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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李党争:祸及唐朝半个世纪的政治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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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历任大唐天子在平藩事务上的得失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身边的宰相,或者说取决于他们起用了什么人当宰相。

比如德宗年间之所以爆发 “建中之乱”,奸相卢杞在其中就起了很大作用;而宪宗皇帝之所以能收获元和中兴的果实,除了他自身的决心和能力之外,应该说当时的几位宰相都是功不可没的。

诸如李绛、裴度、武元衡等,都是满腹韬略、深谋远虑的人物。

对此,终日手不释卷、熟悉本朝历史的文宗李昂当然不会不知道。

可眼下,文宗却发现自己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宰相。

韦处厚去世后,翰林学士路隋入相,可上位后碌碌无为,不像是能力挽狂澜的角色。

如今,朝堂上硕果仅存的,就只有那个从德宗时代起便已入仕的六朝元老裴度了。

但是,此时的裴度已经六十七岁,年近古稀,纵然他内心仍保有壮士暮年、雄心未已的报国热情,可毕竟年纪不饶人。

这几年来,裴度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脑力和精力都已严重衰退、今非昔比了。

在此情况下,文宗和裴度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此时的朝廷必须赶紧起用几个年富力强的宰相,否则就算不耽误政事,也会让藩镇耻笑中央无人。

太和三年八月,裴度向文宗推荐了一个人。

此人时任浙西观察使。

文宗仔细了解了他的背景和资历后,也觉得挺满意,随即召他回朝就任兵部侍郎,准备择日拜相。

此时的文宗和裴度当然不会料到,本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政治风暴,就将由这个人引发,并最终席卷整个帝国政坛。

他,就是 “牛李党争”的主角之一——李德裕。

牛李党争:祸及唐朝半个世纪的政治风暴

李德裕像

李德裕,字文饶,出身于名门望族赵郡李氏。 他的父亲,就是宪宗朝的宰相李吉甫。也许是由于出身显赫,所以李德裕从小就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非常看不起那些热衷于科举的士子,甚至对科举取士的制度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

因此,从小到大,李德裕都没有参加科考。尽管他读书很用功,学业也很好,却连乡试都没参加过,颇有些恃才傲物、特立独行的做派,其情形就跟今天的某些年轻人一样,对应试教育颇有微词,对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制度尤为不屑,所以死也不参加。

不过,一个人试图挑战既定的社会规范,肯定要具备某种傲人的资本,否则不要说什么出人头地,能不能养活自己都是个问题。

当然,李德裕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是官二代。

在唐朝,官二代不参加高考,大家都是很能理解的。

因为唐朝的入仕之途有两条,一为科举,一为门荫。所谓 “门荫”,说白了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老爸拥有高官显爵,儿子自然就有官做。

这是受当时法律保护的,不用像我们今天玩什么权力寻租的潜规则。

既然如此,身为当朝宰相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自然有资格对高考说不。

元和初年,李德裕在地方上当了几年低级官员,大约于元和十一年入朝,历任大理评事、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职。

穆宗初年,李德裕升任翰林学士,不久又兼任中书舍人。当时的禁中书诏多出自他的手笔,故与同任翰林的元稹、李绅并称一时才俊。

一开始,李德裕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凭着父亲早年的威望,加上自己的才学,年纪轻轻的李德裕就混得如鱼得水,距离父亲当年坐过的那个位子,似乎也并不遥远。

然而,到了长庆二年,随着李逢吉的复相,李德裕的仕途顺风船就触礁搁浅了。

早在元和年间,李逢吉与李吉甫的政见就多有抵牾。后来,李吉甫在宪宗支持下,把李逢吉贬出了朝廷,二人由此结下梁子。

现在,李逢吉又回来了,当然要拿仇人的儿子开刀。李德裕旋即被逐出翰林院,先是调任御史中丞,后又贬为浙西观察使,从此远离政治中枢。

在浙西观察使任上,李德裕一待就是七八年,始终未获升迁。

回想早年的春风得意,李德裕觉得当下的处境无异于坐牢。这些年来,李德裕几乎日夜都在引颈西望,无时不在等待那道宣他回朝的诏书。

而今,他终于熬到头了。

一接到诏书,如逢大赦的李德裕立刻踏上了回京之路。

离开浙西的那一天,尽管时节已近暮秋,可李德裕还是有一种冰雪消融、如沐春风的感觉。

因为,凭着多年从政的经验,他已经从朝廷的诏书中读出了一丝特殊的意味。

准确地说,那是文宗将对他委以重任的暗示和期许。

李德裕相信,七年前与他擦肩而过的宰相之位,这一次肯定是非他莫属了。

然而,李德裕万万没想到,就在他披星戴月、马不停蹄地赶往长安的时候,有个人已经抢在他前面,一举扼杀了他入阁拜相的可能性。

这个人,就是 “牛李党争”的另一个主角——李宗闵。

牛李党争:祸及唐朝半个世纪的政治风暴

李宗闵像

说起李宗闵,就必然要提到他的一位亲密战友,也就是 “牛李党争”的第三位主角——牛僧孺。

当时,朝野上下无人不知,李宗闵和牛僧孺是李吉甫父子在政坛上的宿敌。

要说清他们之间的宿怨,还要从二十一年前讲起。

李宗闵和牛僧孺是一对典型的难兄难弟,两人于贞元末年同登进士榜。

及第后,李宗闵授华州参军,牛僧孺授伊阙县尉。宪宗元和三年春,朝廷举行

“贤良方正”制举考试,李宗闵和牛僧孺又同时入京赴考。而他们与李吉甫父子的宿怨,就缘于这次考试。

当时,李、牛二人年轻气盛,为了引起主考官和天子的重视,就在策试中放言抨击时弊,指陈朝政缺失。

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非常欣赏,便把他们列为甲等。宪宗皇帝看过试卷后,也甚为嘉许。

然而,李宗闵和牛僧孺等人的大胆言论却把当朝宰相李吉甫往死里得罪了。

在李吉甫看来,这几个考生抨击朝政就等于是在抨击他这个当朝宰辅,而天子和主考官对他们的录用和赏识,也无异于是在扇他李某人的耳光,这口气要是吞下去,日后他李吉甫如何号令百官?

如何在朝堂上立足?

李吉甫愤然而起,立刻去找宪宗告状。

当然,他不会说这些人得罪了他,而是声称本次策试的复试主考官之一、翰林学士王涯是某位考生的亲舅舅,可王涯不但不避嫌,还录取了他的外甥,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本次科考有暗箱操作、任人唯亲的嫌疑。

宪宗虽然多少能猜出几分李吉甫的真实用心,可他刚登基不久,事事需要倚重宰相,自然不愿为此跟宰相把关系搞僵。

无奈之下,宪宗只好把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王涯等人全部贬谪。而李宗闵、牛僧孺等人也从此上了朝廷的黑名单,长期不得升迁。

因言获罪的李宗闵和牛僧孺虽然满腔怨愤,却无计可施,最后只能自谋出路,在各地藩镇漂流辗转,当了好几年的低级幕僚。

元和七年,李吉甫病殁,李宗闵和牛僧孺头上的紧箍咒总算是解开了,遂双双入朝担任监察御史,不久又同迁礼部员外郎。

元和十二年,李宗闵被裴度举荐,随他出征淮西;平定淮西后,因功擢任驾部郎中,并以本官兼知制诰(所谓 “知制诰”,即参与禁中诏敕的策划和草拟,虽官秩不高,但位居要津,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天子决策);穆宗即位后,又升任中书舍人。

与此同时,牛僧孺的仕途也是扶摇直上,历任库部郎中兼知制诰、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等职。

眼看李宗闵和牛僧孺这几年不但咸鱼翻身,而且一路平步青云,大有入相之势,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坐立难安,随即利用为天子侍讲的有利身份,不断对穆宗施加影响。

长庆元年,李德裕终于抓住李宗闵的一个把柄,再度把他逐出朝廷,贬为剑州(今四川剑阁县)刺史。

李德裕如此不忘旧怨,挟私报复,顿时激起了李宗闵对他更为强烈的仇恨。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牛李党争:祸及唐朝半个世纪的政治风暴

牛僧儒像

被远谪巴蜀的李宗闵每天面朝长安,心里反复念叨的只有这句话。

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

而到了那一天,他必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有道是风水轮流转。几年后,形势果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死对头李德裕被宰相李逢吉贬到了浙西;另一方面,亲密战友牛僧孺又因李逢吉引荐而拜相。

李宗闵就此时来运转,于穆宗末年回朝复任中书舍人;敬宗年间,升任礼部侍郎,后迁兵部侍郎;文宗即位后,又调任吏部侍郎。

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到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与李宗闵、牛僧孺就这样你来我往、乐此不疲地斗争着。

在这漫长的二十一年里,他们之间的仇恨非但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逐渐淡化,反而由于无休止的冤冤相报而愈演愈烈。

对他们来说,朝廷授予的官职和权力与其说是供他们报效国家、造福社稷所用的,还不如说是供他们发泄私怨、打击对手的工具。

假如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这种斗争的无聊和无益,从而多一丝宽容、少一分狭隘的话,那么这场绵延半个世纪、波及整个政坛的

“牛李党争”,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的是,不管是李德裕,还是李宗闵和牛僧孺,都没有人愿意放弃仇恨。

所以,随着他们三人地位和权力的提升,这场原本纯属私人恩怨的斗争,也就注定要发展成具有党派性质的大规模的 “政治械斗”。

而太和三年秋天,就成了这场 “牛李党争”从暗流涌动发展到公开对决、从个人斗争发展到党派斗争的重要节点。

听到李德裕即将回朝,并且很可能入相的消息后,李宗闵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李宗闵很清楚,无论他们中的哪一个先行入相,对方势必会在第一时间被贬出朝廷。

所以,他必须和时间赛跑,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李德裕之前入相。

论资历,他和李德裕旗鼓相当,可要论人脉,他显然比李德裕深厚得多。

因为李德裕这些年远在浙西,而李宗闵身为朝廷的吏部侍郎,无疑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接下来的日子,李宗闵开始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关系层层转托,终于攀上了时任右枢密使的宦官杨承和。

众所周知,早在敬宗年间,这个杨承和就是

“四贵”之一,与王守澄等人都是拥立文宗的功臣,由他出面力挺,李宗闵觉得自己胜算可以说是很大的。

虽然,依附宦官这种事历来为天下士人所不齿,也是李宗闵自己在二十一年前极力抨击的时弊之一,但是,此刻的李宗闵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为了报仇雪恨,为了扳倒李德裕,如今的李宗闵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干的,更没有什么原则是不能放弃的。

在权宦杨承和的干预下,后来发生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太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吏部侍郎李宗闵入相。

九月十五日,刚刚回到长安、才当了几天兵部侍郎的李德裕就被罢去朝职,外放为义成节度使。

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正月十六日,因李宗闵举荐,武昌节度使牛僧孺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与李宗闵同朝为相,共执朝柄。

当年被李氏父子极力打压的这对难兄难弟,如今终于翻身做主,成了满朝文武马首是瞻的宰辅重臣。

随后,李、牛二人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联手实施政治清洗——一批被视为 “李党”(李德裕之党)的朝臣纷纷落马,就连德高望重的六朝元老裴度也未能幸免。

尽管裴度在元和末年对李宗闵有过知遇之恩,可举荐李德裕入相这件事,却让李宗闵始终耿耿于怀。

仅凭这一点,他就有理由把裴度划归李党。太和四年九月,李宗闵便借故将裴度逐出了朝廷,外放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李党遭到清洗的同时,另一批朝臣纷纷投奔到李宗闵和牛僧孺麾下,趁此机会攫取权力、排斥异己。

为了区别于 “李党”,历史上就把这一强势崛起的阵营称为 “牛党”(牛僧孺、李宗闵之党)。

一时间,“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牛、李权赫于天下。”(《旧唐书·李宗闵传》)

没有人会料到,元和三年的那个春天,李宗闵和牛僧孺这两只官场小蝴蝶无意间扇动了一下翅膀,竟然会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掀起一场席卷整个帝国政坛的政治风暴。

牛李党争:祸及唐朝半个世纪的政治风暴

从宪宗时代起,历穆、敬、文、武、宣,前后六朝,帝国大部分高层官员相继卷入这场规模空前的党派斗争。

牛、李党人均以正人君子自居,矢口否认自己结党,而极力抨击对方都是结党营私的卑鄙小人。

只要其中一党的成员夺取了宰相之位,立马便会擢升本党成员占据重要职位,对另一党展开无情的报复和清洗。

而一旦时移势易,另一党便会卷土重来,对掌权的这一党实施反攻倒算……

在中晚唐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牛、李二党就这样你方唱罢我登场,频频上演这一出既刺激又无聊、既新鲜又雷同的历史大戏。

直至牛、李二党的党魁去世之后,他们的徒子徒孙依然相互攻讦,倾轧不止。

在这场大规模的政治械斗中,国家安危、天下兴亡、百姓祸福、朝政得失,全都被牛、李党人弃之不顾,唯有赤裸裸的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最高原则。

为了抢班夺权、打击对手,这些熟读圣贤书的士大夫甚至不惜出卖人格,投靠宦官,致使阉宦集团的势力更加强大,气焰更为嚣张。

如此恶劣的党派斗争,对于早已忧患重重的李唐王朝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

内有宦官擅权,外有藩镇跋扈,中间又夹着一个朋党之争。它们就像三具重轭,沉沉压在大唐第十四位天子李昂的肩头。年轻的文宗李昂就这样在历史的重负下踉跄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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