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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对紫色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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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对紫色的喜好

对于紫色的喜好,在此之前恐怕没有一个时代比两宋年间表现得更为突出了。

北宋年间紫色的“禁用—僭越—度情”

我们可以看到在北宋年间紫色的“禁用—僭越—度情”反复出现,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正月九日诏曰:“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咸有等。盖远年以来,颇成逾僭。”于是,“今后富商大贾,乘马漆素鞍者,勿禁。近年,品官绿袍及举子白襕下皆服紫色,亦请禁断。其私第便服,许紫皂衣白袍。旧制,庶人服白,今请流外官及贡举人庶人通许服皂。”

在此之前,唐代品官袍下加襕其颜色和品级是一致的。唐太宗年间,长孙无忌建议服袍者袍下加襕并根据官品各以色彩,庶人用白。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的表现可以看到,作为没有服紫资格的品官和举子,已如唐高宗年间公然于袍衫之内着“朱、紫、青、绿”等僭越者那般,于绿袍及白襕下服紫,其严重性在宋太宗看来,和唐高宗年间的态度一致,应该断然禁止。但宋太宗的禁令下达不过数年,端拱二年不得不又再下一诏强调禁紫,也就是说,好紫滥用之风又慢慢重现了,以至于宋太宗不得不再次重视这一现象。这一次,我们看到,滥服紫色的层面已经扩大化,比太平兴国年间更为变本加厉,对于紫色的热爱和僭用几乎无视禁令。到了端拱二年,好紫已经泛滥得逼着宋太宗不得不下诏禁止僭用紫色,“县镇场舞诸色公子并庶人、商贾、技术、不系官伶人, 只许服皂、白衣,铁角带,不得服紫”。连低下至伶人者也服紫色,这对于色彩结构的监护者来说,不禁恐怕也说不过去。然而,事情有时候就是这么无奈,宋太宗恐怕想不到,在他当政的这二十多年里,对于紫色的僭用,居然要他数次下诏。

至道元年的这一次下诏是最后一次,却是无可奈何之下的一次妥协,“度情”之事在现实的作用下,不得不为。“元年六月,复许庶人服紫。帝以时俗所好,冒法者众,故除其禁。” “时俗所好”表明,这几乎已经成了宋初的一种色彩流行,由于“冒法者众”,惩罚已经成了一句虚话,既然无法禁绝,开禁也许是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在当时的宋朝,有识之士对此已是多有讨论,叶梦得《石林燕语》录其事,虽只是略加讨论,但态度却较为明确,直指其非。

宋太宗开的这个口子在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如果说,在此之前对于紫色的禁用还考虑到“恶紫之夺朱”、“以间犯正”的话,那么到了宋仁宗晚年(嘉祐年间),紫色所“夺”的色相,可就不是以“朱”为代表的正色那么简单了。此时的紫色色相已变,所夺的竟是“玄”了:“传曰: 恶紫之夺朱。然则紫之色可见矣。嘉祐,染者既入其色,复渍以油。故色重而近黑,曰油紫。未几英宗入继大统,秘书丞甄履尝为《继圣图》著其说。后又为黑紫,神宗诏禁止,于是乃加鲜赤矣。世又目为顺圣紫云,盖色得正也。”

近于黑色之紫,和玄色之间极易混淆,黑紫和此前带着鲜明赤色倾向的紫色的区别有些大。黑色倾向的“紫”在统治者,如此后的宋神宗看来,已经不是真正的紫色了,真正的紫色即所谓的“正紫”,应该是带着鲜赤倾向的紫色。

嘉祐七年宋仁宗不得不再次下诏对紫色进行一番拨乱反正,“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禁天下衣黑紫。初,皇亲与内臣赐衣紫,皆再入为黝色。后士庶浸相效而言者,以谓奇袤之服。宜禁绝之。”对于原来所赐紫色,皇亲内臣们居然已经不再满足,竟试图自我改变,并由此引起民间的另一阵“黑紫”风潮。连御赐的紫色都敢擅自作出改变,可见皇帝的权威在此已经出现了某种质疑,而紫色想必在宋太宗至道元年开禁庶人服紫之后运用泛滥,已经在社会、世俗中失去了原来高高在上的符号身份。因此,这种自我改变只不过是皇亲内臣试图与泛滥的“正紫”拉开距离,并找回其所获赐紫色的尊严和等级。这已经不是宋仁宗所说的“奇袤之服”这么简单,简直就是黑紫夺玄了。

在《云麓漫钞》中,我们看到当时人对此事的看法。黑色倾向的油紫被附和为“犹子”之说,竟被指向了皇位继承这种敏感的大事。著作佐郎甄履《继圣图》所谄媚的正是此说,好在宋英宗对此较为清醒。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年宋仁宗的禁绝并没有奏效。英宗一朝只有短短四年,黑紫色依然大行其道,宋神宗继统九年之后,禁用之事才重新提起,“熙宁九年,禁朝服紫色近黑者”。此次禁用的力度想必极大,从此黑紫色之用消沉,紫色重新回归它一直以来的色相,即回归到色可夺朱的早期状态,回到它本来应该处在的位置上。当时将这一颜色称为顺圣紫,谓其“盖色得正也”。这里的“正”并非正色的“正”,而是合乎伦理的、作为间色的紫色最具根源性的色相表现。“黑紫夺玄” 甚至可以说是一次色彩的未遂政变,可供讨论的其实更多。

南宋年间紫衫与凉衫的出场及讨论

两宋年间另一次关于紫色的反复讨论、禁用、度情的状况出现在宋高宗绍兴年间,但此时讨论的对象却是作为戎服的紫衫。

宋高宗绍兴九年八月十七日,朝廷上展开了一次有关紫衫的讨论。在大臣们看来,靖康之后,兵马扰攘,时局不稳,为了方便行事,也有全民皆兵之意,世间多用紫衫戎服,所谓的等级上下、文武分别等事尚无暇顾及,其情可原。但此时偏安一隅也已十几年,是时候重新讨论、理清等级、伦理、结构的时候了,以重树道统,重塑汉官威仪。但其实紫衫虽为戎服,在宋徽宗年间被用于士大夫日常所服已是常例,并非宋室南渡、军旅倥偬之无奈之举,紫衫早已是士大夫阶层常用服饰了,其地位甚至只在深衣之下。绍兴九年的讨论,并不只是“戎服”和“文治”这么简单。这恐怕得从紫色戎服的前世今生谈起,其涉及的, 还真和汉官威仪有关。

沈约《宋书》中记有汉朝制度,“金紫”虽非武职人员专用,但关系却极深,比如为各级军方人物所授予的“金章紫绶”。“金章紫绶”是一种装饰,其身份认定的符号意义十分明确,无关实用。

三国年间与诸葛亮齐名却命运不济的庞统,梦想的正是这事关功名的“金章紫绶”。《世说新语》中庞统和司马徽的对话里,“金章紫绶”可谓是他的目标追求:“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颍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从车中谓曰:‘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执丝妇之事。’”凤雏虽负大志,可惜的是,落凤坡下,一切皆为尘土,庞士元只望见紫色的边,却无福消受了。

紫色戎服较早便被使用,隋用北周制度,明令武官皆可服用,作为戎服甚为确切,连隋炀帝冬狩也同样服用,取其军中用事简便。唐初承隋制,在某些做法上又更进一步,军中开始有赏朱紫的做法,从此开始了色彩历史上非常有趣也极为复杂的现象——“假绯紫”,以及此后的“借绯紫”。宋神宗年间,武官和内侍是同等的待遇,一为护卫者,一为亲近服侍者,如“元丰元年……武臣內侍皆服紫,不佩鱼”。

而宋高宗绍兴年间的这次讨论,和两宋历史的尴尬相关,那就是两宋总是要无奈地面对北方的强邻和侵扰者,从这一点看,在偏安之后社会初获稳定的情况下,事关社会结构稳定的讨论其实是有必要的。

而辽和金对于紫色,无比喜好。色调鲜明的紫色对于辽、金而言,几乎是一种象征,汉人称之为“北紫”。辽代用紫普遍,在其国服中应用极广,《辽史》中记其衣冠制度,从皇帝到臣僚,从“国制”到“汉制”,所用计有“紫带、紫窄袍、盘紫、展裹、紫皂幅巾、紫窄袍、紫衣、紫袍”等,紫色满目,其喜好可见一斑。而在《金史·舆服志》中,记其造六车成后,连管押人员及驾士、宫人等都是一身紫色。从皇帝公服、朝服皆有紫,太子有紫袍,文官五品以上服紫,而武官则不论等级,一众服紫。

北方少数民族的强势紫色,到了宋孝宗淳熙年间甚至成为南宋社会中的一种色彩流行。“淳熙中,北方染紫,极鲜明。中国亦效之,目为北紫。盖不先染青而以绯为脚,用紫草极少,其实复古之紫色,而诚可夺朱。”两宋一贯重文治而蔑武功,南宋虽然在政治、军事上处于守势,但在文化上却仍然具有相当的心理优越性。身为间色的紫色,作为色彩系统中正色的配角、护卫的角色,在此很容易成为一种替入的方式,比如两宋之为正,辽、金之为间;两宋之为上,辽、金之为下。在南宋的政治、文化维护者看来,紫色作为品色衣有它应有的等级尊卑,但它更多的时候却是作为戎服被使用着,紫色太盛,所引起的回忆对只据半壁江山的南宋人来说并不是太美好。虽然北紫鲜明可爱,但维护者考虑的并非是简单的、身体性上的视觉感受。正如《云麓漫钞》所言,北紫之色鲜明得“诚可夺朱”,南宋的统治者所虑,恐与此有关。

宋朝尚赤,赤为朱而北紫戎服强势夺之,这种考虑也许早就在各自的计算之中了,金朝的统治者在定下金行“尚白”之时,对此已多有讨论,虽然只是讨论金和火、白和赤之间的利害关系,表面上并未涉及紫色的讨论,但以紫夺朱的说法,对于一贯以来喜欢附和的统治者来说,难免会是运用色彩的影响因素。加之草原民族对紫色天生的喜好和崇尚武功,紫色在南方汉人眼中早就成为北方民族的色彩象征了,从辽到金,再到后来的灭亡南宋的元朝,莫不如此,还真是“北紫夺朱”了。这真是巧合,也是后话了。

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参知政事魏良臣言除诸军将校许服紫衫外,自余并依承平服冠带之制”。此时离绍兴九年关于紫衫的讨论已经过了十六年,可见,那一次讨论并没有实质的内容和改变。汉官威仪在于等级分明尊卑有序,这种具有扰乱文治秩序的戎服紫衫可以有这样的生命力,真不是制度建构和维护者们那么想当然的。但这次宋高宗下了决心,在第二年,即绍兴二十六年再次下诏严禁紫衫,“二十六年,再申严禁,毋得以戎服临民,自是紫衫遂废,士大夫皆服凉衫以为便服矣”。于是,紫衫重归秩序,士大夫在日常生活中不得再用,白色的凉衫取代了其作为便服的角色,出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中。

然而,白色此次充当主角的出场却是个悲剧的结果,对于白色而言,福祸转换实在太快。由于紫衫被废,一下子全国上下白茫茫。而白色虽然素雅,也甚合读书人的品位,但终究在中国色彩的历史中一直和死亡有关系。于是,很快就有人看不下去了,在他们看来,白色的“凉衫甚非美观,而以交际、居官、临民,纯素可憎,有似凶服”,大行其道实在是不适合。礼部侍郎王曮上奏,要求依然保留紫衫的使用。

白色无奈地被推上了舞台,却又很快地退出,紫衫又顽强地回到了它的舞台,正如在此前宋太宗年间,由于时俗所好,冒法者众,而不得不对僭用紫色开禁一样,这一次的理由其实也差不多一样,“人情终趋简便”是一种现实,和宋太宗的度情而处一样,宋高宗也采取了相近的态度,同意了王曮的建议,于是禁用凉衫。

从所谓由于色彩浅素而“极焉可憎”中,我们可以看到,站在道统维护者的角度而言,作为正色的白色在使用上有着天生的劣势,即它和死亡的关系太过密切,其可憎的并不是白色在身体性的色彩反应上产生问题,而是与死亡相关的“不祥”。当白色已经在中国日常生活中被当成了结束、收藏、洁净、死亡的代名词时,虽然它作为正色在色彩系统结构上对紫色有着天生的优势,然而当中国人将社会生活的重点及希望落实在“活着”的现实之时,作为死亡的符号表征之一的白色,就成了道统维护者必须特别关注的。

作为便服的一片白色所产生的文化、色彩、心理效果总是让人产生某种不舒服、消极、不祥的感觉,而作为奋斗者的符号化色彩的紫色, 却是一种活力的象征。在色彩结构和象征意义明确的中国古代社会,选择哪种色彩作为便服的使用色,所应考虑的其实极为明确,对于“白” 或“紫”的选择,就是选择“生”或“死”的问题了。对于一个王朝自身的选择来说,回避不祥也是常情。

至此,紫衫作为戎服的身份被改变了,完全融入南宋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层面。南宋初年,社会从兵车杀戮的不安全状态到初步的稳定, 此次关于紫衫的讨论和禁用、开禁,以宋高宗的度情而处打住,其情况及时间段,其实和北宋初年宋太宗所经历和考量的是有一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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