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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盟会及国民党内部，宋教仁是最早反对党魁孙中山的一个人。但是，他既没有像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那样公开站出来进行挑战；也没有像张百祥、刘公、孙武、焦达峰等人那样，另行组织共进会自行其事；而是与谭人凤等人一起，局限在同盟会内部对孙中山实施架空虚置。等到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宋教仁一方面在国民党内部继续对理事长孙中山实施架空虚置；另一方面又打算在国民党占据较大优势的议会中，通过议会政党的责任内阁，对大总统袁世凯实施同样性质的架空虚置，以实现自己充当实权总理的政治理想。宋教仁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成功与失败，都根源于此。
宋教仁字得尊，号遁初，别号渔父，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化名宋錬。1882年生于湖南省桃源县。1899年，17岁的宋教仁进入桃源县漳江书院，在县教谕黄寿彝和书院山长瞿方梅等人影响下，开始关心天下大事，萌生反清思想。据漳江书院老同学朱玉回忆，“宋君独大言炎炎，好论列天下事，人以是谓之狂生”。从此宋教仁走向了革命的道路，跻身国民党最高层的几人之中。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收录有宋教仁落款时间为“二月一日夜”的《与国民党诸公书》，这封信中宋教仁表示，在国民党内部“商议一切”的合作对象，并不是客居上海的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而是刚刚由武汉前往上海的湖南同乡黄兴字克强。以阳奉阴违、架空虚置的方式撇开本党理事长孙中山，一方面与湖南同乡黄兴展开“商议一切”的党内合作；一方面与袁世凯当局展开宪政框架之内的同样要架空虚置的分权合作，是宋教仁当年既真实又明确的政治谋略。
宋教仁与党魁孙中山之间不愿合作却又不得不阳奉阴违、架空虚置地进行合作的内心分裂，可以一直追溯到1907年2月28日。他在当天日记中介绍说，黄兴因为不同意孙中山把陆皓东生前所设计的青天白日旗充当未来的新国旗，两人之间发生激烈冲突。这场冲突的更加内在的原因，其实是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在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跟踪宋教仁的秘密档案中，保存有宋教仁对于孙中山更加激烈也更加彻底的否定意见。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表示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的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
随后在评论《每日新闻》所刊登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根津一的东亚同文会演说时，宋教仁进一步表示，无论是孙中山的势力还是康有为的势力，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到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新人物出现，代表汉族抵制满族，这是必须的趋势”。
在1910年12月与日本朋友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宋教仁再一次表示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判断，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与他的前辈同乡谭人凤(石屏)联络陈其美(英士)、于右任、潘祖彝、杨谱笙等人，在上海成立不再承认孙中山为总理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并且致力于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各派力量的反复较量，宋教仁所预期的“代表汉族抵制满族”的“真正的大首领”，最终落实在北洋军阀袁世凯身上。而“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的“新人物”，也初步锁定在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自己身上。但是，由于同盟会中部总会并没有公开与同盟会东京本部，以及谭人凤所谓“以总理资格，放弃责任，而又不自请辞职”的孙中山划清界限；从而给没有为辛亥革命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孙中山，先以同盟会总理资格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接着又出任国民党理事长，留下了可趁之机。在这种情况下，一心想在全国大选之后，代表国民党出任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总理职位的宋教仁，便采取以阳奉阴违、架空虚置的方式撇开本党理事长孙中山，一方面与湖南同乡黄兴展开“商议一切”的党内合作；一方面与袁世凯当局展开在宪政框架之内架空虚置的分权合作的政治谋略。
（图注：宋教仁光绪三十年(1904)与华兴会部分成员合影。前排左一为黄兴、左三为胡瑛、左四为宋教仁）
到了1913年7月8日，以宋教仁之死为借口极力发动“二次革命”的陈其美，在与日本驻上海领事有吉明的秘密谈话中，同样否定了孙中山以及黄兴与辛亥革命之间的直接关系：“孙、黄二君多年流浪于外国，实际上见机不敏。观去年之革命，亦系按我等人之手所计划者，孙、黄不过中途返国而已。”
十年后的1923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的演说中，依然在强调自己当年不甘心被“宋教仁、黄兴等一般旧革命党人”阳奉阴违地架空虚置的难言隐痛：“国民党成立，本部设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长，我决意辞却。当时不独不愿意参加政党，且对于一切政治问题亦想暂时不过问。但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
自辛亥革命后一直追随在孙中山身边的戴季陶，在《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更是以背叛革命、背叛党魁之类的道德罪名，对宋教仁实施政治清算说：“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
（图注：孙中山入境美国之调查档案）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到处演讲自己理想中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的宋教仁，实际上是在从事着一生中的最后冲刺，等待他的是1913年3月20日沪宁火车站的一场血腥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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