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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论语》,换个角度看孔子丨黄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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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论语》,换个角度看孔子丨黄坚

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没人说得清孔子的早年生活,而其早年生活对于我们今天大谈特谈孔圣人,其实非常重要。

本文选自黄坚《思想门》

作者新著 《桃花树下的鲁迅》(即将出版)

走进《论语》,换个角度看孔子

黄 坚

自从孔子被汉儒们簇拥着,抬进皇宫,孔子形象的装饰与塑造,就成了历朝历代统治战略的一部分。2500年你继我往、与时俱进的不停涂抹,孔子全身早已着上一层又一层的脂粉、香油,涂到最后,孔子终于被妆成“万世师表”的“至圣先师”和“大成至圣文宣王”。全盘圣化的结果,是孔子从一个曾经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变升为言谈举止、心理、思想、实践,无不合道,毫无瑕疵,只有光辉照人的超凡入圣者。

朱熹的《四书集注》之《论语集注》如此。

钱穆的《孔子传》也如此。

看他们的书,看他们的叙述和注释,孔子的话无一句无道理,孔子想做、所做的事情,无一件无理由。总之,孔子的言行是不会有问题的,都能解释得通。强为之说,曲为之说,讳为之说,再不,就王顾左右而言它,反正,绝不能明说孔子的不是。——就算实在难以圆说,最多也只是留下空白,让你自己去猜想,去领悟。在他们的笔下,一生浪迹江湖,看惯风云,饱经风霜的孔子,倒像是成了一个皮肤吹弹得破的婴儿,只能呵护,不能触碰;一个步履蹒跚的孩子或老人,随时有闪失,会摔倒,要不停地预防和搀扶;更像是一个高高在天的神明,只能仰视、瞻拜、敬畏、维护,不可有丝毫亵玩,乃至平常相待之心。

孔子就这么娇矜、脆弱么?

孔子跟他曾相处无间的凡尘俗世,就非得要如此森严壁垒,方能显示出伟大卓绝么?

“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孔老二”的暴烈、喧嚣,似已成过眼烟云,但就在把孔子当成易碎、易伤的“瓷器儿神明”,跟伧俗的“孔老二”之间,似乎有着一条天然的地下通道。圣化与丑化,不过一步之遥,其本质,就是孔子不再是一个人,而是成了现实需要的某种精神玩偶,和一件遮羞借力的实用工具。

这一玩偶和工具,说到底,都是私人性质的。

但孔子,却以一种公共形象,矗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鲁迅说,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不足为据,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要看孔子,官校文章和教科书,博学鸿儒的注释和传记,也是不足为据的,自己走进《论语》,也许能看得更清楚。

一、童心未泯、风趣搞怪的孔子

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论语·阳货》)

这是《论语》全书中,很少有的,让人忍俊不禁的一章。大意是,一个名叫孺悲的人来找孔子,这人以前跟孔子学过东西,但那天孔子不知什么原因,不想见他,就指使门人说,就说我病了,见不了他。门人走出门去,正准备传话。嘿,孔老先生竟然在屋里把瑟拿出来,一边弹奏,一边唱将起来!——故意让屋外那家伙听到,我不但在家,而且什么事都没有,就是不想见你。

孔子是个内心充满热情的人,也是一个风趣,会出其不意搞搞怪的人。终生怀抱理想的孔子,一生到处碰壁,但孔子总能从失败的阴影中挣脱出来,时不时让自己,也让身边的朋友快乐一下。

有一次,孔子和弟子在路上碰到一个隔壁邻居,那人对他大喊大叫,说:“孔子你可真了不起,你学了那么多玩意儿,你究竟会什么呀?”孔子一听,歪过头来,对弟子说:“是啊,我会点什么呢?驾车呢,还是射箭?我还是驾车算了。”——那语气、神态,立马浮凸出一股周星驰、吴孟达式的俏皮和谐谑。

还有一次,孔子在路上——孔子总是在路上,他安安静静呆在屋里的时间不太多——遇到一位故人,叫原壤。这是个不太讲究的家伙,看见孔子过来了,却还蹲在地上等着。你知道孔子是多讲究礼貌的,见原壤这么没有形象感,就冲他说教起来:“小时候就不好好待家人,长大了一事无成,年纪一大把了又不早点死,你整个就是一祸害!”这话听上去,确实刻薄,甚至恶毒了点。然后,更为传神的,是“以杖叩其胫”,孔子用手中的拐杖,轻轻敲打原壤的小腿,使他无法继续蹲着,终止了那不雅的姿势。

我把这,看成是孔子对一位老友特别的致意方式,否则,孔子的形象就有点“双重暴力倾向”了(但朱熹的官方教科书——《论语集注》,却正是这样注释的)。

孔子没事的时候跟人唱歌玩,唱得兴高采烈,他一定得让人家再唱一遍,然后自己跟着唱。

孔子并不喜欢那帮年纪轻轻的弟子,成天对自己一副恭敬拘谨的样儿,为此,他时不时地来一句让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话,接着就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解释:开玩笑,开玩笑。比如,他对子游说过,割鸡焉用牛刀,弄得子游很是迷惑;又对颜渊说,如果你是老板,我就给你打工。他还说过,假如能发财,替人驾马赶车也愿意干。——随即又补一句,如果发不了财,那还是干回自己的老本行。

孔子就是这么个人,平时看上去挺庄重肃穆的,一疯起来,比谁都更能嘻嘻哈哈。在所谓周游列国,其实就是流亡途中,听到有人把他形容成“丧家之狗”,老先生笑了,说,比得真像。

现在不少地方,计划着要建孔子文化广场,要塑孔子雕像,有的已经塑好立起来了,基本都是庄严肃穆,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模样,让人看了甚感雷同乏味。为什么不可以塑一些快乐、风趣的孔子像呢?即使塑成像某些百货商店里的那些黑人模特,笑得简直夸张到极致,也不是不可以的。

二、言不由衷、言行不一、性格冲动的孔子

孔子很看重人内心的诚敬,也深知言语跟一个人内心的关联,所以他说,“言思忠”,“言忠信”。意思是,心里怎么想,嘴上就应该怎么说。但孔子其实是个心理因素不太稳定的人,情绪不好时,他也会言不由衷,甚至听上去,还有点阴阳怪气。

有人问孔子,说你怎么不从政呢?孔子从佶屈聱牙的古《尚书》中,拖出一句让人似懂非懂的话,什么在家对兄弟好点,也是从政,说,这就是从政,你说什么是从政?——孔子是一门心思想从政的,但到处碰壁,受冷遇,这人哪壶不开提哪壶,孔子自然没有好心气,干脆气呼呼胡说一通,把他给打发了。

有一回,冉求下班后,来看孔子。——当时冉求在鲁国当权者季氏家任职。孔子对冉求有些偏见,还曾公开号召,说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其实,冉求并没有对不起老师的地方。——孔子问,怎么这么晚才来啊?冉求回答,有国家政事。孔子接话道,不是国家政事,是季氏家的私事吧?我现在虽然不参政议政了,但有国家大事,我能不知道吗?这话怎么听,怎么有股说不出的怪味儿。

这就是孔子身上的文人小毛病,情绪不好,心里有话不明说,偶尔使个小性子。但跟这比,孔子的言行不一,更让人印象深刻。

孔子有句名言,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使在今天,使用率也颇高,但实际上,“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孔子一生,正儿八经的从政经历,不足四年,但他所到之处,回回都以政治热心人士的身份出现。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已年逾七十,当他听说齐国的陈恒杀了齐简公,竟然特地沐浴一番,登朝,要鲁国出兵讨伐比鲁国强大许多的齐国。——那时的孔子,已离退休多年,早已不在其位。

《论语》开篇首章有一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样意思的话,孔子说过好几次。孔子,要说世人都不知道他,肯定不是;要说世人真的明白他,好像也不是。处在知与不知之间的孔子,本来就不是个心境平和、情绪稳定的人。于是这种尴尬恼人的处境,难免有时让夫子口出怨言,甚至产生近乎邪僻怪异的冲动。

有一回孔子向子贡感叹:“莫我知也乎!”子贡问,您怎么这么说?孔子回答:我不怨天,也不怪人,我辛辛苦苦靠自学,弄懂了高深的道理,知我者其天乎!——说是不怨天尤人,一股怨气已扑面而来。

还有一次,还是子贡在身边。孔子又感叹:唉,我真的什么都不想说了。子贡应道,您要是不说,我们将来怎么跟人说呢?孔子又像回答,又像是自言自语:天说了什么吗?春夏秋冬,百物生长,天说什么了?

尼采在极其孤独中将自己比喻为太阳,孔子在世莫我知中,想到了天。躁郁苦闷,让中西两位相距遥远的哲人、思想家的心境,在痛苦的人生轨道上,奇妙地接近了。

有两件很相似的事情,让后人看到了这种寂寞、烦闷对孔子的影响,和孔子性格中隐藏着的冲动性一面。

先是鲁国国内一个名叫公山弗扰的,原是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因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叫革命也好,叫谋反也罢,总之,“以费(地名)畔”,算是来了一场城市暴动。大旗一举,公山“大王”也就有了人才的渴望,他想到了孔子,召。孔子呢,还真动了心,准备前去投靠。好在这场有点“恐怖”的闹剧,被忠勇耿直的子路拦阻了。事后孔子说,哼,只要有人用我,我一定不让他失望,我定能帮他搞得像周朝一样。多像梦话。

另一次,是晋国的某位大夫,也弄了块“二龙山”的地皮,扯起了反旗,“佛肸以中牟畔”。当时孔子正在周游列国的流亡途中,听说佛肸想叫自己过去帮手,居然又动了心,结果还是被子路给搅黄了。这回老夫子很有些情绪,冲子路说,他是反贼怕什么?不是有种坚固的东西,怎么磨也磨不碎吗?不是有种洁白,怎么染也染不黑吗?难道我就合该像只匏瓜,光挂着,不能吃?

这已经不是梦话,而是昏话了,还夹杂着一股不管不顾的孩子气。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就这样应验在“中庸之道”和“君子固穷”的孔夫子身上。

三、孔子的城府之语

生当乱世,人心离散,讲好的事情转眼就变,绵延、固定的传统,也可以一言而弃(《国语·鲁语上·夏父弗忌改昭穆之常》有:“我为宗伯,明者为昭,其次为穆,何常之有!”的断喝)。活在这样的社会潮流中,就是一个傻瓜,经过七撞八碰,额头满是沧桑后,也早该有了几分醒悟。孔子一生“一以贯之”,“知其不可而为之”,还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样听了会让人“怦然心动”的慷慨陈词。但孔子并不是一意孤行的莽汉,他曾讥讽子路说,空手斗虎,徒步过河,我是不会干的,“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所以,七十三年起起伏伏,跌跌撞撞,冷雨暖风,孔子在给后人留下一些“漂亮外套”的同时,也没忘记留下另一些冷硬实用的“里子”,我们权且称之为孔子的城府之语吧。

像“小不忍则乱大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样的熟语,已经彻底融入了现代生活和日常用语,不必赘述,倒是另一些不太面善的句子,值得把玩一番。

子张学干禄,就是问怎样才能在政府部门多捞点月薪、奖金。孔子直言相告,不懂的要多学习,没事别乱说话,没事也别瞎折腾,这样说话不会太唐突,做事不会太后悔,钱就能多多赚到手了。

人与人交往,言谈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有时一言不当,前功尽弃,因此,孔子很看重说话,对怎么说话,很有些真知灼见。

比如,孔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意思是,没轮到你说,你却抢先说了,这就叫躁失;说话不看人脸色,简直就是瞎子啊!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该说的话,你没跟人说,这是错失了机会;不该跟他说的,你说了,这就是说错了话。一个聪明人,既不应该错失机会,也不要说过了才知道后悔。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生逢乱世,要闪;这城市治安不好,闪;发现人脸色不对了,赶紧闪;觉着对方语气有变,话里有话,话不投机,快闪!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社会(具体说,可能是指城市、政府内部)都按游戏规则行事,你说两句怪话,有点怪癖,没什么大不了(像现在的李敖);如果全都不按牌理出牌,上午不知下午,今天不知明天,那你就得当心了。装装疯,卖卖傻,可能没人理你,但牙口一定得咬紧了,说话千万要低调,要会装孙子(阮籍、刘伶悟到了,嵇康没有)。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该说的说,见有不对,也说他两句;但说过就是,千万别太固执,自讨没趣。后来子游把孔子这话精炼为: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意思还是话多招人烦。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愚不可及,现在是句骂人的贬语,在这里,是句赞语。宁武子时机对头就显露才智,时机不对就装傻。他的才智勉强能学,他那装傻的本领,可真是学不了。

后面还有一大堆。

大意都是,怎么做,才能跟人把关系处好,才能活得安全无恙,还有点滋润。

所以,谁要认为孔子只会讲仁义道德,只会讲礼义仁智信,讲温良恭俭让,那就是步入了“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误区。而且,要真是那样,估计孔子的三千弟子,一夜之间,就会散了一大半。

四、政治,孔子一生的心结

现在介绍孔子,通常的写法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提及孔子为政治家的,不多。

钱穆在《孔子传》序言中说,“孔子毕生为学之日进无疆、与其教育事业之博大深微为主要中心,而政治事业次之”。

这种论孔子先教育后政治,甚至只讲教育,不谈政治,隐含的也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规则。孔子在教育上的成就和地位,世人皆知;孔子在政治上汲汲一生,失败而归,也已是历史定论。但若以此得出:“孔子之政治事业,则为其以学以教之当境实践之一部分”,好像孔子五十五岁的“高龄”,领着一帮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间,吃尽苦头,险些丧命,原不过是一堂时间稍长的野外实习课,这就与事实不符。

客观地讲,政治不但不是孔子的教学之余,反而教学应该是孔子的政治之余。政治,是孔子一生事业的主轴,也是孔子一生难以释怀的心结。孔子几次戏言,一会儿要“乘槎浮于海”,一会儿要“居九夷”,还有“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的心声吐露,都是内心底处政治实践渴望的强烈折射。

只要略一浏览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就能看出,孔子并不单是一个好的教书先生。孔子曾经是一个颇为杰出的政治家,称得上政绩卓著,一度官至鲁国代理宰相。孔子还是一个懂得“文事者武备,武事者文备”,颇有侠义风采的外交家。一个激进的、动真格的改革派。一个直接指挥过战斗,并取得战场胜利的前敌指挥员。虽说史迁的笔墨,难免有所放大,但绝不可能凭空杜撰。

然而,造化弄人。

也许恰恰就是这四年的辉煌经历,将孔子导引上了一条痛苦的人生不归路。

真实的孔子,应该是个急性子。章太炎说他“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的原话,是“三月无君则吊”,意思都是闲居三个月,孔子就心神不宁,寂寞难耐了。《论语·乡党》中有一笔传神的描写,说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听到国君召唤,没等车备好,就急冲冲地出门。这样的性格,显然并不适合从政。“圈内人士”不过略施小计,孔子就敏感地自动辞职下岗了。

从此,孔子就在卫、曹、宋、郑、陈几个小国之间转过来,转过去,始终都是不尽如人意。为了实现心中如火一般的从政理想,孔子明明知道卫灵公“无道”,还是在卫国呆了最长时间。期间为了去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又被子路疑心,只好有些狼狈地对天发誓。后来,林语堂编了出《子见南子》的独幕剧,好像把这弄成了孔子的一段绯闻。说到底,都是政治惹的祸。

《论语》中,谈个人修养(包括学习、理想)和处世之道外,孔子谈政治的条目最多。如果把个人修养中涉及政治的加在一起,《论语》全书超过一半,甚至接近三分之二的篇幅,与政治有关。其中《论语·乡党》的几段描写,尤其让人过目难忘: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缩缩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面色红润,喜气洋洋,作揖打拱,疾步如飞,正襟危立,面色紧张,双脚抓地,心情舒畅。这简直就是一部孔子从政职守表情的新闻纪录片。蒙太奇似的镜头转换,层层递进的情节,刻画精微,细腻传神,栩栩如生,宛然在目。

但是,据朱熹《四书集注》所注,孔子平生并没有这些经历,故“疑‘使摈’、‘执圭’两条,但孔子尝言其礼当如此尔”。

原来统统不过是孔子的南柯一梦。

性急,敏感加上不肯放弃而又不切实际的政治理想主义,使孔子终生徘徊在春秋末期的政坛边缘。

五、孔子完美不如颜渊,立功不如子贡

孔子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向社会广开教门,只要拎一块干肉来的,没有不教的。如此低的入学门槛,跟如今社会形成鲜明对照,也为孔子招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源,“弟子盖三千焉”。

三千弟子,颜渊首屈一指。

颜渊因孔子的一句话而名传后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但也可能因这句话,而被后人误解,以为颜渊就是那种“高分低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会死读书的“书呆子”。这是极大的误会。如果把涉及颜渊的书籍中的片言只语全都拾掇、拼合起来,我们就能复原出较为完整的颜渊——这是一个完美的形象,一个沉静、内敛、理想,有着自觉自愿牺牲精神的形象。如果非要把孔学说成孔教,那可以说,在所有跟孔子有关的人中(包括孔子本人),唯一具有宗教感,具有最纯粹意义上的宗教精神的,只有颜渊。章太炎发现,诙谐的庄子,有事没事就拿孔子开个涮,但一说到颜渊,立刻收起了玩世不恭的口气,以近乎恭谨的笔调,表现出对颜渊的敬意。孔门最为杰出的成功人士子贡,用“赐也何敢望回?”的句式,表达了对颜渊的谦逊。孔子更是对颜渊赞不绝口,视之无与伦比。如此完美的人格,正是里尔克在《杜伊诺哀歌》首篇中的名句“因为美无非是可怕之物的开端”所形容的天使。在颜渊的身上,有一种与拉斐尔、济慈和诺瓦利斯极为相近的人格精神,他们都死于30岁上下。天使是不能长驻人间的。

孔子对颜渊那句近乎惨无人道的教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绝不可能对第二个人说的。如此高难度、已接近临界状态的标尺,其实反映了颜渊内心修养的张力程度,但也许正因为这种对于完美的过分追求,要了颜渊的命。

假如把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放在一块,平等地来评选个人心理素质与道德修养的得分,估计孔子最多只能挤进前五名。至少,那个说“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的闵子骞,要排在孔子前面。仲雍、曾子、子游等,都可能排到孔子的前面去。

孔子与他那众三教九流、龙蛇混杂、老中青三代同堂的弟子,远观近瞧,都有点像刘邦与韩张萧,像刘备与关张赵孔明,还有点像宋江和一百单八将。这样的师生关系,孔子之后,绝迹了。

子贡是孔子在外流浪十四年的最大收获,也是孔子晚年的“机要秘书”。如果说颜渊是“完美版孔子”,是孔子精神的化身,那子贡就是“实践版孔子”的成功代表。中国古人说君子立德、立功、立言,子贡在这三方面,均无可挑剔,尤以立功为卓著。司马迁说“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俨然是战国后期苏秦、张仪的祖师爷。孔子死后,子贡成为理所当然的“大阿哥”,别人都是守孝三年,唯独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子贡有高傲的气质,却以谦逊的姿态,从老师那学到了精粹的知识。子贡是所有孔门弟子中,最没有酸腐书生气的。有话明说、直说的子贡,死后没有薪火后继,反倒是孔子有点瞧不上眼的“参也鲁”的曾子,成为孔门衣钵的传递者。

《论语》中唯一有喜剧色彩的子路,与其说是孔子的弟子,不如说是孔子的朋友,李逵与宋江式的朋友。

冉求可能是孔子知名弟子中,最没有宗教感,甚至没有一点精神追求的人。他学习的目的,就在于让自己,也让自己的朋友,生活得好一点,也确实学到了够用的本领。冉求是个袭人式的人物,他事孔子恭敬如父,但孔子就是不感冒他。

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有时想想孔子的一生,也真挺有意思。

孔子出身贫寒,三岁丧父,十七岁前丧母,除了一个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哥哥,叫孟皮的,没听说他还有别的亲人。如此艰难、破碎的家境,孔子是怎么开始他的学习生涯的?他跟母亲的十几年共同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经历和图景?这对一个单亲家庭男孩的成长,非常重要,但却无人能道其详。假如孔子母亲真在他十七岁时去世,那孔子十九岁的结婚,就多少有点不孝的嫌疑。问题还在于,凭什么这时的孔子,已经名声在外,以至于婚后第一年,二十岁的孔子当上爸爸,就在儿子出生的那天,孔子收到鲁国国君送来的贺礼——一条由鲁昭公亲自钓起的鲤鱼。孔子唯一儿子的名字,即来源于此。

没人说得清孔子的早年生活,而其早年生活对于我们今天大谈特谈孔圣人,其实非常重要。这也就令人非常惶惑。《论语》,或者其他什么经书、史书,始终不见关于孔子家庭的介绍、叙述。一直活到孔子六十七岁那年才去世的原配夫人亓官氏,压根儿就没露过面。就连有一次孔子病很厉害,性急的子路,已经在张罗老师的后事,也没写到师母那时在哪儿。孔子,或者说所谓儒学(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多么的重视家庭啊,然而除了知道孔子生了孔鲤、父子俩有一次庭对、孔鲤死于孔子之前、鲤生子思外,孔子的家庭情况,几乎一片空白。另外,当孔子领着一帮五湖四海汇聚而来的弟子,周游列国,这些年轻人是怎么平衡这种漫无目的的流浪和孔子“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教训的?莫非他们都是一群孤儿?

在这种基础上谈论孔子,要做到不盲人摸象,不两小儿辩日,难。

更让人猜想联翩的是,孔子,一个贫寒子弟,怎么对政治、对从政有那么强烈的兴趣,终生不渝。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名恐怕不是学问之类的名吧——这学问之名他老早就有了。孔子临终前,对身边的子贡,以一种极哀痛的语气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这个“宗”字,包含的,也是一股浓浓的政治情结。在孔子之前,固然有不少名士,如百里奚、管仲,都是暮为奴役死囚,朝为廷臣宰相,但好像没见过一个孔子这样,一个劲儿地朝政位冲击的底层贫民。

而孔子所处的时代,与他个人的人生遭际,也确实充满了戏剧性和象征意味。从西周末期开始,“周家大屋”就摇摇欲坠、嘎嘎作响地要散架。父子对杀,兄弟屠戮,早已是稀松平常事。但跟孔子之后的墨、庄、孟时代相比,更别说跟荀、韩、屈原相比,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其实还可以说是一个古典文雅的时代。那是一个车战的时代,骑兵尚未出现。孔子哪里能想象得到,两百年后白起长平坑卒,一埋就是四十万的惨烈!所以,孔子偶尔还有悠哉游哉之心,还有“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浪漫幻想。然而,毕竟天色已晚,历史的黄昏已经降临。

另一方面,孔子的个人遭遇,也像是嘉年华游乐场的极限运动。今早还跟国君、权臣、上大夫们在一起谈笑风生,吃喝玩乐(孔子那一堆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等等的穷讲究,估计就是那时落下的)的是孔子;他日流亡,在路上跟人打群架,绝粮七日,饿眼昏花中怀疑颜渊偷食的(接着就惭愧地认错了),也是孔子。

动荡变化的时代,大起大落的人生,容易失衡的心理,决定了孔子不可能是个单纯的人,而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痛苦彷徨的人。孔子的言不由衷,言行不一,冲动、敏感与中庸之道,激情与颓唐,理想与世故,都是矛盾的体现。正是这种错综复杂、内心与环境的矛盾,形成了孔子丰富、凝结着智慧之光的思想。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真实、自嘲、活生生的孔子。

这个孔子,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实践型的人格,有着异常强烈的实践冲动和欲望,但道路受阻,只好退而求其次,成为一代思想家。实践家降而为思想家,思想家降而为道德家,道德家降而为骗子和伪君子,这似乎是世道规律。

两千五百年过去,孔子作为圣人,也作为祭物(刍狗),被一步步抬高,送入神殿圣堂。太过长久的游戏,这个现实中的流浪儿和失败者,在历史的隧道中,反讽地赢得了王冠和膜拜,但也招来了鄙夷和嘲笑。早已被制成木乃伊的躯体,沾满了唾沫、泪水,也结垢着泥污、血腥;披挂着一层层的谎言、欺骗、废话、无耻,殉葬着一代又一代的梦想与牺牲。太多不同的物质堆砌,砌成一座堂皇,散发着尸臭气息的虚伪祖坟,人们已难以辨认原本的真实面庞。

现在,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风暴,孔子又回来了(其实他哪也没去),为他准备的舞台、帷幕早就在搭建中。一个中断了的故事,又要原封不动地再次上演了。

这是孔子的宿命。也许正是他曾经的所想,若果真如此,那也是“求仁得仁”,怨不得别人了。

引几段鲁迅1935年写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算是本文的结束语。

但是,孔夫子在本国的不遇,也并不是始于二十世纪。

……

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

……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

……

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注:指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和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张宗昌将军)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某一目的的器具,也重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即使是孔夫子,缺点总也有的,在平时谁也不理会,因为圣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如果圣人之徒出来胡说一通,以为圣人是这样,是那样,所以你也非这样不可的话,人们可就禁不住要笑起来了。

本文选自黄坚《思想门》

作者新著 《桃花树下的鲁迅》(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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