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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下令,太学体一概不让中举—说说北宋古文运动反对的太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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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佑二年(1057)的贡举注定不凡。

这一年文曲星特别眷顾北宋,科考中文星璀璨。一方面,考官大多是仁宗这一朝的文学名家,另一方面,参加考试的举子日后大多成为北宋中后期文学、理学、政治等各方面精英。

然而,使这一年的贡举最为不同寻常的,是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科考大事,以致放榜后举子们群嘲聚骂,喧闹不休,纷纷围殴主考官欧阳修,还往他家里塞《祭欧阳修文》咒他早死。

是什么让欧阳修如此得罪士子们?

原来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为了痛改当时的文风,下令凡是写作“太学体”者,一概不录。他拿着大红笔把所有“太学体”文章从头叉到尾,甚至还残酷淘汰了被誉为“累为国学第一”、仁宗朝“赋律集大成者”的刘几,有些夸张地斥责他“文理纰缪”。

为什么欧阳修要对“太学体”痛下杀手,被厌恶的“太学体”又是什么样呢?

欧阳修下令,太学体一概不让中举—说说北宋古文运动反对的太学体

“太学体”及其特点

“太学体”是从庆历四年(1044)创建太学后,到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这十几年间流行于太学的一种文体。

这种文体最大的特点就是内容迂阔矫激,文辞僻涩怪诞。也就是说,话不能好好说,那样显得太普通、没水平,必须求险求怪 、求新求奇。

比如“祖父”,就要说“吾父之王父 ”,务必追求特别,显得有学问。

“太学体”文章几乎没有流传下来的,只有些“奇涩怪诞”的只言片语,可以从中看出些端倪。

比如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中有“狼子豹孙,林林逐逐”“周公伻图,禹操畚鍤,傅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之词,刘几有“主上收精藏于冕旒之下”。读起来没确实那么平实易懂,有险怪的特征。

两年后,大臣张方平在上疏中指出了当时流行的“太学体”的三大弊端,一是内容上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追求新奇、与众不同,不管是用典、写物都力求生僻,发议论也是追求奇异;二是语言“僻涩””怪诞“,能明白的事也要用让人听不懂的语言说;三是答卷不守规矩,字数远超要求的限制,觉得写的越多越厉害。

“太学体”正是有以上这些问题,欧公才极力反对这种不良之风,奠定了北宋古文平易流利的基本风格,为北宋古文运动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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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这种不良文风的原因是什么?

  • 首先,“太学体”是国子监教师复古过当的结果。

宋初的京师国子监既是管理国家教育的机构,也兴办教育招收“监生”。太学建立后,派国子监讲师前去授课。

当时的诗坛流行“整饰典丽”的“西昆体”,文风也随之变得华美、浮浅,极其注重雕琢、讲究声律韵句,内容上关有风花雪月、风雷花木,有种过分追求形式美的流弊。

有“宋初三先生”之称的国子监直讲石介、孙复、胡瑗力排西昆体,他们主张“复古道”,注重义理,提倡“先经术而后华藻”,以“古道”、“诗颂圣德”来代替西昆体中衰弱的风云草木。

在他们的教学训育下,诸生逐渐追求复古、矫枉过正,形成了“太学体”的文风。

其中缔造者之一的石介,行为举止很怪异,被形容是“好异以取高”、"自异以惊世”,他在教学中也常常将狂怪之徒树立为学习的楷模,学生也只能纷纷效仿此种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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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次,士子仿作“太学体”试图走国子监捷径。

”太学体”最初流行于国子监。

国子监考生在科举中能享受许多特权。比如国子监生员在贡举中单设考场,由单独老师评卷,不占统考名额而是单独确定录取名额,并且录取比例极高,一般为1/5-1/4。

因此各地举子都想走国子监的捷径,纷纷模仿“太学体”文章来冒充国子监举子,由此造此了这种不良文风在科场的蔓延。

  • 第三,“太学体”与“庆历新政”下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主持发起了庆历新政,改贡举、兴学校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范仲淹也同时发起了庆历兴学,学校教育的地位日益提升,太学不断发展壮大,读书之风也日益昌盛。

此时太学重视儒道,追求发扬儒道精神,而过度重视就走向了有些过激的、意气用事的“好议论”之风。

欧阳修曾反对过这种空发议论的太学风气,曾说“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反对高谈阔论,言论“矫激”地妄议朝廷大事。

因此,这种险怪迂阔的“太学体”文风也烙上了庆历时代的色彩,是庆历年间社会文化封培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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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四,“太学体”是北宋理学思想发展的必然阶段。

从思想史的领域而言,“太学体”这种奇怪文风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也是“奇特之士”所写出的。

石介、胡瑗、孙复被又称为理学三先生,在理学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太学生程颐的理学思想更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嘉佑年间这种“奇特之士”的崛起,是北宋思想文化向“性命之理”的深处挺进时必然经历的阶段。

“太学体”的消亡及评价

在欧阳修的打压下,“太学体”如昙花一现,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在欧阳修及其提拔的苏轼苏辙等人的推动下,平易务实、自然流畅的文风很快流行于天下,推进了古文运动的成功,引领了北宋的文学人才辈,这是欧阳修的莫大功绩。

顺便说一句,那个被欧阳修盯上并残忍刷掉的刘几,两年后摒弃了“太学体”,重新以新名字“刘辉”应考,并在欧阳修主持殿试的情况下中了状元,后来还作出《尧舜性之赋》这篇宋代的名文。

而曾与刘几同时被欧公以“太学体”修黜落的另一位著名人物,就是未来真正的道学家、杰出的思想家,时年25岁的太学生程颐。然而,与改头换面的刘几不同,两年后他还要继续遭受科考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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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像

在文学史的视野里,嘉佑二年欧公打压“太学体”、通过科举改革文风的举措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他在反对当时流行的“西昆体”骈文后,又反对了险怪的不良文风,从而为北宋古文平易流利的基本风格奠定了基础。

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太学体”视为一种文病,将其定义为一种流行于学校与科场的应试文风,认为它是“宋赋体发展过程中昙花一现的少年玩意”。

学者也挖掘出这种文风“险怪”的背后的积极因素,那就是当时的太学里确实涌动着一股思潮,它追求思想的深度,比范仲淹、欧阳修那一代人所理解的儒学更为深刻,思考着比欧公学说远为深入的问题。

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太学少年生的怪险之语也正是思想深度的体现。

宋兴百年,文章始盛于天下。

经过北宋古文家长期的努力,一种既内容充实,又风格平实的散文终于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中成为主流,这种散文所表达的内容更加宽广,抒写方式更加自由,可以抒情,可以议论,可以叙事,可长可短,此后六七百年的散文发展均受其影响,这是北宋古文运动留给我国散文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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