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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的“黑历史”:勇于抗元的大宋忠臣(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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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诚有报国之心,却苦无机会执掌朝纲。乱世之中,诸大臣见南宋已经江河日下,或逃或遁,终于天降大任于斯人。

据《宋史》所载,“癸巳,以张世杰为浙西制置副使兼知平江府。甲午,权礼部尚书王应麟遁,黄万石提兵走建昌军。乙未,左丞相梦炎遁。丙申,遣使召梦炎还朝。赐余杭、武康、长兴县民钱,并免今年田租。郑畴降一官,罢通判。抚州施至道以城降。丙午,追封吕文德和义郡王。丁未,出安边封桩库金付浙东诸郡为兵备。大元兵入平江府。起吴君擢为太府少卿,提点临平民兵。遣使召梦炎、应麟,皆不至。庚申,以柳岳为工部侍郎,洪雷震为右正言,使燕祈请。大元兵破大洪山,知随州朱端履降。权吏部尚书丁应奎、左侍郎徐宗仁遁。癸亥,遣使召梦炎,不至。德祐二年春正月丁卯朔,大元兵自元年十月围潭州,湖南安抚兼知州李芾拒守。”

文天祥的“黑历史”:勇于抗元的大宋忠臣(之二)

这一段大意已经明白如话,不需要过多译解。之所以抄录在此,无非想借此佐证当时之乱局:左丞相梦炎遁,数召不起;权礼部尚书王应麟遁;知随州朱端履降;权吏部尚书丁应奎、左侍郎徐宗仁遁。

“三月,大小战数十合,力尽将破,芾阖门死,郡人知衡州尹谷亦举家自焚,帅司参议杨霆及幕属陈亿孙、颜应焱等皆从芾死。守将吴继明、刘孝忠以城降。宝庆降,通判曾如骥死之。陆秀夫等至大元军中,求称侄纳币,不从;称侄孙,不从。”

这一段,把南宋灭亡之前,与元朝的交涉介绍得很详细,先是称侄纳币,蒙古人不许;再降一个等级,称孙纳币,蒙古人还是不许。

对这段历史不了解的看客大约以为是蒙古人咄咄逼人,其实不然。早在蒙古人取了襄樊二城之后,南宋朝廷就想与其谈和,但却不肯拿出让蒙古人愿意撤兵的条件。当时的元军统帅伯颜就说:你们现在才来谈和,早干嘛去了?如果在蒙古大军没有渡过长江之前谈和,还好商量,既然我们已经渡了江,拿下了襄樊二城,再来谈和还有什么必要呢?

蒙古人的想法比较务实,他们知道这是一场战争,既然付出了代价,就要收回成本;而南宋君臣大多在名节问题上更看重,至于国家存亡,民族存亡,反而考虑得不太充分。总以为凭一片赤诚心,就可以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但战争就是战争,要凭实力说话。任何文学式思维,以及感性的蛮夷与华夏之辩,甚或伦理方面的君子小人之防,都不能改变战争的胜负。

一方面是南宋大势已去,另一方面是抵抗仍在持续,南宋君民对降与战的分化,走向两极。

文天祥的“黑历史”:勇于抗元的大宋忠臣(之二)

“己巳,嘉兴守刘汉杰以城降。庚午,同签书枢密院事黄镛、参知政事陈文龙遁。以谢堂为两浙镇抚大使,文天祥知临安府”。

嘉兴已经离临安很近,太守刘汉杰降;枢密院事黄镛、参知政事陈文龙遁;这回,几乎朝堂一空的南宋,终于给了文天祥走上历史舞台的机会,成了首都临安府的知府。

“癸酉,左司谏陈孟虎、监察御史孔应得遁。己卯,加全永坚太尉。参知政事常懋遁。甲申,大元兵至皋亭山,遣监察御史杨应奎上传国玺降,是夜,丞相陈宜中遁,张世杰、苏刘义、刘师勇各以所部兵去。”

文天祥刚刚上任,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左司谏陈孟虎、监察御史孔应得遁;参知政事(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常懋遁,投降前夜,丞相陈宜中遁。

南宋王朝走向最后的崩溃。

“乙酉,以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丙戌,命天祥同吴坚使大元军。”

也就是说,南宋朝廷向元朝递交降表之后,才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其使命已经不是佐君治天下,而是与同蒙古人交涉投降事宜。

再进一步解释,其他可堪任用的大臣先后遁去,惟状元郎文天祥尚耿耿在朝,在同元朝统帅谈条件的最后时刻,或可一用。

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中,自己如实记载了此一段经历: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会使辙交驰,北邀当国者相见,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初,奉使往来,无留北者,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于是辞相印不拜,翌日,以资政殿学士行。”

大体的意思是,二月十九那天,皇帝任命我当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实际上是天下兵马大元帅,当时,元朝的军队已经到了临安城的北门,无论是与之战,还是闭门守城,或者迁都,都已经来不及了。当时,临安城的头面人物都聚集在左丞相的家里,大家一筹莫展,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时候,需要有人出面同元朝的军队交谈,大家都说这事必须得去,不然临安城的老百姓可能会有大祸临头。为了国家,我不能再爱惜所谓的名誉,再说去见了元朝的人,我也可以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影响他们。从前,两边当使者的,都没出过什么事情,所以我也就没太在意,想着就到蒙古大营中去看一看,没准回来还能想出什么救国之策呢,所以,就没有接受右丞相这个任命。第二天,我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去了蒙古军营。

文天祥的“黑历史”:勇于抗元的大宋忠臣(之二)

很难猜知性格乖戾的文天祥,为什么会去做了与元军媾和的使臣。

当然,没有人有资格指责文天祥,但此举实在看不出他性格上的前后关联度,更看不出他的价值观为何多次分裂,有时,面目难辨,叛若多人。

宋史·文天祥传》是这么说的:

“明年正月,除知临安府。未几,宋降,宜中、世杰皆去。仍除天祥枢密使。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使如军中请和,与大元丞相伯颜抗论皋亭山。丞相怒拘之,偕左丞相吴坚、右丞相贾余庆、知枢密院事谢堂、签书枢密院事家铉翁、同签书枢密院事刘岊,北至镇江。天祥与其客杜浒十二人,夜亡入真州。”

根据这个记述,笔者如上所分析的,基本是中肯的,即宋降,陈宜中、张世杰等都逃离了,才任命他当右丞相兼枢密使,使命就是到蒙古军营中请和。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任命其为右丞相,是让他来“擦屁股”的。试想,降表已经递上去了,大军已经围城了,战、守、迁都不可能,这时候再任命一个右丞相,连看守政府都不是,完全是个签字投降的差事儿。

结果,差事儿给了他,帽子却没给他。从如上的资料可知,最后任右丞相的,是贾余庆。去蒙古军营之前,他的职务只是资政殿学士。

陈宜中那些老官僚,对中国人的人性有充分的认知,明知和谈会落个千载骂名,所以,临阵早早“遁了”。

聪明的文天祥,其实也不是这不知道这个道理。但他为何作如是选择?

前面已经说过,他因为参奏不报之事,就可以“即自免归”,如此有性格的状元郎文天祥,竟然会忍气吞声地入使元营,当起了谈投降条件的使臣,实在是出人意料。

如果真要给一个合理解释,那还是用起兵勤王时他说过的话来说服我们吧:“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

要么死,要么降,要么做遗民,王朝覆灭,王公大臣们的选择,无非这么几个,文天祥早早就选择了一条路给自己。

所以,到了元军大营之后,文天祥根本不和蒙古人谈投降的条件,而是口若悬河地责怪蒙古人,给蒙古人上起了政治伦理课。

文天祥的“黑历史”:勇于抗元的大宋忠臣(之二)

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中,把自己在元军大营中的行为作了详细描述:

初至北营,抗辞慷慨,上下颇惊动,北亦未敢遽轻吾国。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脱,则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北虽貌敬,实则愤怒。二贵酋名曰馆伴,夜则以兵围所寓舍,而予不得归矣。未几,贾余庆等以祈请使诣北;北驱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行。昔人云:“将以有为也。”

大意是,我刚到元人大营的时候,严辞斥责了蒙古人,蒙古人因为我的关系,对大宋国刮目相看,不敢再对大宋轻视了。可恨的是吕师孟、贾余庆这些坏人,在蒙古人面前说我的坏话,让蒙古人把我扣留了。正因为如此,大宋朝的国家大事才没有人管了。我自己琢磨跑不了了,就当面痛斥蒙古军统帅伯颜,问他为什么不放我回去,还怒骂吕师孟叔侄叛国。反正我的想法是让蒙古人杀了我,根本不管后果是什么。蒙古人表面上对我还不错,但心里很愤怒,白天派两个蒙古大臣陪伴着我,晚上就派兵围住我住的地方,我想跑也没有机会。本来呢,我当时就应该自杀殉国,可是转念一想,先隐忍一下吧。古人说得好:将来没准可以有所作为呢。

说实话,文天祥的这番话说得很可疑。“北亦未敢遽轻吾国”,正如他的一句名言“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元军将帅因为其能言善辩,就不再轻视已经投降的南宋,同样“不知从何说起”!

最后为自己何为不死的表白“将以有为也。”同样可信度极低。

在另一首名为《使北》的诗中,文天祥大体交代了为何去蒙古营中的缘由:

初修降表我无名,不是随班拜舞人。

谁遣附庸祈请使,要教索虏识忠臣。

站在今天的历史高点上来分析文天祥的话,会发现他自己也充满矛盾:

本来降表已经递上了,他是去充当使臣,争取谈一些对南宋投降有利的条件回来,可是,他却罔顾使命,不但不争取有利南宋军民的条件,反而面责蒙古人,激怒蒙古人,为的是让蒙古人知道南宋大有忠臣在。

南宋朝兵溃将逃,大臣相继而遁,太皇太后同意了举国投降,这样的惨痛形势,他看在眼里,也明了于心,其实,他应该非常清楚,应该务实地同蒙古人谈条件,那样,投降后,无论朝中的大臣,还是南宋境内的百姓,都会多争取一份福祉,但他却仍然出于意义责骂蒙古人。

既然被蒙古人所执,逃又逃不了,想自杀又没有勇气,所以,在元营中隐忍地活了下来。所谓“将以有为也”是他后来终于有机会逃跑了,对为什么当初不自杀的一种自圆其说的托辞而已。

试想,谁会想过能够从警卫森严的蒙古军营中可以逃跑呢?况且是一介儒士。如果蒙古人充分地认识到文天祥的重要性,严加看守,从概率的角度看,其逃跑的可能几乎是零。

因此,答案只有一个:他事后写的这首《使北》诗,是为了给自己的元营之行正名!通过这首诗来争取为自己洗白---那就是,我之所以去了元营,目的其实是“要教索虏识忠臣”。

文天祥的“黑历史”:勇于抗元的大宋忠臣(之二)

羊主动去投虎口,只是为向老虎证明自己是只好羊?

这样的逻辑,真真匪夷所思。

用他自己的思维,已经很难解释他的行为:特别洁身自好,却去充当和谈使臣;已经被扣押,几无还宋机会,却没有殉国的行为和想法。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天祥或许有以死殉国的想法,但却一直没有充分的思想和行动准备。

在本章的第一节中,他自己所说的“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的说法,其实只是一种文学想象,或者说只是内心里的一种志向,并没有真正做好死的打算,后来是被一些人逼迫,才不得不选择了这样的酷烈人生。

或者说,文天祥之所以死,是有人让他必须死---不是蒙古人,而是一些南宋人,这就是其后要谈到的“生祭文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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