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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清亲王开办的同文馆里,最有钱的居然是个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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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如山是中国受过完整、系统旧式教育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他在回忆录里提到1894—1900年之间,在北京同文馆上学的经历。他还提到,在他上学的那几年里,同文馆那个叫于八的厨子富到不能再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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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文馆是培养翻译人才的地方,设立于1862年,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辖。官家食堂,伙食应该是不错的。但细心的齐如山算了笔帐。

同文馆的学生每人每餐伙食费一两银子,定的极高。食堂是桌餐,每桌六人,就是六两银子,按照市价,足够这六个人拿大碗饕餮参鲍翅了,可桌上明明只有寻常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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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个菜可花不了六两银子,往天上算,不过二两。剩下的四两哪里去了?揣进厨子于八的腰包了。于八这样“节约”开支,虚报就餐人数,顺手再拔一拔供应商的雁毛,一天能入手二百两银子,足足四个大元宝。

齐如山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原来厨子是这样有钱的,真是不容小觑。这类人物还有不少,共同的特点是地位不高,但位置还挺重要,吃拿卡要,从莲花落用的牛骨上都能刮下二两牛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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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于八,这类人物至少还包括部院衙门里承担书写文稿等事的吏人,统称为“经承”。他们是吏不是官,即便见到都纲、巡检这类小官,也必须垂手站立,摆出一副讨好的面容来。但论能耐,他们可不小,具体的事物往往是他们经办的,也只能由他们办。

比如书办,是熟谙《大清律》的一类人,善于找条目、作解释,一支笔秉不正,可能就是一条人命。因为他们的上级往往看不破他们笔下的猫腻,他们那酒色迷了的眼,怎能看破熟稔实务之人的手段。如果有人找上门来,非有要紧的事,要使孔方兄出面说和,这钱该送给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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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炉房,就是铸造银锭的官炉房中的伙计。这类人也没什么本事,就是天天跟银锭打交道,对火耗之事了如指掌。各地交往户部的公帑解上京来,先要给炉房验定成色,化开另铸。成色不足的,就得由地方的解运官补齐。这可不太容易,谁也不可能随身带着大笔银子,若当地钱庄业还不发达,连银票也拿不出,误了交银的日子口,就是丢官革职的大事儿。

谁愿意和自己的顶戴做游戏呢?所以就得想方设法让炉房别找成色的茬,怎么办?要么公帑变私帑,分一部分给炉房和银库管事儿的,大家把账面抹平,吃亏的只是公家,要么随身就预备一份厚礼,这多懂事儿。一个胆大的炉房和一个懂事儿的解运官,就足够把不合规矩本身变成规矩,还让别人想来觉得理所应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做炉房的不拿银子,那指什么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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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八这样的伙房,经承中这样的书承、炉房,乃至各个地方衙门的师爷和皂役,构成了庞大系统的最底层。他们就像土壤中的微生物,运用得当,可以滋养出一棵参天大树,用得不好,那就是致病的病原菌,地表生机盎然,地下危机四伏。历史上似乎只要是牵涉这大多数,就没有运用得好的时候,奇怪不奇怪。

梁启超看到了这个现象,觉得这么庞大的体系居然日渐崩坏,吏权侵夺官权是重要原因。他在早期的《变法通议》里写道:“以故一切公事,受成于胥吏之手,六部书办,督抚幕客,州县房科,上下其手,持其短长,官无如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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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法显得官很无辜,好像他就是庭堂上的不倒翁,胥吏们忙前忙后,临了拨拉他一下,他头一歪,像点头同意似的,胥吏们就去办。除此之外这官好像就没了作用。大家看,文人说话就是这样含蓄,轻描淡写地一个论断写下来,就把老爷们全都摘出去了,还都显得很萌。

官好吗?来看看作为候补的“先生”们。于八这样的下人,即便有了每天二百两银子的进项,看见同文馆的学生们,也得起立弓起腰叫先生。这些先生们是未来的翻译人才,沟通中外的桥梁,当然格外受到重视,其中有一些本来就有科名在身。齐如山是世家子弟,费了一番努力,经人推荐进了同文馆,同窗们的身份也都不低,至少奔竞夤缘也能如愿。之所以如此看重同文馆,当然不光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也为了银子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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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齐如山的回忆,同文馆的学生一进馆就有每月三两“膏火银”,这时当时官学的惯例。过个一年半载,如果学业有所长进,银子可以加到六两。齐如山进馆两三年后,每个月能拿到十二两,当然不能算少,请翰林来做家教才每月八两,齐如山们拿着十二两的“膏火银”,享受着每顿饭一两银子的补助,可真的太舒服了。

也可能是舒服过头了,同文馆的学生能提起来的不多。据说有学生学俄文十三年,才终于背下了字母表。还有的学生除了每月发放“膏火银”的日子在馆里露个面,其余时间不是泡在八大胡同的堂子里,就是福寿堂、正兴楼,过神仙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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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日子如此舒服了,他们中的很多还是不满意,因为有人比他们拿银子还多,占的便宜还大——于八。每月十二两和每天四个大元宝,这种对比当然不能让身份尊贵的“先生”们满意。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占便宜,每天从饭堂顺走几个鸡蛋、一瓶白糖,都是小事,饭堂的于八们也总有办法对付,但先生们使泼耍赖,就不太容易对付了。

有人逛完窑子,大半夜叫开饭,不开饭就大吵大嚷。有人坚决抵制集中在饭堂就餐,勉强去了,也要想出法子来捣乱。吃火锅,先把汤水喝干,任凭炭火腾着锅底,一顿饭下来,饭堂损失三十多只大铜锅。需要添饭,就远远把碗往厨子身上扔,接不到摔地下,活该。齐如山去吃饭,看见这满地的瓷片,对他的同窗几多鄙夷,下笔绝无温言。虽然他也参与了对于八们贪渎的集体想象,虽然他们对于八们的恶意揣测也并非完全不符合事实,但他们的选择不是据理力争、犯颜直谏,而是秉持着自己吃亏了的心态,誓要让于八们也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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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如果于八们愿意把每天的二百两拿出来,跟这些学生们分润一二呢?那想必伙食只有阳春面、豆汁儿饭,他们也不会有意见的吧。过去常有学者说中国农民是不患寡、患不均,这评语在农民身上是用窄了,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谁不是呢?

于八们的存在,是历史的一道风景线。梁启超怪他们扰乱了正常秩序,吏权侵夺了官权,导致百事皆废,这可太冤枉他们了。权在手谁里?若非实在无能而不知学,轻实务而重钻营,谁会悄悄地放权给胥吏呢?若非虽无官职名分,却担了莫大的责任,手里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在灰色地点游走的权力,谁能这么轻易地拿走每天四个大元宝,吃了这家吃那家呢?结果是大家都觉得自己吃亏了,他吃我也吃,大家不吃亏。在这场蠹妖竞食的闹剧中,就没有吃亏的吗?当然有,谁吃亏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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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至少说对了一件事,士、农、工、商、兵分属五类,但根本在士,这里的士应当是求学上进,追求卓越的专业人士。农、工、商、兵也都应该有些士的精神,不然农业、工业、商业、兵业无一能兴。可惜长期以来,不讲这个,不仅农、工、商、兵,连士本身也并不如何士,“聚千百帖栝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瞢然未有所闻”,专业一点不懂,视野一点没有,实务一窍不通,只剩下厚黑学、潜规则、钻营术,不拿来做于八,能拿来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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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现如今各行各业精英辈出,在其位谋其政,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砥砺奋进,于八们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就算是普通人,也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祖国的各项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我们要坚信,未来是闯出来的,希望是干出来的,事业是做出来的,只要努力,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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