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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他是中国最后的大师,却被日本人逼上了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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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他是中国最后的大师,却被日本人逼上了讲台!

人最温暖的品质,就是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不堪,仍然心怀光明的希望。

学者戴君仁说:

中国历史上大学者,阳明先生之后,当推马一浮。

读懂马一浮,才能懂得在全民西化的年代,一介书生坚守传统文化所需要的信仰和勇气。

一、

1888年,6岁的马一浮跟随父母从成都返回浙江绍兴。回家后,父母为了培养孩子,就请了颇有名望的举人郑墨田做他的老师。谁知道,郑墨田只教了一年就不干了。家人以为是马一浮调皮捣蛋,不肯上进,于是极力的挽留。但是郑墨田坚决辞职,并说出了原因:这孩子我已经教不了了,我会的他都会了。

他的母亲不相信,于是就想考一考儿子的才学,随手指着一朵菊花,让他用“麻字韵”作诗。他俯身采下一朵菊花,张口就来: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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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神童之名传遍绍兴,父母也不再为他请老师,而是任由他自学。1898年,马一浮考中了秀才,位列第一名。浙江的名流汤寿潜听说后,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并主动把女儿汤孝愍嫁给了他。考得功名、迎娶白富美,马一浮在16岁那年,春风得意。然而3年之后,他就重重的摔了下来。先是父亲重病去世,接着妻子也香消玉殒,马一浮的人生一片灰暗。

虽然和妻子在一起的日子只有3年,但是他的心早已经随妻子而去,他发誓:我要从一而终,从此以后不再娶别人。直到85岁去世,他没有再与任何女性有牵连,陪伴在身边的,只有书。信守誓言、身体力行,真大丈夫也。

马一浮:他是中国最后的大师,却被日本人逼上了讲台!

二、

很多人以为,马一浮既然是儒学宗师,那肯定是不知世界变化的老古板。其实,他却是最早出国留学的那批人,不仅精通儒学,西方文化也了如指掌。

在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八国联军侵华的打击后,马一浮深刻的意识到,中国正经历着巨大的灾难。只有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才能强国强种。1902年,他和谢无量一起来到上海学习,在这里,废寝忘食的学习了英文、拉丁文,并且在第二年被录取成为翻译,跟随中国代表团去美国参加第十二届世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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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美国后,除了干好世博会的工作,马一浮一心想着学好西方的学问。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他就阅读了亚里士多德、斯宾塞、黑格尔、达尔文等等欧洲大文豪的作品,还翻译了《日耳曼之社会主义》、《法国革命史》、《欧洲文学四史》等著作。

有一天,他感冒了,还发着烧,浑浑噩噩的走进了一家书店,看到了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拿起来一读,顿时高兴的连生病都忘记了,赶紧把书买回家,潜心研读。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下午我得到《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

马一浮成为第一个把《资本论》介绍到中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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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美国还不是今日的美帝,它是自由、民主的象征。马一浮来到美国,心情是雀跃的,但不久后,他就发现:本以为是文明的国家,却专制而野蛮。他在日记中说:“美国规定,华商参加世博会,必须每个人缴纳500美金。到了会场,就不能出去一步,而且白种人的上等俱乐部一概不准进入”。他说:这哪里是参展,简直是进牢笼。

在圣路易斯大学,学校以“是否应该分割中国”当做演讲的题目,让学生们争论;戏曲舞台上,中国人也被描绘成无赖。这一切,都让马一浮愤怒而又无奈。在美国的经历,在马一浮的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这使得他明白,西方的文明终究是建立在“物”的基础上,而不关心人身心上的修养,内圣外王的精神境界才是中国人应该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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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李叔同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龄,所读的书还不及马先生多。”

1905年,在清政府废除科举全力改革之时,有追求的进步青年无不向往着出国,学习西方文化。而早已出国留学过的马一浮,却脱下西装领带,穿起了长衫,在举国嚣然的声音中,独自走向了西湖边的文澜阁,这里有清朝皇家所收藏的完整的《四库全书》。在看明白了所谓西方文明后,他独自走上了一条背对众生的读书路。

马一浮:他是中国最后的大师,却被日本人逼上了讲台!

为了研究中国的文化,他抛弃了一切。每天早上开馆,他就在来了;到了晚上闭馆了,他还舍不得走;晚上回到家,他还要做读书笔记。他认为吃饭也浪费时间了,于是就想了个办法。他带了个小炉子到文澜阁,底下点着油灯,炉子上架着小锅,他在煮豆腐。

等到读完一卷书,这锅豆腐也就熟了。一小锅豆腐,就当了午餐。吃完豆腐,继续读书。就在这间破败的禅房里,他读完了文澜阁的三万六千多册《四库全书》,并读了历朝诸子文章七千多册,写下了《诸子会归总目并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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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群索居的日子里,马一浮博览群书,这使得他虽居陋室,却名满天下。1924年9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占领浙江。一天,孙传芳专程到马一浮家拜访,马一浮知道来访者是孙传芳,立即表示不见。家人考虑到孙传芳当时的权势,便打圆场说:“是否可以告诉他,你不在家”?马一浮果断的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孙传芳无奈,只好悻悻而返。

给孙传芳吃闭门羹,可以理解,但蔡元培、陈大奇、竺可桢先后给他发出Offer,请他出山任教,他还是一句话就把人家怼了回去:只闻来学,未闻往教。他心中想的,还是传播中国的学问,拒绝三位校长的邀请,因为自己与他们的理念不合。

马一浮:他是中国最后的大师,却被日本人逼上了讲台!

四、

“他是20世纪初,中国涌现的众多向西方求索真理的青年学子中,早早回归传统的一位”。

在那个年代,连鲁迅都说:“线装书都是有毒的。”但在马一浮的眼里,大家都在争相学习西方,但是绝大多数人又看不清西方科学和思想的缺陷,并不能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这个全盘西化的大时代面前,只有他是一个另类,他用自己的行动来提醒人们,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况且革命和学问,不能混为一谈。

文化不应依附于政治,不管世间如何变化,中华民族传承的命脉是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如果丢掉自己的文化,中国还能剩下什么?

马一浮:他是中国最后的大师,却被日本人逼上了讲台!

1938年,日本人来了、马一浮逃了。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带着15位弟子、亲友长途跋涉,跑到了桐庐。虽然在逃亡的路上,马一浮仍不忘给下一代传播文化的种子,一路上没有中断过给弟子和亲友讲学。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

也许是逃亡的路太艰难,黑暗中看不到一点光亮。马一浮想起了曾经向他伸出橄榄枝的竺可桢,他写了一封求援信:“自寇乱以来,家国民族生灵涂炭,予年衰力竭,一路逃难,苦不堪言。”竺可桢拿到信后,明白了他的意思,主动向他发出邀请,请他以“大师”名义来浙江大学讲学。

马一浮:他是中国最后的大师,却被日本人逼上了讲台!

真是世事难料,隐居读书近30年的马一浮,竟然是被日本人赶上了讲坛。在浙大的临时校址——江西泰和的讲台上,他从天地溯源将起,头脑清晰、眼露精光的为同学们讲中国的辉煌、文化的灿烂,并希望同学们在这苦难的日子里磨练自己,不受环境的影响,完成人格的建立。

他说:“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真正的学者,在于对“敬”和“诚”的身体力行,如果不能下功夫自我完善和自我修养,那么学习有什么用?精辟的见解在浙大的课堂上回荡着,连教授们都执弟子礼,坐在下面听讲,并把马一浮的讲课稿编成书来发行:《泰和会语》《宜山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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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当今学校,不如过去的书院。教师为生计而教,学生为谋出路而学。学校等于商号,计时授课,铃响辄止。”

即便在浙大当上了“大师”,他还是没有认同现代的大学教育,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书院。在浙大执教一年后,连蒋介石都听说了这个想开书院的老头。于是就派孔祥熙拨了一笔款,请马一浮到四川主持。

为了书院能够独立开展,他特别强调:“开办书院,是为了学者能够自由的研究我国学问,成为真正的儒者。所以这个学院不应该受到教育系统的管理。”书院的经费,也应该完全来自社会的馈赠,政府的拨款则属于社会馈赠的一部分。他想以这种方式来保证书院的独立性。国民政府全盘同意,并保证“始终以宾礼相待”。

马一浮:他是中国最后的大师,却被日本人逼上了讲台!

1939年9月,“复性书院”举行了庄重的开讲礼。以马一浮为首,全院60多人全体肃立,想孔子牌位焚香行礼,然后宾主、师生、同学间彼此行礼。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有这么一群人,为了种族不灭,在奋力的传播中国的文化。你可以说他们迂腐,但要看到他们对中国的热爱,对文明的敬意。

他们不只有套路,还有干货。马一浮说:“天下之道,只有变是不变的。”传统的文化,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他用“六艺”来统摄一切文化,然后是学科:玄学、义学、禅学、理学,还有西方哲学。这几门课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古今中外的学问。马一浮亲自讲述“群经大义”和“理学”两门课,其他的讲师有“梁漱溟”和“熊十力”等人。

马一浮:他是中国最后的大师,却被日本人逼上了讲台!

马一浮的主张就是“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他认为,六艺本来就是人性所具有的,不是别人安排来的,所以诗、书、礼、易、春秋都在六艺之内,西方所说的真、善、美也包含在六艺之间。如果西方有个圣人出来,他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也是六艺之道,只是名称不同罢了。

学问做到最高处,道理总是相同的,并不存在好与坏的区别,中国学问,不比别人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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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马一浮还是太天真了。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乱世,来读书的学生也不过是想找个避难所,可这里的生活又太清苦,结果一个接一个的溜走。董事会也把这里当成吃闲饭的地方,纷纷介绍亲友来这里任职,而人选又根本不适合这里,马一浮一个接一个得拒绝,因此就得罪了不少人。

在加上他长期闭门读书,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他和周围人的隔阂越来越大。更因为思想见解上的分歧,导致熊十力都离开了书院。

马一浮:他是中国最后的大师,却被日本人逼上了讲台!

除了人,还有钱的问题。原本的设想是靠社会捐款,可是抗战正到了紧要关头,哪有人往这上面捐钱?政府的拨款又迟迟不到位,书院的师生,常常都饿的揭不开锅。马一浮一次又一次的去要钱,形同乞讨。

这个一辈子清高孤傲的老人,为了书院,脸都不要了。不要脸也没用,没钱就是没钱。1941年5月,马一浮终于停止了授课,遣散学生,书院虽未关闭,但再也听不到一点点的读书声。

诺大的中国,连一卷书都不能读,这不仅仅是马一浮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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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复性书院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但是文脉不能断,还是得传下去。怎么办?在这个乱世,谁还有心思来钻研学问?罢了、罢了,只要学问能传下去,说不准将来就有大才出世,能够重整旧山河。书院梦碎,马一浮只能以另一种形式来传道了。他把他收藏的书、记在脑子里的书和自己对书的理解,全部印刷成书。

他想让书籍传世,供后人阅读。原本一辈子不题字的马一浮,为了刻书,居然拉下脸面去卖字了。他年轻时就书法精纯,尤其擅长草书、小篆和隶书,风格凝练、法度严谨。书法家沙孟海说:“展玩马先生遗墨,可以全面了解他对历史碑帖服习之精到,体会之深刻,见解之卓越,鉴别之审谛,今世无第二人。”

如此优秀的笔墨,想求得一字难如登天。现在他把家里的字拿出去卖,换来的钱,自己没有一分留存,全部用于刻书。

马一浮:他是中国最后的大师,却被日本人逼上了讲台!

几年时间,他克服重重困难,刻了《群经统类》、《儒林典要》两部丛书,以经典注疏和儒学语录为主,还包括可能因战火而遗失的冷僻书籍。

八、

1949年以后,马一浮彻底过起了老年生活。书院的事,已经完全不再可能,能做的只是给以后的时代,多留下点种子。但这样平静的生活,还是被打破了。

马一浮:他是中国最后的大师,却被日本人逼上了讲台!

1966年,英勇的小将们冲到杭州西湖畔的一所院子里,把马一浮一把推倒,将屋里的古玩全部砸烂,并把全部的古书字画和手稿拿到院子里焚烧。这位孤傲清高了一辈子的老人,近乎哀求的对小将们说:“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回答他的,只有一记响亮的耳光。大火熊熊烧了一天,他只能站在那里,默默的看着。小将们烧掉的不仅是一位老人的毕生心血,还有中华文明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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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陈寅恪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马一浮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但他的一生都在践行者。今天重新认识马一浮,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位老人,从不放弃的坚守着我们的文明。就像他写的一句诗: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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