昵儿女之私”,学这类诗,必不能持久,也非正途。

另外一点,陈衍显然也注意到了,青少年时期的钱锺书体弱多病,如坚持黄仲则之类的才子诗风,必非长寿之兆。为将钱锺书引入陈衍所认为的正途,更为了让钱锺书远离“才子薄命”的宿命,他苦口婆心地劝钱鍾书转换诗风,尽快走出“绮艳”之诗的误区,进入宋诗“学人诗人合一”的理趣之境。在其《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中,陈衍给钱锺书提出了多读少作的“药方”:“汤卿谋不可为,黄仲则尤不可为,故愿其多读少作也。”

钱锺书对陈衍的劝诫是什么态度?从他后来诗风之变不难看出,他当然是深自惭悔。故从留学英法开始,其诗风为之大变,新作大都告别青少年时期愁苦绮丽之风,呈现出陈衍希望的诗人兼学人之诗的崭新气象。在《石遗先生挽诗》注解中,钱锺书的自剖心迹也证明他对陈衍的劝诫当是谨记于心的:先生《续诗话》评余二十岁时诗,以汤卿谋、黄仲则为戒。

钱锺书晚年“颇悔少作”,整理出版《槐聚诗存》时,不再收录自印本《中书君诗》中的少年绮丽之作,一部分原因也是对当年诗风的一种否定吧!

20年改弦易辙,对钱锺书的影响当然是巨大的。43岁时回观自己的23岁,“少不更事”时建立起来的好诗歌标准以及崇尚的诗风由此自然瓦解。无论是黄仲则,还是纳兰容若,按今天的标准,他们都只到青壮之岁而没有活到中年,更没有诗风为之大变的经历,他们当然无法体会钱锺书这样的心境,但钱锺书颇能体会两种诗境给自己带来的变化,更能体会陈衍当年劝诫自己蕴含的深意。以一个长寿者的生命终局来观察两个短寿者的人生悲歌,无论是黄仲则,还是纳兰容若,他们的诗风确乎如陈衍所言,只可看,不可作,更不应该成为好诗的标准,让后来者学习模仿。

统而言之,钱锺书对纳兰容若诗作评价不高的主要原因,正在于其才子诗的绮丽浮华和不堪吟讽。这样的评骘虽然是“一家之言”,但也可以作为理解纳兰生平及其诗作的一个有价值的参考。至于对纳兰容若《饮水词》的态度,钱锺书则保持了“聪明”的缄默:在《容安馆札记》第七十七则后半段,钱锺书对《饮水词》中“‘红楼’凡五见”有详细考证,但他对《饮水词》并没有作出坦率的评价。这或许并不代表他对纳兰容若的《饮水词》也有一样不高的评价,而是保持着自己对词学一贯的神龙“首尾罕见”的神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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