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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孟子，令人震撼
“最早接触孟子，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社会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普遍持批判态度。当时，我在西北大学就读历史专业，一接触《孟子》就被深深地震撼了。阅读《孟子》、《论语》后，觉得孔孟思想里，有着许多激励人心的东西，尽管当时自己在理论上还无法做出更深入的剖析。后来就读研究生，接触了港台新儒家的著作，其中牟宗三、徐复观对自己的影响很大，此时我才开始有理论上的自觉。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儒家五常学说研究》，其中关于孟子就占了很大篇幅，有整整一章。”
博士毕业后的梁涛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做博士后研究，正值郭店竹简公布于世，为他研究、了解孟子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发现了沉睡地下达2300多年的800多枚战国竹简。1998年这批竹简经整理后正式公布，引起了社会大批知名专家学者对当中1.3万个穿越历史的古汉字的研究，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术大讨论。以前人们往往孔孟并称，主要讨论孔子和孟子。但实际上，孔子和孟子之间有着过渡环节。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后人一直无法了解：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在相隔了100多年后，是怎样发展到孟子的“道性善”的？而郭店楚简中儒家文献的发现，填补了孔孟之间这100多年思想理论的空白。
“当中，有一重要人物子思。子思为孔子之孙，《太史公书·孔子世家》中有记载。据考证，汉代时应该还保留着子思的著作。但魏晋南北朝时，战乱较多，子思的著作逐渐散佚，导致了此段历史环节的缺失。很长的一段时期，我们主要透过《中庸》了解子思的，但《中庸》是否为子思的著作，社会上一直有着怀疑与争论，因为里面提到：今天下书同文，车同轨。似乎更像是秦汉时的话语。《郭店竹简》公布之后，其中《鲁穆公见子思》、《五行篇》两篇被学术界公认为子思的作品。另有几篇与子思思想也存在关联。这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子思的思想，能够将孔、孟之间的过渡环节填补上了。”
1998年至2008年的十年，是梁涛集中研究子思和孟子的时间段，他的博士后报告《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经过反复修订、完善，于2008年一经正式出版，立即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获得北京市社会科学成果奖、教育部人文社科奖、吴玉章人文社科奖、郭沫若史学奖、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等多项重要人文社科奖。之后又先后出版了《孟子解读》、《思孟学案》，这三本书是梁涛对孟子的研究和总结，也代表了当今孟子研究的最新成果。
近几年来，梁涛将研究重心转向了孟学史。梁涛认为，《孟子》此书的影响意义深远，历代很多学者都读孟子，注释孟子，解说孟子思想。围绕《孟子》一书形成了一个学说传统，即“孟学史”。
2011年，梁涛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孟学史”的首席专家，该项目集聚了国内外研究孟学史的一线专家，意在对《孟子》两千年的流传做出系统的梳理与研究。2013年，中国孟子研究院在山东邹城成立，梁涛被选任为秘书长，此会主要研究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孟子文献的整理等。研究院成立伊始，便将《孟子文献集成》作为重大课题，对历代的孟子文献做出搜集和整理，其中汉代至两宋部分二十卷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明清部分还在搜集、整理中，不久将会正式出版，这部文献集将成为中国儒学史上的重要典籍。梁涛担任该套丛书的副主编，为孟子文献的整理付出了许多心血。
孟子思想，对当代社会有重要意义
梁涛认为，孟子对中华文化影响最深的就是“性善论”，这一观念被中国人所普遍接受和认可，《三字经》开篇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这与西方文化是有所不同的，在西方基督文化中，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而中国文化较为理性早熟，较早由神本转向人本，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都要靠自己，靠自己其实就是靠自己的心，所以孟子的“性善”，实际上是心善。孟子认为人生来就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之心”。将四端之心扩而充之，就是仁、义、礼、智四德。
所以，孟子强调扩充、培养的重要性，他说：“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讲浩然之气、大丈夫精神，都与心的自主性有关。重人本而不是神本，强调人的道德自主性，这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儒学体系中，孔子开了头，而真正完成这一思想体系的则是孟子。
梁涛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核心是信仰问题。传统儒学是从天道性命来安顿人的精神信仰的，孟子曰：尽心，知性，知天。扩充心，就可以知道性，而知道性，也就知道天了。天不外于我们的心和性，了解天还是要了解我们的心和性，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的是“万物一体”，这与西方基督教以神为中心有所不同。
“如今，中国要重建精神信仰，孟子思想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人生在世，总会被许多物质、名利等蒙蔽，很难自行控制内心的欲望，很难自我规范，更无法约束自我。”梁涛说，因此，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要营建一个和谐相处、和平发展的人类社会，无论制订了多少完善、多么完美的法律条文，都必须要人的内心有自我约束并遵守社会规则的意念，如此，法律才不会是一纸空文。道德修养与法律法治，缺一不可。而儒学与孟子思想，正是前者，亦是基础。
儒学文化，曾长期被误传、误导
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儒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是否定情的。但郭店竹简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早期儒家事实上非常崇尚“情”。这批竹简中有大量文字谈到情，特别是提出了“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在竹简中，“仁”字的写法是上“身”下“心”，包含有成己、修己的意思，仁不只是个关系性的概念，而是首先要成就自己，然后去影响他人。
春秋战国时代，群雄争霸，百家争鸣，堪称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但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传统儒学屡遭曲解，甚至演绎成“吃人的礼教”。著名学者庞朴、杜维明等人指出，郭店楚简揭示的原始儒家思想与后来作为封建正统观念的儒家思想存在许多区别，对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从而让世人从根本上纠正对中国文化的偏见。
郭店楚简中，没有宣扬“三纲五常”，只是赋予“夫妇、父子、君臣”六种角色的六种行为规范，称双方的关系“互有义务和权利”，而不是后来“三纲”里的人身依附关系。
从郭店楚简中，人们开始对儒道两家的关系重新认识和评价。人们通常认为，儒道对立，势若水火。从郭店楚简《老子》看，儒道两派本是同根生，旨趣也相互贯通，老子不但无批评儒家思想，而且对儒家所遵奉的观念如圣、仁、义、礼、孝、慈等并不完全否定。另一方面，从其他史料看，孔子对老子也是非常推崇的。学者们认为，郭店竹简填补了儒家学说史上的一段空白，透露了一些儒道两家在早期和平共处的信息，从而为改写中国哲学史提供了新的依据。
梁涛说，对儒学正本清源，目前只是在大学教育阶段进行是远远不够的。儒学是一种教化体系，她以教育的方式，而不是宗教的方式进行教化和传播。虽然儒学不是宗教，但也解决了人们安身立命的问题，千百年来中国人是从这套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的。但近代以来这套思想体系受到巨大冲击：
一方面是知识化，将儒学变成知识的碎片；
二是政治化，以政治教育代替了传统的成人教育。政治是不断变化的，现在的学生对政治说教不再感兴趣。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儒学为中心的国学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庆幸的是，现在，国家已注意到国学教育的重要性，教育部制定了优秀传统文化进入中小学课堂的计划，并开始培训国学师资。去年我在敬德书院为海淀区的中学老师讲了一年的孟子，听课的教师学习后再去给学生授课。在国学教育方面，台湾做得很不错。我在美国讲学时，遇到不少从台湾迁居美国的移民，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但很多人都能够背诵《论语》，这都是他们在中学的国学课中学到的。但可惜的是，自民进党上台后，进行‘去中国化’，将国学从必修课转成选修课了。但我们在前些年将台湾的教材引进了大陆，并重新进行调整，根据大陆的国情作了一些改编。”梁涛承担了这套教材的修订工作。
虽然，传统文化目前也不是我们的必修课，因为改变教育体制还需要时间，且必须与现行的考试制度相衔接。但情况在慢慢地改变，这是大趋势。
儒学传播，需构建新的思想体系
梁涛认为，对于经典有一个重新解读的过程，同一部经典，不同时代就会有不同的解读，今天儒学的复兴，就是要对儒家基本经典做出新的解读。为此，梁涛提出了“新四书”的概念，主张以《论语》、《礼记》、《孟子》、《荀子》为儒学基本经典，构建一套更为完整的儒学思想体系。
“传统的四书，偏重于心性，对外王重视不够，在历史上产生了一些消极的作用。《论语》主要记载了孔子的思想，《礼记》则反映了孔子弟子七十二子及其后学的思想，特别是其中的通论部分，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宋儒只重视其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显然是不全面的，现应将《大学》、《中庸》返回《礼记》，将《礼记》视为早期儒学一个重要阶段的著作。另外，宋儒将《荀子》排除出道统也是不合适了，虽然荀子的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他代表了儒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孔子礼学的继承和发展，如果排斥了荀学，儒学就是不完整的了。”因此，梁涛现在正着力建构的新四书体系，将是对传统儒学的一次突破和发展。
千年以来，书院一直是儒学传播及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但现代的教育，以西方教育模式为主，重视课堂的传授。虽然也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但在传统学术的继承上，也有着明显的局限。况且，书院是几千年以来在中国本土产生和发展的，其教学模式必然也将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完全摒弃一个民族千百年以来赖以传承文化和教书育人的方式，亦是民族文化断层、思想意识分裂的原因之一。
梁涛认为，国学的传播，应重视书院的重建。国内有很多著名的书院，历史上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后来废弃了，可以想办法将其重新恢复，其意义将是非常重大的。另一方面，可以新建部分书院，作为现行大学教育体制外的补充，是非常有必要的。以后，中国的教育不能是功利性的，而是重视文化的传播，心灵的塑造，信仰的确立。为此，重新构建新的教育体系与思想，迫在眉睫。
“生活是儒学的本源，儒家之道就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此，要结合民间百姓的需要，进行思想的传播。这点要儒家要向基督教学习，基督教有自己的解经传统，有教堂，有牧师这样的传道者，通过做礼拜、唱诗、祈祷的仪式，其组织形式和传播方式都是值得儒学学习的。”
“其实，中国文化是包容的，而非排外的。孔子还问学于老子呢。今天儒学的发展，同样需要向基督教等宗教传统学习。真正的国学传播，既要熟悉传统经典，又能把握住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与人的精神需求，用儒家义理点醒人心，引导人生，传播智慧。”
梁涛，著名国学学者、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儒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孔子研究院研究员，文化部“孔子文化奖”推选委员会委员；中国孟子研究院秘书长，中国孟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福建省孟子文化发展促进会荣誉会长、孟子书院荣誉院长。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儒学思想史、经学思想史、出土简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