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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明朝功臣刘伯温的《卖柑者言》,看古之“诈”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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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温作为元末明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以及明朝开国著名功臣,在中国古代留下了极其传奇的色彩。由于刘伯温从小便跟随父亲学习了占卜星宿之术,又在石门书院精读了《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历代兵制》等重要军事著作,使得他具有运筹帷幄、工于计谋之所长,为日后辅佐朱元璋一统天下、称帝建国,并成就其明朝开国功臣之名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刘伯温偶得秘书《灵棋经》,更为其预言测算之精准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使得其拥有与诸葛亮可相媲美之名望。而因为其本人天资聪颖,凡事一点便通,因此师从著名理学大师郑元善一年后便学得理学主旨,助其快速成长为一代思源滚滚却不乏真知灼见的思想家。

如此身怀绝学自然不会庸碌无为,因此刘伯温誓不当东晋陶渊明,空有才华却隐居武陵,不过问时事,不报效祖国。而是立志要为国尽忠,将平生所学,倾囊报国,而且他第一个报国的对象,便是将其置为最劣等级别——南人的元朝。

由明朝功臣刘伯温的《卖柑者言》,看古之“诈”术

正所谓“我本真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元朝后期恢复了科举,博学多才的刘伯温一举中进士,正准备摩拳擦掌为国家做出一番贡献时,却不曾料想元朝对他这个南人始终持歧视态度,不仅只给了他一个高安县丞的“二流”位置,而且还在县一级上安排了达鲁花赤这一角色对其实施监视掣肘,使得刘伯温空有一身本领却“英雄无用武之地”。之后改任江西行省职官掾史期间,也是抑郁不得志,因此加在一起为官五年便辞官回家。儒家祖师爷曾制定了三不朽标准:立德、立功、立言,也即先确立了崇高德行,然后再建世无其匹的功业,最后留下形式绝伦的文字影响后人。刘伯温作为一很有思想的文学家,虽然因大环境的问题早期未能建立功业,但不妨碍其波涛汹涌的思想源泉猛烈迸发,因此在识得朱元璋之前便也立言颇多,如家喻户晓的《郁离子》。

除了《郁离子》之外,刘伯温也依据现实环境“触景生情”,写了很多其他寓言体文章,如妇孺皆知的小品文《卖柑者言》。

由明朝功臣刘伯温的《卖柑者言》,看古之“诈”术

《卖柑者言》是在这样背景下写出来的:私盐贩子出身的方国珍由于不满对元政府卑躬屈膝,于是振臂一挥,宣布起义。朝廷派出剿匪军团,却因为不熟悉海上情况大败而归。而方国珍此时却主动投降,元政府立马准许,于是造反者方国珍就这样堂而皇之享受了元朝公务员待遇。谁知恢复元气的方国珍一年后复叛,元朝廷便派孛罗帖木儿去剿匪,却不曾想,往日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却在陆上败给了方国珍的杂牌军,而方国珍此时又故伎重演,声称只要给个大一点官便可再被招安。对于此种反复无常之人,元政府居然又同意了。

听闻此种情况,杭州寓所中的刘伯温怒气冲天、愤恨不平,于是写下了这个小品文《卖柑者言》。大意为:

杭州有一卖水果之人,很擅长储存柑橘。他的柑橘,一年四季都不腐烂,而且表面光鲜亮丽,质地柔韧。放在市场上卖,虽然价格高出普通柑橘十倍,但人们却争相购买。

作者刘伯温也上前买了一个,把它切开,立马闻到一股直冲口鼻的气味,再看它的里面,干得像棉絮一样。刘伯温对此很奇怪也很气愤,质问他道:“你卖给别人的柑橘,是将来用来供奉神灵、招待宾客?还是仅仅炫耀它的外表用来迷惑傻瓜和瞎子?做如此欺诈之事,太过分了。”卖柑橘者作了如下回答,堪称《卖柑者言》文中之精髓。

由明朝功臣刘伯温的《卖柑者言》,看古之“诈”术

“我卖这个好多年了,不曾有人说过它什么,唯独你有意见。说我欺诈,这世上做欺诈之事的人还少吗?现在那些佩戴虎形兵符、坐在将军坐席上的人,威武得好像捍卫国家的将才,他们果真有孙武、吴起的谋略吗?那些戴着高帽子,拖着长长带子的人,气宇轩昂得像国家栋梁,他们真能建立伊尹、皋陶的业绩吗?偷盗四起却不懂得抵御,百姓困顿却不懂得救助,官吏狡诈却不懂得禁止,法度败坏却不懂得治理,白白浪费国家粮食却不懂得羞耻。看那些坐在高堂上、骑着大马、喝着美酒、吃着美食的人,谁不是外表高大、令人敬畏、显赫过人、值得效仿?可是不论走到哪里,又有谁不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现在你看不到这些现象,却只看到我的柑橘。”

刘伯温此文中“诈”意满满,且对其满是深恶痛绝

《卖柑者言》秉承了刘伯温一贯的行文风格,即通过通俗易懂、妇孺皆知的生活小事来映射当朝弊政,其思想境界之广、内涵之深,早已超越了此寓言所述之事。

撇开此寓言所述外在言语,单挑一内核——“诈”,便可知晓:刘伯温此寓言故事中“诈”意满满。先是作者刘伯温发现卖家所卖柑橘皆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之物,便指责其欺诈,却不曾想卖柑橘者辩解道:这世上欺诈之事还少吗?紧接着便列举出了这世上存在的诸多欺诈现象:那些将军佩戴虎形兵符,端坐于将军座上的将军,那些戴着高帽子、拖着长带子,摆出一副气宇轩昂样子的国之栋梁,那些坐高堂、骑大马、喝美酒、吃美食的,哪个不是拥有高大、显赫外表的欺名盗世之辈?并且就其为何属欺诈给了具体原因:偷盗四起却不懂得抵御,百姓困顿却不懂得救助,官吏狡诈却不懂得禁止,法度败坏却不懂得治理,白白浪费国家粮食却不懂得羞耻。末了还很不服气,将了刘伯温一军:既然当下世风如此,欺诈无处不在,你为何只看到我的柑橘而看不到他们?

由明朝功臣刘伯温的《卖柑者言》,看古之“诈”术

当然结合刘伯温写此文的时代背景来看:刘伯温主要谴责的是那些负责剿灭方国珍的元政府军队系统,尤其是以孛罗帖木儿为首的剿匪军,他们执掌国家虎形兵符,高高在上,不可一世,平日里看似威武勇猛、不可战胜,看似可挑起捍卫国家之重任,并且为此堂而皇之吃着国家的俸禄,但在对战私盐贩子出身的方国珍杂牌军时,却一败涂地,这明显属于赤裸裸的“欺诈行为”。结合《卖柑者言》语言风格和措辞语气可知:刘伯温对这种“欺诈行为”满是深恶痛绝。

追本溯源,“诈”术古已有之,且运用者众

追本溯源,具体何为“诈”?翻阅古之经典,则有不同解释。《说文解字》中定义为:“诈,欺也”,《尔雅》中则定义为:“诈,伪也”,《荀子·脩身》则定义为:“匿行曰诈”,由此可见,有欺骗、伪装、隐瞒其行动等行为均属“诈”之列,乍一看,此类行为基本属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碎琐事,如欺骗朋友、伪装自己、隐瞒个人行踪等,如此细微的欺诈之事,将会失之信任、为人不齿,带来道德层面上的谴责。但倘若将其上升至国家层面、军事对抗领域,则效果也将大为不同。

由明朝功臣刘伯温的《卖柑者言》,看古之“诈”术

翻阅历史,“诈”术古已有之,且运用者众。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就曾记载秦王欲得和氏璧,骗赵王说愿以十五城池做交换,为蔺相如所识破(相如度秦王特以诈佯为予赵城,实不可得);秦国著名外交家张仪也曾诈骗过楚怀王,骗其说秦国愿割让六百里土地给楚国,以换取楚国与齐国断交。楚怀王轻信上当,损兵折将不说,还为此丢了性命。曹魏国之元老司马懿堪称使诈高手,当面对曹魏宗室大臣曹爽的咄咄逼人,司马懿便称病不上朝。当曹爽派亲信李胜过来打探其实际情况时,司马懿便将诈术应用得炉火纯青,表现得不能起床、不能吃饭、不能听清别人说话。侍女将粥喂他口里,不能吞咽导致粥全撒了出来,一副生活不能自理、病入膏肓之模样。“诈术”之深令李胜深信不疑,便回去向曹爽禀告司马懿已如一具尸体一般,使得曹爽放松了对司马懿的戒备,最终司马懿出其不意发动了高平陵之变,不仅诛杀了曹爽,而且奠定了司马氏执政的基础。

当然若论使诈最频繁的地方,莫过于战场。《韩非子·难一》:“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北齐书》:“事贵应机,兵不厌诈。”由此可见:战场上瞬息万变,若以惯常、公开透明之做法,摆开阵势与敌硬碰硬,毫无疑问战争的胜负几乎毫无悬念,因为此种对垒下,胜负仅与对战双方的实力密切相关,历史上的诸多战争也将与宋襄公的“仁义之师”结局一样,如此“即墨之战”、“巨鹿之战”、“赤壁之战”、“官渡之战”、“淝水之战”等诸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以少胜多战役将不复存在。反之,若能做到“兵不厌诈”,用兵作战不排斥运用诡变、欺诈的策略或手段,则能取得出奇制胜的神奇效果,如此,上述战役不仅得以产生并且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而且还为后世提供了诸多奇袭制胜的思想源泉。

由明朝功臣刘伯温的《卖柑者言》,看古之“诈”术

由此可见,由于诈术的出其不意性,为了取得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使得古之政客和军人运用者众,就连一代智慧化身和道德模范诸葛亮也不能免俗,频繁使用之,即便诸葛亮死之后,都给司马懿来了一计“诈”术。当诸葛亮病死军中之后,蜀将姜维等遵照诸葛亮临死前立下的遗嘱,秘不发丧,并且缓缓退军。魏军主帅司马懿(字仲达)见到蜀军后退,赶忙率军追击。途中突然见到蜀军帅旗飘扬,诸葛亮羽扇纶巾坐在车里。司马懿大吃一惊,怀疑是诸葛亮用计诱敌,立即策马收兵。为此《晋书·宣帝纪》记载道:

时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帝(司马懿)闻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

刘伯温也是使“诈”高手,那他撰写此文,有何寓意?

由上可知:“诈”术古已有之,且运用者众,并且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那为何刘伯温在《卖柑者言》一文中,表现得对“诈”术很是深恶痛绝呢?先不论这个问题,仔细查阅刘伯温的履历便会发现:这位嫉“诈”如仇的“道德模范”,也是位使诈高手,有两例可予以证明:

由明朝功臣刘伯温的《卖柑者言》,看古之“诈”术

一是“灯笼计”智擒吴成七。吴成七是刘伯温青田县老乡,因贩卖私盐被打无以生计,遂反叛朝廷,在青田县金炉乡金山村后建立了山寨,自立“吴王”,与元政府对抗。元政府派出的剿匪军虽成功围住了吴成七的山寨,但进展缓慢。于是刘伯温见机使出了“灯笼计”,即让一支队伍黑夜时每人肩挑二十多盏灯笼,从山岭头挑到龚宅,吹熄后返回到起点再次点燃,如此反复,给吴成七造成政府军源源不断在增兵的“诈”术效果。原本情况很糟糕的吴成七见此光景果然意志坍塌,政府军后瞅准时机发动了一次猛攻,成功攻破山寨,擒获吴成七,不过他此时已是一具尸体。

二是脚踹朱元璋,使“诈”得龙兴城。刘伯温投奔朱元璋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后,便发挥了其无穷的智慧,为朱元璋攻城略地做出了重大贡献。公元1361年农历十二月的一天,刘伯温进来发现朱元璋背对着自己与一人说话,刘伯温听罢立马朝朱元璋后面踹了一脚,当然踹的不是朱元璋屁股,而是朱元璋坐的胡床。朱元璋被踹后嘴里立马说出:“没有问题”,而且还诚恳地对来人说:“若你家将军觉得兵少,我还可以给他补充。”使者听罢大喜而归。

由明朝功臣刘伯温的《卖柑者言》,看古之“诈”术

事后朱元璋很是感激刘伯温,说他这一踹胜过十万兵马。原来来人是胡廷瑞的使者,曾为元政府效力。后被元政府派去剿灭盘踞在洞庭湖的叛军,谁知胡廷瑞自己也有打算,竟一去不回,割据一方。偷鸡不成蚀把米的元政府于是二次派人来剿匪。胡廷瑞于是先投奔了陈友谅,被陈友谅委派驻守龙兴城。后来陈友谅被朱元璋打得大败,善于投机的胡廷瑞便又来投靠朱元璋,于是派出了使者前来与朱元璋谈条件。

胡廷瑞使者开出了两个条件:一是继续保持胡廷瑞的官职,朱元璋想都没想就同意了,第二要继续保留胡廷瑞的军队。朱元璋第一反应是很是恼火,脸上由晴转阴。刘伯温此时正好进来,于是立马踹了朱元璋一脚。也正是因为刘伯温这一脚,使得龙兴城不费一兵一卒唾手可得。由此可见,刘伯温不仅善于使“诈”,而且不厌使“诈”。

回到刚才问题,既然“诈”术古已有之,并且可以达到出奇制胜、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而且刘伯温本人也是使“诈”高手,并且不厌使“诈”,为何却在《卖柑者言》一文中,表现得对“诈”术很是深恶痛绝呢?

由明朝功臣刘伯温的《卖柑者言》,看古之“诈”术

《吕氏春秋·务本》有言曰:“无功伐而求荣富,诈也”。也即意味着,没有功劳却想求富贵的这种行为,就属于“诈”。这里面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未能付出与富贵相匹配的功劳,建立与富贵相匹配的功绩,却索要富贵,则属于赤裸裸的欺诈行为,这已不是仅限于平民百姓的生活小事范畴,而是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事关国家政局稳定的大事。因为能享受国家赐予富贵的必定是政府大员,也即《卖柑者言》中所述的佩戴虎形兵符,端坐于将军座上的将军;戴着高帽子、拖着长带子的国之栋梁;坐高堂、骑大马、喝美酒、吃美食的显赫之人。这些人本来肩负着保家卫国、抵御偷盗、安顿百姓之重任,却无有作为,纯属不可饶恕的欺诈行为。二,古已有之的“兵不厌诈”针对的仅是敌人,而非朋友,更非自己治下的百姓。因此心地宽厚、心系百姓的“道德模范”刘伯温,在对阵敌人之时,便也不会效仿宋襄公的“仁义之师”,该使“诈”时毫不犹豫,如此换得对敌战争的出奇制胜,此种做法说白了也是为了百姓。因为如果不使“诈”出奇制胜,到时战线拉长、消耗过大,必然也是百姓身上沉重的负担,反之,则“不费一兵一卒”,实为百姓之幸。

由明朝功臣刘伯温的《卖柑者言》,看古之“诈”术

由上述梳理可知:刘伯温心中之“诈”,其是好是坏的评判标准便为是否“欺诈百姓”?因为刘伯温作为熟读圣人之书的“道德模范”,其一直主张“以德养民”,而非“以术诈民”。“以德养民”也即意味着执政者首先自身应有德量,德不广,不能使人来,量不弘,不能使人安。故刘伯温一直倡导为君者应当具有容纳百川的江海德量,从而使得百姓争相拥护、安心作业,如此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反之,若执政者“以术诈民”,则属十足的无耻行为,本无孙武、吴起之谋略,却佩戴虎形兵符,端坐于将军座,装出一副捍卫国家的将军模样;本无伊尹、皋陶之才干,却戴着高帽子,拖着长长带子,装出一副气宇轩昂的国家栋梁之模样,这些人“无功伐而求荣富”,坐在高堂上、骑着大马、喝着美酒、吃着美食,白白浪费国家粮食却不懂得羞耻。如此不知廉耻地“以术诈民”、享民之利,是刘伯温坚决反对的。

因此,刘伯温《卖柑者言》,看似仅是对以孛罗帖木儿为首的元朝军队的严厉痛斥,实际推而广之,则是对那些坐拥尊贵之位、坐享富贵之福却无与之相匹配才干的执政者的深刻谴责,他们不仅毫无作为,而且“欺诈百姓”,他们的行为,毫无疑问是可耻的“欺诈行为”。好在刘伯温后来遇到朱元璋,总算可以摆脱抑郁心情,大施拳脚,辅佐朱元璋建功立业,成就其明朝开国功臣之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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