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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强横,令宰不能专县事”:五代十国的方镇割据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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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是唐方镇割据局面的继续。朱温、王建、李存勖、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孟知祥、刘崇都是由节度使而帝;钱缪、杨行密、王审知、刘隐、马殷、高季兴都是由节度使而王(或国王)。在这些人为帝为王之后,他们的统治区内,是否就平安无事了呢?由于唐以来形成方镇割据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条件,没有多大改变,方镇势力如野草荆棘,还会在这块土壤上重新生长起来。

“诸侯强横,令宰不能专县事”:五代十国的方镇割据势力

一、五代十国方镇割据局面的形成

五代各王朝在形势有利时,也曾采取过移易镇帅,分割方镇地盘,把某些方镇降为防御州、刺史州“直属京”等措施,也曾颁布过毁城湟、拆防城之具等命今,以限制、削弱方镇势力,但由于王朝更迭频繁,政局多变,这些措施所收的效果是有限的。

五代各王朝沿袭唐制,数州(或一州)设一军,军设节度使,兼任驻在州的刺史。节度使掌握军权,政权,财权,往往专横不法。所属州、县官虽多文人,因镇使跋扈,形同虚设。五代各王朝对方镇举荐州、县官的人数和奏辟幕僚的权力,曾作过限制,以防节度使结党营私,又曾采取措施提高州、县官的地位,以减弱方镇势力。由于五代各王朝年促祚短,这些措施得不到贯彻。宋初人说:“五代以来,诸侯强横,令宰不能专县事”,确是事实。

“诸侯强横,令宰不能专县事”:五代十国的方镇割据势力

二、五代时期方镇势力的危害

后梁开平时,商州牙校李玫擅知州事。乾化时,蔡州指挥使王存俨为部将拥立为主。最大一次方镇叛乱是魏博(治所在魏州,即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兵变。郢王朱友珪纂位后,以杨师厚为魏博节度使。杨师厚支持均王朱友贞杀朱友珪,功成之后,封为邺王。杨师厚在魏州“矜功恃众,骤萌不轨之意,于是专割财赋,置银枪效节军凡数千人”。如不是他死去,必将为患。他死后,朱友贞把魏博镇分为天雄军(治所仍在魏州)和昭德军(治所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两镇,调平卢军节度使贺德伦为天雄军节度使,宣徵使张筠为昭德军节度使,又将魏博将士府库一分为二,半属昭德军,半属天雄军,以削弱父子相聚、族姻磐结的魏博牙兵势力,引起了兵变。乱兵攻入贺德伦的衙门,杀了他的卫士,导致了贺德伦降晋(河东李氏)。

在后唐李嗣源统治期间,多次镇压军阀、军校的叛乱。如:天成元年(926),登州刺史王公俨在魏州兵乱后,杀了青州监军杨希望,与州将李谨等“谋据州城,以邀符节”。李嗣源任命王公俨为登州刺史,他不赴任。李嗣源便派霍彦威为新任青州节度使,斩了王公俨、李谨等八人。天成二年(927),李嗣源又亲自镇压了宣武军节度使朱守殷的叛乱,杀了朱守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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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嗣源时最大的一次方镇叛乱是剑南东川节度使董璋和剑南西川节度使孟知祥的火并。董璋曾为朱温养子,在后梁灭亡后,投靠后唐,参与伐蜀战争,蜀平,为剑南东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孟知祥是后唐平蜀后派往成都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

枢密使安重诲对孟知祥不放心,派李严回成都,意在监督孟知祥,而孟知祥利用蜀人对李严的仇恨(他曾策划灭蜀),杀死李严。安重诲又利用董璋钳制孟知祥。谁知董璋也是个野心勃勃的军阀。自唐以来,四川开凿的盐井甚多,董璋为了获取盐利,诱商人把东川盐贩往西川去卖。孟知祥为了对付东川盐的入口,在汉州(州治在今四川德阳县)设置三个榷场,向东川来的盐商征税,每年获利七万缗。由于税重,使商人不愿来回东西川贩盐。孟知祥和董璋因争利而演变为兼并。

后唐天成四年(929),李嗣源向孟知祥征助礼钱一百万缗(相当于汉州盐榷十四年的收入),孟知祥给了五十万缗。李嗣源又派夏鲁奇等人担任遂、阆、绵州刺史,准备武力解决孟知祥。董璋以为后唐朝廷也在图谋自己,先行叛乱。孟知祥跟着举兵反。后唐讨伐失败。后来,孟知祥打败董璋,兼并了东川。东西两川为孟知祥所有,为他称帝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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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是一个野心毕露的军阀。他本是行伍出身,当了节度使,可算是“暴获富贵”。他看到几朝皇帝都是由节度使升上来的,悟出一个道理,对人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当他为权臣所扼时,心里愤愤不平,便畜聚亡命之使,收市战马,“有飞扬跋慮之志”。终于在天福六年(941年)起兵叛乱。失败后被杜重威所杀。

后汉方镇叛乱以河中节度使李守贞为祸首。他和杜重威都是后唐武将。两人一同投降过契丹。契丹北撤,他们又归附刘知远,但贼心不死。刘知远临终时,对大臣们说,“要好好提防杜重威!”刘知远死后,朝廷就诛杀杜重威及其子。李守贞闻讯,感到不安,他估计刘承祐初立,将相不和,没有多大力量,于是举兵叛乱。这时永兴有牙将赵思绾作乱,风翔王景崇响应。王景崇、赵思绾共推李守贞为秦王,并引后兵为助,一时关西震动。王、赵、李联合叛乱虽失败,但使已经不稳定的后汉政局,更加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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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实行了整军,加强了中央武装力量,节度使不敢贸然发动叛乱。从后周的皇位不是被节度使春走这一点可以看出。

在南方,是有田覠、安仁义之乱,闽有留从效的自立,楚有刘言、王进逵、周行逢的割据。凡此等等,都属于方镇跋扈行为。

五代时期方镇势力的猖獗,还导致地方政治的腐败。他们擅征租赋,厚敛于民。如:后唐庄宗时,义武军所辖祁、易二州,“不进户口,租赋自赡本军”。末帝时,房知温镇青州,“厚敛不已,积货数百万”。他们委政于军校亲吏,使郡政糜烂,史书说。“五代以来,领节旄为郡守者,大抵武夫悍卒,皆不知书,必自署亲吏代判,郡政一以委之,多擅权不法。”此种情况,在各小国中也有。如:后蜀节度使多领禁兵,留在成都,其所镇军州,“委僚佐知留务,专事聚敛,政事不治,民无所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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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镇势力的由盛转衰

可见,方镇势力的存在,必然败坏中央和地方政治,使社会不安定,它是一种恶势力。唐末五代方镇势力的气焰嚣张,在唐末五代的长期混战中,方镇势力开始走向反面,呈现了由盛转衰的趋势,而中央政权已逐步研究出一整套摧毁方镇势力的制度。

例如:五代时由诸道选募晓勇以充实禁军,是一时之举,到宋代,发展成为“选练”制度。五代各王朝推行屯戍法以牵制方镇势力,到宋代,发展为“更戍”法,内外相维。五代时曾采取限制方镇举荐州、县官人数等措施,到宋代,制定了支郡直属京,由朝官知州、县等制度,设立了转运使、通判、监当官等职。北宋王朝完全剥夺了方镇赖以生存的条件,摧毁了割据势力。宋代的节度使,仅是虚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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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续资治通鉴长编》

《旧五代史》

《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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