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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题壁》
清 . 谭嗣同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狱中题壁》是近代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谭嗣同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狱中所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这首诗格调悲壮激越，风格刚健道劲。
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农历的戊戌年，是年六月，光绪皇帝实行变法，八月，谭嗣同奉诏进京，参预新政。九月中旬，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并开始大肆捕杀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避往海外。许多人劝谭尽快离开，但他却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来”，决心留下来营救光绪帝。几位日本友人力请他东渡日本，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乏，请自嗣同始。”9月21日，他与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杨锐、林旭等五人同时被捕。这首诗即是他在狱中所作。
作品鉴赏：
这首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止”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艺术特点：
其一：巧于用典，寄意深永。短短二十八字，连用两个典故，其学力之深富、史籍之纯熟，可见一斑。尤其是，这两个典故用于此情此景，确当精切，二箭而三雕：一是剖露了对出亡诸君的深心祈祷，传达了对身处逆境中的同道者的谆谆叮嘱；二是表明了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和殷切希望，相信变法者会有出头之日；三是直接影射着慈禧专权的畸形政治，暗含着对其残暴行径的愤慨与蔑视。
其二：气势宏大，笔走风雷。面对人头落地的血的现实，诗人没有颤栗，没有悲伤，有的只是人格上的凛然难犯，心灵上的无比坦然；于是，他从容不迫，昂首向天，临危不惧，纵声大笑。这笑，既是强者的笑、英雄的笑，也是冷峻的笑、轻蔑的笑，还是轻松的笑、快慰的笑；这笑。不仅内涵丰富，而且使一首主题沉重的“死亡之诗”顿时有了让人荡气回肠的生命活力，在艺术上堪称破“滞”妙笔。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
谭嗣同（1865年--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官江苏候补知府、军机章京。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积极参与新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与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等六人为清廷所杀，史称“戊戌六君子”。工于诗文，其诗情辞激越，笔力道劲，具有强烈爱国情怀。作有诗文等，后人编为《谭嗣同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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