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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十题
■程中原
编者按
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伟大壮举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中国军网微信这里有十道题想要考考你，我们在昨天已经发布了前五道题的答案，接下来的五道题，你可要看好了啊，昨天没有答上来的小伙伴今天继续努力哦！
第六题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的职务是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第七题
张闻天为什么能写出《遵义会议决议》？
第八题
长征途中党中央对张国焘团结、斗争的四个回合。
第九题
张闻天、毛泽东对长征意义的总结。
第十题
什么是长征精神？
呜呜……看了这五道题目，还是有我答不上来得……本宝宝表示很着急！
没关系，剩下这五道题的答案仍会在此奉上，不知道答案的小伙伴们可要记好啊。
程专家解答：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解决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博古是不是总书记？因为洛甫（即张闻天）接替的是博古的职务。如果博古担任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那么，接替他任职的张闻天理所当然地继续担任总书记。除非特别做出决定说不是总书记。
博古担任总书记的经过情况是这样的：1933年1月19日，博古到达瑞金。1月30日，即召集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与苏区中央局成员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他传达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说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在苏区中央政治局合并起来，选一位负责人。会上博古提任弼时，多数人推博古。于是博古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
张闻天在1943年12月16日写成的《反省笔记》中叙述此事经过如下：“博古到后曾召集了一个会议，到的有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陈云、洛甫、刘少奇）及中央苏区原有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博古做了简短的传达，……于是多数便推他为总书记。对总书记一职，博古非但未推辞，而且很高兴。……我当时想，原来我们在上海新中央成立时，曾经申明中央无总书记，一到中央苏区，他却弄起总书记来了。这当然使我不满意。”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手稿）
张闻天的《反省笔记》是可信的。当时写成后即送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看后到张闻天住的窑洞，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据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央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
博古担任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还有当年的一封公开信为证。1934年5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国少年先锋队总队长张爱萍、党代表周恩来发布了一份《为目前形势告全体队员书》，内中提到博古时所用的提法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博古同志”。这封公开信不只在中央苏区广为散发、张贴，还在1934年5月23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全文刊登。可见，博古中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公开的、众所周知的事实。
上述材料说明，博古到达中央苏区以后，确实通过中央会议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也就是说，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的职务确实是总书记，没有疑问。那么，遵义会议以后的任职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除了他的前任博古是总书记这一重要根据之外，还有什么根据呢？
可以提出以下九条——
1、张闻天的自述。
张闻天在1943年12月《反省笔记》中说：“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总书记”。
2、周恩来的讲话。
周恩来在1971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在扎西川滇贵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据《张闻天［图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61页。）
3、邓小平的悼词。
邓小平《在张闻天同志追悼会上致悼词》（1979年8月25日）说，1935年1月，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被推选为总书记。”
4、陈云的评述。
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中写道：“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表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第43页）陈云在1977年8月23日同遵义会议纪念馆负责人的谈话中说：“遵义会议后决定让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这是毛主席的策略。是否叫总书记我记不清。”（《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435页。）
5、彭德怀的评述。
彭德怀写的自传材料在讲到1935年8、9月间张国焘对张闻天的态度时说：“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有放在眼下。”（《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202页。
6、杨尚昆的评述。
杨尚昆1997年3月22日同刘英谈话，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百年潮》1998年第6期）
7、伍修权的评述。
伍修权在回忆长征和回忆张闻天的文章中说：“会后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书记职务……选举张闻天同志为总书记。”（《回忆与研究》，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尔后他又被选为中央总书记，取代博古主持了中央领导工作”。（同上，第560页）
8、黄克诚的评述。
黄克诚在一篇文章中说：“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三军团听毛主席亲自传达的……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解放军报》1981年4月10日）
9、刘英的介绍。
刘英在同何方、程中原谈党史时多次谈到并一再肯定，张闻天担任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她在一篇文章中说：“闻天同志在担任总书记期间，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深切怀念张闻天同志》《人民日报》1979年8月26日）
不赞成说张闻天担任的职务是总书记的理由有三条。这三条，貌似有理，实际是经不起推敲的。
否定的理由之一是，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以后不再设总书记。这是不错的。不仅陈云记得，洛甫、博古写的材料中都有记载。可是，实际上并没有严格遵守这个决定。上面已经说到，1933年1月，博古等到达中央瑞金后，在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和苏区中央局合并的会议上，又推选博古为总书记，事实上改变了不设总书记的决定。
否定的理由之二是，中共六大党章没有设总书记的规定。同事实对照，这一条是不足为据的。向忠发担任总书记，谁都承认，没有人否定。这个总书记不是在六大以后担任的吗？事实是，六大党章虽然没有设总书记的规定，但六届四中全会以后还是设了总书记。那时，党还在幼年时期，又在白色恐怖之下，离开党章办事的情况不是没有的。如几个人进常委，就没有经过中央全会。向忠发被捕投敌后，因为卢福坦想当总书记，又不合适，政治局确实议定不再设总书记。可是，情况发生了变化，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后，按照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在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的会议上，又推选博古担任总书记了。
否定的理由之三是，1938年4月12日至14日武汉《新华日报》刊登的《张闻天（洛甫）启事》。张闻天针对1938年3月26日广州《救亡日报》发表的该报记者的采访记《张闻天论当前抗日诸问题》中称他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特意声明：“中共中央设有由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联系历史情况仔细辨析，这条史料恰好说明中共中央在“设有由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之前是有总书记的。1937年12月中央进行改组以后才不设总书记。
在党中央负总责，说的是担负的职责或职能，在汉语中不成其为一种称谓。总书记的职称和负总责的职责是一致的。既然当时和后来，党内，包括像悼词，像《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这样庄重的中央正式文件上，都称张闻天为总书记，他实际也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而且做得很好，有什么理由不称他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呢？应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张闻天是名副其实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决议》是张闻天起草的。这个文献是以张闻天在会上作的“反报告”提纲为基础、依据会议讨论中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及其他同志的发言形成的意见写成的。这个文献系统总结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思想的第一次系统论述，是党和军队集体智慧的结晶。张闻天为什么能够在会后的行军途中写出这一光辉文献？从他在中央苏区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可以找到答案。仔细研究可以发现，《遵义会议决议》采用了张闻天自福建事变至长征前夕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的若干思想观点以至表述这些思想观点的语言。
内容同《遵义会议决议》直接有关的文章至少有以下诸篇：
《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1933年11月21日）。此文写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政府、十九路军签订抗日反蒋协定的当天。它从反倾向斗争的高度，严肃地批评以博古为代表的关门主义的错误观点。张闻天估计到，在全国的民族危机面前，“个别的国民党军阀有接受我们宣言的可能”。我们应该“利用这种可能”，“在个别地方进行上层统一战线”。我们不怕同他们订立反日反蒋的作战的战斗协定。“我们的任务不是关起大门来表示自己无产阶级的纯洁，而是经过这种协定来更进一步的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他嘲笑否认一切这种妥协的可能的“左”倾幼稚病者把订立这种作战协定的谈判当做儿戏，指责他们“这除了表示出他们对于‘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一窍不通以外，没有别的”。
张闻天进而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与不平衡性这一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层次上，阐明应该怎样看待突围转移的战略决策。他自觉地运用这一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指出，那些机械论者，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与不平衡性，“或者是保卫苏区，在苏区内部同敌人拼命，直到一兵一卒，同苏区的每寸领土共存亡。或者是放弃苏区，放弃苏维埃的革命，而退却逃跑……个人的英雄主义拼命主义，或者失败主义，逃跑主义，是这些机械论者所找到的仅有的出路”。这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军事路线发展轨迹的第一次概括。
由此可见，在长征出发前，张闻天的思想已经同毛泽东的思想基本一致，上述一系列文章为他在遵义会议上做反报告和会后写成决议奠定的基础。
第一回合：战略方针与组织问题之争
遵义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赤化四川。会后即向土城方向行进，意在泸州、宜宾之间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不意遭到川军顽强抵抗，乃决定撤出战斗。随即二渡赤水，取得娄山关战斗大捷，再占遵义。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指挥下，经3月三渡、四渡赤水河，5月抢渡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5月12日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沿着通往西昌的大道继续北进。1935年5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决定放弃原定围攻西昌的计划，改为取道冕宁，过彝族区域，到安顺场渡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6月12日中午，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2师4团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先遣团第九军25师74团胜利会师。两个方面军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之后，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尖锐地摆到面前。
这时，蒋介石嫡系薛岳等部在后面追赶红军，已占领夹金山以南地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深知，南面有重兵把守，向南已不可能。敌人在东边已集结130个团，向东过岷江取成都也已不可能了。向西是茫茫草原，且为少数民族区域，条件更加恶劣。只有向北，北上川陕甘，那里人口稠密，经济较好，便于红军扩大、发展。因此，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是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占领川陕甘。而张国焘则提出：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是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北上，还是南下或西进？两种方针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通过电报往来，同张国焘磋商，耐心地交换意见，希望他改变主意。但张国焘完全不考虑中央意见，坚持他的西进或南下的方针。为解决意见分歧，统一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两河口开会，商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
张闻天于6月23日到达两河口，住在当地的一座关帝庙里，24日写就《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为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的战略方针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这是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明确批评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文献。
张国焘从茂县经汶川、理番到达两河口，已经是6月25日下午了。毛泽东、洛甫、周恩来、朱德等几十人走出远迎。当即在滂沱大雨中举行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气氛热烈、欢欣。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两河口一座喇嘛庙里召开，集中讨论当前战略方针。会议由总书记张闻天主持。总政委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阐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并提出为了实现这个方针，必须迅速打击松潘的胡宗南部，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
包括张国焘在内的与会者都赞成北上方针。两河口会议全体通过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战略方针，委托张闻天写一个决定。
张国焘虽然表面上赞成北上方针，同意打松潘，但实际上他还是惧怕敌人，想避敌主力，实行其南下川康或西移青新的退却方针。在两河口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后，张国焘向周恩来询问红一方面军的实力。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三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这时，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他自恃红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红一方面军只有一万多人，想以此为资本，用枪指挥党，取得对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
为争取、团结张国焘，两河口会议以后，毛、洛商量并经常委会决定，任命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的权欲并没有满足。6月29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强调攻打松潘的困难，并要一军团去阿坝，四方面军主力往西、往南。7月1日，张国焘又借口为了将主力迅速开到毛儿盖东北地带，消灭胡宗南部，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故意拖延四方面军主力北上的行动。接着，张国焘向李富春表示非常关心“统一组织问题”，提出“充实总司令部”等要求。
7月8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抓住《前进报》发表凯丰写的《列宁论联邦》批评张国焘在5月底宣布成立“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一事，大肆攻击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关系，进行反对党中央、破坏红军团结的派别活动。7月10日，张国焘急不可耐，又向中共中央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说穿了，就是要给他最高权力，给他的部属高级职位，由他掌握红军的指挥权。对于《松潘战役计划》，则极力延宕，不予执行。
中央为了团结张国焘，对他在“组织问题”上提的要求，还是委曲求全，尽量考虑。张闻天从团结北上的全局出发，主动表示自愿让出自己担任的党中央总书记职位。毛泽东不同意。经商量，周恩来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了他。
7月18日，在芦花（今四川省黑水县）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闻天首先提出关于人事安排的意见：“军委设总司令，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在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关于总政治部本是稼祥主任，因病实际是博古，现决定博古为主任。”
在讨论中，张国焘强调要提拔新干部，提出要向中央委员会增补成员。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张国焘只得暂时作罢。
张闻天最后作结论说，大家意见一致，很好。现在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打好松潘战役。并宣布决定：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和政委，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
芦花会议决定张国焘担任总政委以后，他才勉强执行军委为补救延误战机而发布的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率领四方面军北上向毛儿盖地区集中。可是，到了毛儿盖以后，张国焘又进行了一系列反对中央、破坏团结的活动。他还在中央的附近，做了一个严重的军事示威。同时，他全然不顾中央号召两军团结北上的政治任务，在整个四方面军中封锁中央的影响，做了一个反对中央、反对一方面军的动员，造成了四方面军对一方面军异常恶劣的关系。而这时敌方胡宗南部却已经利用张国焘延宕不进之机，集结了主力，在松潘附近地区构筑了堡垒线，红军攻打松潘的有利时机已经丧失。不仅如此，各路敌军经过调集、布防，形成了围困与消灭红军于岷山以西、懋功以北雪山草地之中的态势。红军处境异常困难。如不抵制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制止破坏团结、反对中央的行为，则将更为凶险。
为求得共同北上，促进张国焘转变与争取四方面军，毛泽东、张闻天等采取了特殊的、十分忍耐的方针。
8月上旬，张闻天在松潘县毛儿盖南面约20里的小村庄沙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和组织问题。会前，就这两项议程进行了比较充分的酝酿，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8月3日21时，张闻天电告张国焘：“请准于明日十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请通知傅钟、博古、邓发、凯丰、富春赶来到会。”
沙窝会议从8月4日开始至8月6日结束，共开了三天。8月9日，中央印发了沙窝会议通过的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肯定6月28日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向北进攻”的战略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这实际上是对会合以来战略方针问题的争论做了结论，肯定并坚持了中央的“北上”方针，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南下”方针。
沙窝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组织问题――“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预先经过磋商的名单，提升三个正式中央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三个候补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两位同志进政治局：陈昌浩为正式委员，周纯全为候补委员。
对这个名单，张国焘不满意，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
毛泽东回应他说：四方面军中有很多好的干部，现在我们提出这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张国焘又迂回曲折地从另一方面提出要求：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这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
毛泽东既肯定“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又一点不松口，说四方面军的好干部“将来很可以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
8月6日的会议主要在这个问题上争来争去。毛、洛等看透张国焘的用心，是企图形成多数来控制党中央（这当然只是张国焘的一厢情愿。事实上沙窝会议吸收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同志大多数是党的好干部而不是张国焘的人），所以在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上毛洛口径统一，维持原议。但为了从大局出发，尽一切可能同张国焘搞好团结，在组织问题上还是作了一些让步：决定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兼政委；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由陈昌浩任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张国焘又一次玩弄两面派伎俩。他在会上赞成《沙窝会议决议》，会后继续同中央北上计划对抗。他回到毛儿盖后即召开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再次提出，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的方针，而不执行经阿坝北进东出的计划。
为了克服张国焘的新的阻挠，中央决定加强中央常委会的领导作用和宣传工作，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毛儿盖的索花寺召开，集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会后，发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对1935年6月28日两河口会议《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作了补充。
张国焘没有出席毛儿盖会议。张闻天等通过各种方式将会议决定电告张国焘，明确要求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但张国焘仍然按兵不动，不执行从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到毛儿盖会议再三商讨确定的北上东出方针。这样一直拖延到8月30日，张国焘才命令左路军集结后向班佑前进。但是才走一天，8月31日，张国焘又犹豫动摇，却步不前。
第二回合：识破张国焘密电阴谋，中央红军单独北上
毛泽东、张闻天等到达班佑、巴西地区以后，右路军部队就停止前进，进行休整、整顿，等候张国焘率左路军到来。
张国焘对中央的劝告、命令一概置若罔闻。9月2日，他复电中央，借口左路军自阿坝出发在行军途中遇“噶曲河水涨，上下三十里均无徒涉点”为由，停止向右路军靠拢。9月3日，张国焘更变本加厉，不仅决定左路军退回阿坝，而且不顾朱德反对，竟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发电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9月5日，张国焘以朱（德）、张（国焘）名义正式发出退兵命令：“左路军先头兵团决定转移阿坝补粮改道灭敌”。
毛、洛、周等当然不同意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和行动，但是他们还是期望能够争取张国焘北上。毛、洛、周就怎样答复张国焘要求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红军下一步究竟应该怎样行动这些问题，同在右路军中的徐向前、陈昌浩等多次讨论。毛、洛、周仍然力图通过和缓的商讨劝说张国焘放弃南下主张而取北上方针。同时，让徐向前、陈昌浩向张国焘把问题讲透，便于张国焘转圜。9月8日上午，徐、陈联名给张国焘一份电报，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洛、周争取张国焘改弦易辙的良苦用心。
但是，张国焘一意孤行，竟致电前敌总指挥部，要求“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陈昌浩、徐向前商议后，即向中央报告。张闻天即于9月8日晚召集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等在周恩来住处开会，细致冷静地分析了南下、北上的利弊。经充分讨论，决定七人联名致电劝告张国焘执行北上方针。
对于毛、洛、周、博、王和徐、陈的透辟分析、热忱期待，张国焘全然不顾，一概不听。9月9日，他复电徐、陈并转周、张、博、毛、王，依然以种种困难为借口，反对北进，鼓吹其“乘势南下”的主张。中央即回电指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9月10日当天，毛、洛、周、博等到达阿西，立即以中央政治局名义致电陈昌浩等下达指令，指出：张国焘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为不失时机地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并郑重声明：“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并通知他们，“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同时，张闻天等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申明：“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
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回顾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同张国焘就战略方针进行争论的过程。毛泽东报告以后，彭德怀作了改变军队编制等问题的报告。张闻天在充分开展讨论后作总结性发言，对毛泽东的报告作了补充和发挥。
关于同张国焘斗争的性质，张闻天明确指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张国焘主义。”对于张国焘错误发展的前途，张闻天同意毛泽东所作“反对中央，叛变革命”的估计，并且具体指出：“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不幸而被言中，后来张国焘果然另立中央，最终叛变而去。
俄界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当时因为时间紧迫，会议原则通过。到达哈达铺以后，在9月20日举行的常委会上，决定：“关于国焘问题的决议的起草，由洛甫负责。”这个决定由张闻天写成通过以后，没有立即发布。到1935年12月间才在党中央委员范围内公布，在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
俄界会议还决定，将北上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五人团”指挥军事。
根据俄界会议精神，中共中央于9月14日再次致电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严正指出张国焘的错误和责任。但是，张国焘继续顽固坚持其错误主张，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在反党分裂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第三回合：战胜张国焘另立第二“中央”
俄界会议后，张国焘毫不理睬中央的批评，反而在阿坝的一个喇嘛寺――格尔登寺的大殿里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场上打出“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横幅。张国焘首先讲话，攻击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是“逃跑主义”，把自己的“南下”主张美化为“进攻路线”。张国焘还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以“纪律制裁”。
在这个会上，张国焘对朱德发动突然袭击，逼迫朱德表示“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斥责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并耐心地对他进行说服教育。会场上有人起哄，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从容地回答：我来左路军工作，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是党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走。我的任务是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一道，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坚决北上。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这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是不会同意你们这样做的。总有一天，他们会走到党中央身边的。
张国焘拒不接受中央的命令，也根本不听朱德、刘伯承的批评、告诫，于9月15日和17日先后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叫嚷“到天全、芦山吃大米”，蒙骗、驱使红军向天全、芦山、大小金川一带退却。张国焘鼓吹“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敌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首先赤化全川”，还咒诅中央：“孤军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
张国焘的分裂错误进一步发展，1935年10月5日，竟在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白莎寨），公然宣布另立中国共产党的“中央”，自封“中央主席”，组织了这个“中央”的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并通过决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
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再次逼迫朱德表态。朱德严厉地驳斥张国焘反对党中央的言行，并表示自己不反中央，在这里是“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
11月12日，党中央给红四方面军发去电报，告诉他们“我一、三军团已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北会合”，现在“正与白区党及国际取得联系”。指示四方面军：“你们战况及工作情形，应随时电告党中央。”同日，张国焘的电报，俨然以“中央”自居，不称合法的中共中央为中央。电报中通报四方面军已占领天全、芦山，吹嘘已经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的基础，标榜“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并继续坚持错误攻击党中央，说这“证明了向南不利是胡说”。并“指示”党中央：“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巩固扩大苏区和红军，并将详情电告。”
12月5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竟狂妄地提出四条：“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发生关系。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北路军，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在这之前，9月底张国焘接收到同中共中央久已失去联系的红二、六军团电台的空中呼号，遂利用红军总部的密码和总政委的名义，同二、六军团建立了通讯联系。从此，二、六军团同党中央的直接联系被张国焘切断。
面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毛、洛等以最大的耐心，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采取恰当的方法，开展了积极有效的斗争。他们相信随左路军行动的朱总司令以及刘伯承等同志同中央是一致的，尽可能通过朱德等做教育争取张国焘的工作。同时估计到在当时仅以党中央出面做工作，对执迷不悟的张国焘未必能够奏效，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毛泽东、张闻天与林育英（即张浩）商量，由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来教育、争取张国焘。党中央同张国焘之间的组织关系，也用变通的办法处理。林育英支持中共中央的态度和办法，接受毛、洛给他的任务，不断单独或与洛、毛等联名致电张国焘，批评其分裂党的错误，要张改弦易辙，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北上与中央会合。
1935年12月16日9时，林育英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12月22日，林育英又电张国焘，劝告他注意党内团结，并就组织统一问题提出意见：“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党统一的一种方法”。要张国焘“熟思见复”。1936年1月6日，张国焘复电林育英，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继续自称“中共中央”，继续攻击党中央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北上是“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是“向北逃跑”，是“一贯机会主义路线”。
针对张国焘不听国际代表劝告，坚持反党分裂错误，张闻天于1936年1月13日致电张国焘，给予严肃批评，劝诫他“自动取消”另立的“中央”。
1月16日，中共中央秘书处又将《瓦窑堡会议决议》摘要电告张国焘。
然而张国焘一意孤行，坚持反党分裂错误，于1月20日致电国际代表林育英，竟宣称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合法的党中央是“假冒党中央”，要求“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张闻天乃于1月22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不过，在党的组织关系上，仍采取变通办法。1936年1月23日，身处红四方面军中、同张国焘分裂行径坚持斗争的朱德致电张闻天，认为“现值革命新的高涨，党内急需统一”，为避免“对外不一致，会使革命有损失”，他“提议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权，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张闻天于1月24日复电朱德，表示“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关于组织问题，在张国焘“放弃第二党组织”的前提下，同意采纳朱德的提议。同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朱德。电文说：“兄处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以提交国际解决。”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国焘于1月27日复电林育英、张闻天，表示同意“应急谋党内统一”。但还是不承认合法的党中央而坚持他的第二“中央”。同一天，张国焘对《瓦窑堡会议决议》表示原则赞同但提出补充、修改的电报，也用“张闻天并转中委同志”的台头，以表示他不承认党中央的立场。
1935年9月中旬，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后，率左路军向川康边进军。经过六十多天连续行军作战后，于11月中旬在百丈与川军决战。经过七天七夜恶战，英勇的红军虽毙伤敌军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百丈战斗的失利，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标志。
百丈战斗之后，红四方面军停留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地区，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部队联合起来对红军包围。张国焘进退维谷，无所适从。至1936年2月下旬，南下时的8万红军，只剩下了4万人。这时不但粮食即将吃尽，军事形势也更加严重。张国焘只得变计“西进”，鼓吹先在康（西康）、川（四川）、青（海）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虽然 “南下”方针已然破产，但张国焘还是死不认账。在部队到达道孚后，于3月15日召开了一个干部会议，张国焘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还是弹他的“南下”方针“完全正确”、反对毛、洛、周、博“完全正确”的老调。表示“我们要在四川、陕北、甘肃、青海、新疆、西康的几省中建立广大革命与抗日的根据地”。
5月初，张国焘在甘孜建立了“波巴依得瓦政府”（藏族人民政府）。但甘孜一带是藏民居住区，人烟稀少，粮食缺乏，几万红军被困西康一隅，难以生存发展。严峻的现实证明了党中央“南下是绝路”的预言和张国焘分裂活动和逃跑方针的破产。张国焘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主力红军如果比较长久停留在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走到这条绝路尽头的张国焘，这时不得不回头，提出：“我们目前的革命战略是在夺取西北地区，创立西北广大地区的抗日根据地。”虽然张国焘的夺取西北仍然是以“我”为中心的自行发展，并不想要同中央会合，但处在绝境中的张国焘终于期待“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了。
1936年5月上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在总结东征、部署西征以后，又讨论了继续团结、争取张国焘的问题。这时，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已率领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快要同四方面军会合了。
1936年5月20日，林育英（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诸同志并转各负责同志，通报瓦窑堡会议以来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巨大胜利，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说明目前党和红军的任务。
5月25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林彪、徐海东又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要求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
一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方针，胜利的方针；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方针，失败的方针。一年来的实践也已经证明，瓦窑堡会议确定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党中央领导实现战略转变、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陕甘根据地扩大和巩固了；红军发展和壮大了；同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开始形成；党中央得到全国各党各派各社会团体各界人士的支持，被国民党、蒋介石视为谈判的对手，并开始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秘密谈判；共产国际肯定和支持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所有这一切，使得处于绝境的张国焘再也无力同党中央分庭抗礼了。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他的“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上作报告，被迫宣布取消他别立的“中共中央”，而成立“西北局”（本应成立“西南局”，因电文错译而为“西北局”）。但同时他又宣布，在陕北的党中央也取消中央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时行使。
第四回合：制止张国焘再度动摇，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为实现三个方面军会合，早在1936年5月大相寺会议决定西征的时候，中央就赋予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西方野战军配合二、四方面军北上的使命。彭德怀不负重托，西征取得巨大的胜利，及时地作好了迎接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会师的准备。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张国焘一刻也没有放松他的分裂活动。他还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胁迫二、六军团领导同志同意他的错误路线。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遭到坚决的反对和抵制。
7月2日，在甘孜草原上，召开庆祝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会师大会。朱总司令发表讲话，强调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搞好团结。
庆祝大会后，在甘孜召开了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任弼时讲话批评了张国焘自立中央的错误，阐明了北上方针的正确性。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会议通过了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北上与中央会合的方针。
7月初，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分为三个纵队分别从驻地甘孜东谷、炉霍、绥靖出发，踏上共同北上的征程。7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织二方面军”，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中央组建红二方面军的决策，彻底粉碎了张国焘分化、吞并红二、六军团的图谋。
8月初，彭德怀率领的西方野战军结束西征，转入整训，等候二、四方面军北上。8月8日，红二方面军北出草地到达包座地区。稍事休整，12日即从包座出发。9月1日，到达哈达铺地区。8月9日至9月7日，红军先后攻克漳县、洮州、渭源、通渭四座县城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这样，到8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与红二、四方面军，形成了南北呼应的有利局面。
蒋介石发现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即于９月上旬命令他的第一军军长胡宗南率该军四个师从长沙开拔，兼程北上，会同王均（第三军军长）、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军长）两个军，抢占西兰大道之静宁、会宁、定西段，以隔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通道。针对蒋介石的企图，党中央决定进行宁夏战役。
在此重要时刻，张国焘对北上方针再次动摇。他仍然坚持其分裂主义错误，提出西进主张，不愿意北上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9月13日，张国焘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称：“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并督令红四方面军加紧进行西进青海和甘肃西北部的准备，以实现其脱离党中央领导、在西北边远地区自成一个局面的主张。
张国焘在9月16日至18日在岷州附近之三十里铺召开的西北局会议上，不同意党中央作出的战略部署，提出红四方面军渡黄河西进青海和甘肃西部的主张。这是他一贯的避敌退却逃跑和反对中央自成局面思想的继续。朱德及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与张国焘进行了严肃斗争，力主北上同中央会合。
与会者多数支持朱德的主张，赞成北上。张国焘只得放弃西进的意见。按会议决定制定了实施中央宁夏战役部署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9月18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电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下达向静宁、会宁进军命令。可是，张国焘于9月20日到达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漳县以后，即向没有参加岷州会议的前方负责人片面宣传他的渡河西进的主张，反对岷州会议的决定和《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张国焘致电中央，认为“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又于21日晚命令红四方面军转头西进。朱德接电后即电告林育英、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刘伯承: “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 “现在将西北局同志集漳县续行讨论,结果再告”，并表示：“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一面又发电给曾传六，邀他并请他转邀何畏、何长工到漳县与会。还给张国焘复了一电。22日一大早，朱德即骑马直奔漳县，一天赶了120里。
9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在漳县三岔召开。朱德在会上几次发言，坚持北上和红一方面军会合的方针和岷州会议的决定。但张国焘把持了会议，否决了北上的正确意见，决定红四方面军西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占领甘北。红军即于24日撤出通渭。
9月26日，朱德与张国焘等致电林育英、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并告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红四方面军已决定西渡黄河，并已按西渡计划行动。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则请中央明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显而易见，这是朱德为挽回当时危局所作的最后努力。党中央领导人洛、毛、周、博和国际代表林育英等当即果断决策，予以制止。9月27日连发三电，既耐心说服又明令禁止。其时，徐向前到临洮后经调查得知，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即向朱德、张国焘提出停止西进继续北上意见。党中央又来电明令禁止西渡黄河，张国焘这才只得放弃他的计划。
9月2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重新下达北进命令。红四方面军随即由临潭、岷县、武山、漳县等地分六路纵队出发，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进发。可是时间已经延误了十天左右，让远道赶来的胡宗南部等得以逼近这一地区，使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地区局势变得十分严峻。
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彭德怀率西方野战军主力迅速进至西兰大道以北之海原、固原地区。红十五军团以骑兵团组成特别支队，在绕过海原县城后，连续奔袭二十多小时，行程三百多华里，占领了战略重镇会宁 。至此，掌握了三军会师的枢纽。
10月7日，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及骑兵团在会宁县城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四军一部会合。8日，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与抵达会宁青江驿、界石铺的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总部、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四军、三十一军到达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合，受到当地一方面军指战员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朱德同红一师师长陈赓见面谈话时禁不住热泪盈眶。他还同在九十里外界石铺的红二师政委萧华通了电话，谈了足足半个钟头。
1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发出通电，热烈祝贺三大主力会师。当天晚上，一、四方面军在会宁文庙举行庆祝两大主力红军会师联欢大会。会上宣读了党中央的贺电。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十一师师长陈赓，分别代表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致祝词。会上，红一方面军指战员向红四方面军战友赠送了大批预先准备好的慰问品。
为进一步达到统一团结，张闻天于10月16日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请国际代表林育英前往四方面军做政治工作。张浩肩负促进统一团结的使命，即从保安启程，于10月19日到达同心城，会见二方面军领导人。11月上旬抵达关桥堡，会见朱德、张国焘，传达国际和中央的精神，谈了不少情况，并就军事部署进行了研究。张浩对张国焘诚恳地进行说服教育，还在四方面军指战员中做细致的政治工作，介绍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宣传加强团结的意义，讲解中央的决策。对消除隔阂、增进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红二方面军右纵队第六军终于于10月18日到达会宁老君铺，同红一方面军二师五团会合。10月21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总政委任弼时等率二军团一部到达静宁县平峰镇，与红一军团代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会面。22日，贺龙、任弼时等率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左纵队到达隆德县将台堡。10月23日，继二方面军总部和二军团在平峰镇、将台堡与一方面军会师后，红六军团在兴隆镇同一方面军会师。
至此，张国焘的逃跑、分裂错误彻底失败，红一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这红军的三大主力终于在甘肃南部会宁、静宁地区实现了大会师。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张闻天、毛泽东就对长征的意义作了论述。在张闻天起草、经1935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张闻天第一次全面论述了长征的意义。他写道：
困难的关头已经过去了。中央红军以十二个月的工夫，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战胜了蒋介石的长追，宣告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围追堵截的破产，突破了历史上军事远征的记录。并且以宣传队的作用，向着他所纵横驰骋的十一个省区二万万以上的民众，指出了解除痛苦救己救国的道路。以播种机的作用，散布了许多革命的种子。中央红军与二十六、七军会合之后，对于向着陕甘苏区进行的敌人第三次“围剿”之彻底的粉碎，更加表示了苏维埃运动新时期的到来。
《瓦窑堡会议决议》通过后两天，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传达瓦窑堡会议精神，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发挥了张闻天在《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对长征意义的总结，用热烈的诗化的语言，进一步论述了长征的意义——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毛泽东和张闻天，他们一起踏上长征路，一起在长征途中团结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同志，战胜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取得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又一起领导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征途上的千难万险，战胜张国焘的右倾逃跑和分裂，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大会师，同时他们又一起精辟地总结了长征的伟大意义。关于长征伟大意义的经典性论述，是“毛洛合作”贯穿于长征始终的生动体现。
对于长征精神，党中央曾多次进行概括。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大会上，总书记作了以下阐述，他说：
长征精神，就是批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作者简介
程中原，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著有《张闻天传》《张闻天论》《毛洛合作与长征胜利》《历史转折论——从遵义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等，发表论文多篇。
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专家谈”系列文章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