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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潮——改革开放40年的浙江故事》第一集 弄潮儿向涛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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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潮——改革开放40年的浙江故事》

第一集 弄潮儿向涛头立

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原校址】

这是一次四十年后的相聚。四十年前,他们风华正茂,作为新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走进了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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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今追昔,时间虽然带走青春、改变风景,却也叫人把来时路看得更清。

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78-2班校友

杨建明:没有改革开放,我们这一批人大多数都在农村里玩泥巴。

胡侠:我们赶上了好时代。

严信甫:这个是历史的转折点,我们个人也是人生的转折点。

所有的重逢都源于相遇。

1978这个伟大的年份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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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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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从此拉开大幕。

【口述】

义乌小商品市场第一批个体户 何海美:

义乌当时非常穷,我记得我小时候,过了年,很多义乌市附近都没有饭吃,义乌人呢,就是鸡毛换糖。好的鸡毛拿来做鸡毛掸子,差的鸡毛就做肥料。我们用针、线 、纽扣,还有我们义乌的红糖,鸡毛换糖。

这是1978年,义乌廿三里老街上小百货地摊的一张老照片。男的挑担,女的提篮,义乌人靠做点小生意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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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初夏,越剧电影《红楼梦》在义乌连放三天,何海美提着篮子卖剧照,一下子赚到了150块钱。那时何海美丈夫一个月的工资才33块。

尝到甜头的何海美怀揣剧照,坐着绿皮火车,开始闯荡龙游、萧山、东阳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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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何海美已经攒下5万元存款,可她却不敢把钱存在义乌的银行, 因为她害怕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

何海美:

分几个地方存,杭州存一点,东阳存一点,萧山、义乌,这样(分散),怕别人知道了,怕“打办”会没收去。

冯爱倩比何海美大14岁,胆子也更大。1982年的一天,她的货第三次被扣。有五个孩子的冯爱倩这回被逼急了,她在大街上拦下了刚从理发店出来的县委书记谢高华。

义乌小商品市场第一批个体户 冯爱倩:

来了我找他(谢高华)嘛,我说我要做生意,我要摆摊, 我说,你肯,我也要摆,不肯,我也要摆,我走啦。他说,回来,回来。这我讲了,我说,谢书记,我说我来找你,我要做生意,我要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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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谢高华刚从老家衢县调任义乌不久。在担任衢县县委书记时,谢高华就因为鼓励橘农贩卖自留橘,被批搞市场自由化。

时任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

她(冯爱倩)说我要摆摊,到城里摆摊,可不可以摆,我说,可以的,你去摆好了,她说摆(摊)要赶我的,要罚我的。我当时答应她的,我告诉有关部门,不要赶你,你摆摊,不要赶你。

那个时候,义乌人在街上摆摊,经常被工商人员围追堵截。从外地进货,也要“打游击”。理由是,搞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的萌芽悄然出现,脆弱而倔强。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就曾指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但许多干部思想上还有顾虑,选择了逃避和退缩。谢高华几次调研后,认真对照中央精神,拍板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开放小商品市场。

时任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

我说,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我们要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怕挑担子,把自己保牢乌纱帽,你保牢做啥呢?要敢挑担子,只要老百姓好了,我们干部也好了,大家关系都好了。

1982年9月5日,义乌稠城镇小百货市场开张,一个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义乌经验”从此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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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小商品市场第一批个体户 冯爱倩:

去年来了,他(谢高华)到我这里来。他问我几岁了,我说我八十岁了,他说给你写个字,我说好呀。他就写:祝贺冯爱倩妹,八十华诞,哥,谢高华。

【温州苍南宜山】

在义乌破冰的时候,温州前店后厂的机器声已经隆隆作响。

宜山的土纺土织历史悠久,清朝时几乎家家都置办手摇纺车和老式织布机。

1982年的一天,宜山新河村老太孙阿茶让儿子陈光友上街买一批废棉布回来,结果却买了一堆几分钱一斤的腈纶布边角料。

陈光友 孙阿茶儿子:

我刚刚学纺织,不知道买什么

退货,退不了。退缩,不是宜山人的性格。

摇了一辈子纺机的孙阿茶,尝试着用手工操作对腈纶边角料进行“开花”。接着,又制作了一架改进型的简易“开花机”。

陈光友 孙阿茶儿子:

捡垃圾一样抱进来,这样纺纺起来就是腈纶。

当孙阿茶惴惴不安地捧着第一匹再生腈纶布来到集市上的时候,宜山轰动了:这是什么布呀?这么光滑、柔软,比土纺棉布强多了。

边角料变废为宝,山坳坳里长出一片商品经济的海洋:1983年,6.7万宜山人,摇着3.7万台纺织机,摇出了4个专业乡、58个专业村、7个专业市场。每年产出1.5亿件再生腈纶衫、2亿件腈纶拼料童衣裤、50万公斤再生腈纶棉,销往大江南北。

黄振芽 原苍南县腈纶纺织品市场负责人:

这里厂里,每一天有一百来只船,停在这里,满满的,从早上三点来钟,到下午三点来钟。

宜山奇迹冲出山坳,奏响了浙江块状经济的序曲。到1985年,温州有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10万购销大军背着乐清的电器、永嘉的阀门、龙湾的紧固件、瓯海的皮革…奔波在全国各地。“走千山万水、吃千辛万苦、想千方百计,说千言万语”的“四千精神”从他们身上诞生。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文点赞温州,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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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以家庭工业起步和支撑的温州模式在全国一炮而红,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八十年代是一个盛产奇迹的年代,今天纵横商海的很多温商就是在那时候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刚过而立之年的郑秀康抵押了自己的手表,还卖了老婆的一条毛料裤子,注册了鸿盛皮鞋厂。

未来的打火机大王黄发静在一个庙宇里办起了一家电器小作坊。不久前,他还是一个国营厂的正式工人。

插队黑龙江的知青叶文贵回到老家金乡,靠卖校徽和塑料饭菜票,成为改革开放后温州第一批富起来的人。

在中国改革开放史册上,温州人写下了太多个第一……

然而,鲜花盛开的道路上,总是伴随着荆棘。

1982年,温州爆发著名的“八大王事件”。当时,乐清柳市八个生意做大了的个体户,被列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锒铛入狱。一时间,无街不市、无户不商的温州城风声鹤唳。

“八大王事件”带来经济急速滑坡和衰退,也在全省引起很大争议。

摸着石头过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还需要靠改革来解决。

1983年,中央出台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提出要放活农村工商业和个体经营。借此东风,“八大王”宣告无罪,一年后彻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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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求真务实。

身处历史的某一个节点,你或许左右为难。但40年后蓦然回首,你会发现,历史从来浩荡向前。

【口述】

原温岭县社队企业管理局生产股股长 陈心鹤:

35年前,两个人带着一份报告,到我家里来,来要求批一个企业。报告一看,它就是企业性质属牧屿牧南大队集体所有制。我当时感到,不实事求是,不要戴红帽子,假的帽子戴上去,生产又搞不上去,搞得很混乱。我看到这个问题,建议要把它改掉,那时没想到,成了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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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84年4月《浙江画报》的封面照。照片的主人公是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记者拍下了他抬手看表的瞬间,后来步鑫生对身边的人说:这是他最满意的一张照片。

此时步鑫生正是全国改革的风云人物。

1984年3月9号到4月15号,短短37天,新华社连续刊发27篇有关他大胆改革的报道。

这一年被称为步鑫生年。

在成为改革明星之前,步鑫生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他在企业内部推行按劳分配、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请假扣发工资等制度,打破了“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引起许多人反感,但步鑫生不以为然。

有一次,生产线上的一名工人因为别的任务去县里参加合唱团排练,三天没来上班。步鑫生发现后,火冒三丈,马上把人叫了回来。

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1934-2015):

社会主义不是唱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步鑫生并不反对唱歌,相反,他还找人写了一首厂歌,自己还直接参与了歌词的创作,他要唱的是现代企业之歌。

为了打开市场,他组建了一支模特队,到全国巡演。他还做广告,当时上海南京路、淮海路只有三个广告牌,海盐衬衫总厂的双燕牌衬衣就是其中之一。

改革仅仅三年,海盐衬衫总厂的职工人数就增加了十倍,员工收入增加了两倍。直到今天,衬衫厂的老职工们还经常聚在一起,回忆当年的峥嵘岁月。

【浙江嘉兴 海盐步鑫生纪念馆,风华会现场】

原海盐衬衫总厂工会副主席 赵荣华:

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打破大锅饭。

原海盐衬衫总厂工会主席 冯织娟:

等于我们看着企业在壮大,在发展,大家好像都是信心蛮足的。

步鑫生用一把剪刀剪开了城市集体企业改革的帷幕,慕名而来的人潮水般涌来取经,鲁冠球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已是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在认识步鑫生前一年,鲁冠球刚刚干了一件大事。他拿自家地里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乡镇企业萧山万向节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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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没想到的是,有人说,鲁冠球这么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鲁冠球找到了步鑫生,两个改革者相遇了。

原万向集团董事长 鲁冠球(1945-2017):

那个时候的观念,大家基本上是采取平均主义,大家工作也做得差不多,收入呢,也拿得差不多,你多拿了,就不合理那个时候的观念。

风口浪尖之时,浙江及时肯定了鲁冠球的改革。1983年,万向节厂成为杭州市乡镇企业改革唯一试点。鲁冠球用连年攀升的业绩,对之前的非议做了有力回击。

1992年,鲁冠球买下乡政府手里的另一半股份,成立了全资控股的万向集团有限公司。1994年,万向上市,成为全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

鲁冠球的每一步都踩在了时代节拍上。

原万向集团董事长 鲁冠球(1945-2017):

我们七十年代有七十年代的战略,八十年代有八十年代的战略,我们进入九十年代,我们就制定大集团战略了。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对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新观点,讲出了新思路,开创了新视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

在浙江,企业改制成为关键的发力点。

1993年,台州一场轰轰烈烈的“摘帽行动”,为4000多家戴“红帽”的个私、村办、农民股份合作制企业解决了产权问题。

到1996年,浙江80%的中小集体企业都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这是中国企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产权变革。而全国性的集体企业产权改革,两年后才开始全面推行。

这段青春洋溢的广告是很多人的集体记忆,它的创意者是杭州中药二厂厂长冯根生。

和步鑫生同龄的他,扛起的是国企改革的大旗。

1996年12月6日,冯根生创办的青春宝兼并了濒临倒闭的老东家胡庆余堂。

原青春宝集团董事长 冯根生(1934-2017):

热烈欢迎我们杭州胡庆余堂以及全体员工加入我们中国青春宝集团,它和正大青春宝是姐妹工厂,“姐姐”四年前和正大合资了,现在是个合资企业,胡庆余堂“妹妹”呢,现在是国营企业,我相信几年以后,这个国营企业的“妹妹”肯定会追上正大青春宝,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然而仅一年后,一个难题就摆在了冯根生面前。当时厂里决定推行股份制改革,让员工持股。而冯根生作为公司总裁,要买下2%的股份,折成股金就是300万元。从来没有国企经营者持股的先例,这场大争论持续了8个月,最终以杭州市同意青春宝股权分配方案而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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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青春宝集团董事长 冯根生(1934-2017):

因为这个企业有他自己的股份,那么他的凝聚力肯定提高,凝聚力一旦提高以后,我认为对这个企业持续的高效益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

1985年前后,浙江曾评选过万人称赞的厂长,步鑫生、冯根生、鲁冠球均在名单之列。十年后,当问起三人的区别时,冯根生这么说。

原青春宝集团董事长 冯根生(1934-2017):

步鑫生是集体所有制,我是国营机制,鲁冠球是乡镇企业,三个不同的机制产生了不同的代表。我认为十年以后的今天,三个人都在发展,说明我们第一批出来的企业当中的改革人员现在没有思想上退化,而且我们没有在改革中退步,还在不断地创造新的思路,去创造我们企业的未来。

从砸“三铁”,到改股份,再到改革经营管理体制,浙江企业改革每一次都走在全国前列,每一次改革背后都站着一位传奇浙商。

许多年后,一位老人这样描述当年的抉择时刻。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 宗庆后:

你能理解一位42岁的中年人,面临着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创业机会的心情吗?

1987年,42岁的宗庆后借了14万元,承包连年亏损的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蹬着三轮卖冰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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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宗庆后创建了娃哈哈。

再两年后,仅有140名员工的娃哈哈兼并了拥有2200多名员工的杭州罐头食品厂。3个月后,宗庆后就把这个负债4000多万元的国营老厂扭亏为盈。

时势造英雄,英雄不问出处。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中,市场经济的大潮里,机遇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宗庆后人到中年,勇攀事业高峰;

大字不识的湖州农民潘阿祥手绘通讯录,纵横商海;

土裁缝李如成给自己的西装厂起了一个洋气的名字:雅戈尔(Younger);

修鞋匠南存辉把一个小镇里的开关厂,办成了中外合资企业;

青年教师马云扔掉“铁饭碗”端起“泥饭碗”,创办了一家小小翻译社。

时代成就了创业者,创业者也书写了时代。

浙江,这个资源匮乏的小省,在创业者的双手中变成了商机遍地的市场大省。

在省内,每一种产业、每一个市场背后,都在刻画浙江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在省外,一群群浙江人走遍全国,开枝散叶。

浙江模式、浙江经验、浙江现象,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

【口述】

原西湖藤器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郑胜宁:

西湖藤器是浙江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于1980年7月8日。合资后,公司实现了两头向外:一是原料进口;二是产品出口。西湖藤器第一年出口额就达到了三百万港币。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说:宁波有两个优势,一是宁波港,二是宁波帮。

宁波商人遍布世界各地,改革开放之初,他们纷纷捐资捐物,反哺家乡建设家乡。

宁波帮,帮宁波。

邵逸夫、包玉刚、王宽诚、陈廷骅、李达三……宁波帮为宁波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而宁波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迎来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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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岁的崔友林,当了一辈子码头工人。

1979年9月26日下午,一艘满载化肥的日本货船缓缓停靠码头。

这是宁波港开放后入港的第一艘外轮,崔友林和工友们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

宁波舟山港退休职工 崔友林:

那时候心情很紧张的,船靠好以后,我们就通过边防登轮证,再通过边防人员,一个一个排队下去的。

宁波港的启用,既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浙江自己的需要。宁波港港阔水深,风平浪静,是不可多得的天然良港。但在1978年前,它却只起到了一个内河港的作用,来往船只只能停靠在狭窄的三江口码头。

1978年2月和9月,浙江省先后两次打报告给国务院,要求开放宁波港。当年12月4日,获国务院批复同意。

浙江对外开放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风从东方来,伴随海风而来的,除了国外的货物,还有资本和技术。

这是杭州凯旋路。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里曾引领过一阵风潮。

浙江太古可口可乐(原杭州中萃公司)员工 顾燕萍:

我们原来的门是在这里的,后面这个就是厂房,前面这个是办公楼。那个时候我们生意非常好,盛况空前,很多大卡车一直从里面排队,一直排到马路上 ,那个时候马路比较小, 就是会造成堵车现象。

诞生于1989年10月8日的杭州中萃,是世界500强在杭州合作投资的第一家企业。当时只有25岁的顾燕萍第一次走进公司,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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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太古可口可乐(原杭州中萃公司)员工 顾燕萍:

我们一开始就是全部都是用电脑、复印机、传真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国营单位,都是没有看到过这些东西的,我们当时引进的设备就是德国生产的,自动化程度是非常高的。

中萃的诞生,结束了浙江人需要外汇券才能喝到可口可乐的历史。

继可口可乐之后,东芝、埃克森、西门子、菲亚特、达能等世界500强企业纷纷进入杭州,10年间,合同外资额超过千万美元的就有19家。

打开大门,风景就在门外。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 王一鸣:

这是我们开发区最早开发的区域,当初为什么选在这里呢?一个是朝东面就是大海,北仑港也不远,当时这里就是一片盐碱地,现在你看,经过开发以后,这里已经是工厂林立。

1984年5月,包括宁波和温州在内的全国第一批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10月,宁波经济开发区经批准成立,这是浙江第一个开发区。

王一鸣见证了开发区建设全过程。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 王一鸣:

(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这里设备安装的时候,就是一个螺丝钉坏了,我们都要跑到宁波去买。

开发区成立第二年,第一批企业入驻。王一鸣担任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中方总经理。

中方总经理该怎么当?毫无经验的王一鸣遇到了挑战。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 王一鸣:

因为我们原来从计划经济走过来的,一般来说干部都上级任命。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太习惯,建立董事会,在董事会领导下进行工作。

作为对外开放的排头兵、试验田,开发区在90年代迅猛发展。到1994年,浙江已有8个国家级开发区、50个省级开发区,分布全省各地。

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大,对外贸易也迎来了春天。

1988年,全省44家拥有自营出口权的公司,没有一家生产企业,也没有一家民营企业。

1996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实现“县县有外贸”,此时,政府开始鼓励民营企业“千军万马漂洋过海、千方百计扩大出口”。

1999年,绍兴做床垫的喜临门成为浙江第一家获得进出口经营权的民营企业。

1999年6月8日,第一届浙洽会在宁波举行,大批外商纷至沓来。

当年,浙江进出口总额达183亿美元,其中出口128亿美元,居全国第四。

那些年,高校涉外专业火爆,但凡和国际两字沾边的,录取分数都特别高。

社会变迁往往藏于当下,却在未来成为追忆。

牛仔裤、卡拉OK、超短裙、大哥大、BP机、红色夏利出租车,在街头构成一道道风景。

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录音机,新四大件走进千家万户。

港台歌曲、西北风、摇滚乐、校园民谣,你方唱罢我登场……

长达近40 年的“票证经济”落幕, 短缺经济成为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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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物质越来越丰富、市场越来越繁荣、中国人越来越精神的时代,忽如一夜春风来。

浙江,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以前所未有的信心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在温州,“机电大王”郑元忠成立庄吉集团,建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西服生产线。

“鞋王”郑秀康正谋划在巴黎开设首家专卖店,挺进国际市场。

奥康老总王振滔跑到杭州放了第二把火,烧了假冒的奥康鞋,一雪12年前武林广场那把“耻辱之火”。

在义乌,34岁的“吸管大王”楼仲平刚刚完成浙大分校三年的进修。面对从天而降的互联网,他在思考如何借力网络把世界“吸”进来。

在台州,摩托车生意红火的李书福正在为自己的汽车梦四处奔波。

在杭州,万向集团正酝酿收购美国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为中国民营企业收购海外公司做第一次尝试。

而此时,在杭州湖畔花园风荷苑16幢1单元202,马云对他的“十八罗汉”说,我们要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然后说,现在你们每人留一点吃饭的钱,把剩下的钱全部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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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时代面前,每个人都是一个个清晰的标点。

岁月无声。波澜壮阔的40年里,唯有弄潮儿才能向涛头立!

千禧年的钟声已经敲响,21世纪的第一缕曙光洒向江河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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