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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古代的红豆文化:从“红豆生南国”的真正作者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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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正是采收海红豆的季节。南方十月,海红豆已经成熟。风吹树梢,落下一地红豆。

以红豆寄托相思的风气,向来被认为是王维刮起来的。据说出自王维的《相思》写道:“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此后文人们以红豆咏相思成为习惯。

如果是北方的盆友,除非到南方旅行,恐怕很少有机会见到红豆树,也就不会发现这个在南方很普遍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地方售卖的红豆手链,红豆半截红、半截黑?又有一些红豆装饰品,它的红豆是全红的?

这是关于红豆的两大问题:

第一,《相思》这首诗,是不是王维写的;

第二,红豆究竟是全红,还是半红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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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红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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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母珠

(一)“红豆生南国”:孤证可以立吗?

在研究中有一个原则:“孤证不立”。 如果只有一条证据支持某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不可接受的。由于古代史料的匮乏,我们常常会使用一些只有孤证的结论,也是允许的。但如果这个孤证来源不明,长期不被承认,那就不好讲了——比如《相思》。

《相思》这首脍炙人口的小诗最早出现在唐代笔记小说集《云溪友议》里,没有题目。《云溪友议》的作者是范摅,僖宗时吴(今江苏吴县)人,客居越地。他生活的年代距王维大约百年,而王维一生很少离开中原一带,可以肯定范摅和王维、王维的亲友都没有任何交集。但他偏偏在书中记载了一条:

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彩撷,此物最相思。”又:“清风朗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此词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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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剧《长生殿弹词》中的李龟年

这种笔记其实就是文人们平时交谈的内容,它并不是专业典籍,只是坊间记趣。如果出自学术根底扎实、见识广博的文人,他当然会为自己的作品负责,在收录时会特意进行整理、甄别,使留下的文字材料准确精当。但范摅不在此列,这本《云溪友议》准确度颇低,对唐代诗人的记叙有很多谬误,因此受到的非议很大,被视为“皆委巷流传,失於考证”。除非万不得已,《云溪友议》的内容是不适合拿来作为论据的。但它毕竟是唐人说唐事,又保留了一些特殊的材料,比如这首《相思》,因此后世偶尔也会采信《云溪友议》中的内容。比如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就参考了《云溪友议》,收录了这首“王右丞所制”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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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纪事》中,这首咏红豆的诗仍然没有题目。到了宋代洪迈《万首唐人绝句》里,这首诗突然被加上了名字相思子》。洪迈是南宋著名文学家,代表作品《容斋随笔》,但这部《万首唐人绝句》却有些“毛躁”(也可能是制版等环节出现了问题),《云溪友议》原诗中的“红豆”改成“红杏”,“几枝”成了“故枝”,“多采撷”变成“休采撷”。

虽然宋代时候的文人们已经开始“热炒”这首“红豆生南国”,但王维诗文集中却长期不收录这首来历不明的诗歌。直到明代中叶,这首诗都未能进入王维集里,没有获得正经身份。明代嘉靖三十五年(1565),顾氏奇字斋刊王右丞集,首次把这首被“嫁接”给王维的诗编入《外编》,诗的题目变成《相思》。明末凌濛初刊《王摩诘集》,大约觉得《相思》这个名字意味还不够,又题作《江上赠李龟年》,很显然出处正是《云溪友议》。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习惯性地把它当成王维的诗歌。

清代康乾时期,孙洙以蘅塘退士之名、仿照《诗经》的形式编出了《唐诗三百首》,成为中国流传最广的诗词选集。这本诗集中擅自把原诗的“秋来发几枝”改为“春来发几枝”,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见的《相思》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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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理,这首诗被归到王维名下是不合理的。与其说它是王维的作品,不如说是范摅或他友人创作出的诗歌。

(二)从相思树到相思子

我们不禁要问,红豆和相思是怎么联系起来的,能寄托相思的植物多了,为什么偏偏红豆最成功?

在以红豆树为相思树之前,传说故事中还曾经有过其他树种的相思树。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两个相思树传说,直接影响了后来相思红豆意象的形成。其一见于干宝《搜神记》中“韩凭妻”,记录宋康王强夺舍人韩凭的妻子何氏,夫妇斗也斗不过,只好自杀明志,两冢相望,宿夕之间,冢顶各生大梓木,宋国人称为“相思树”。

其二为南朝梁任昉《述异记》,这个故事更加重要。战国时期,魏国苦秦之难,“有以民从征戍秦,久不返,妻思而卒,既葬,冢上生木,枝叶皆向夫所在而倾,谓之相思木”。这个妻子因为思念离家在外从军的丈夫,郁郁而死,死后冢上长出了一棵树,枝叶都朝着丈夫所在的方向,被叫做相思木。这个故事后来引用的人不少,宋代李颀《古今诗话》和清代钮琇《觚剩》还进行了渲染,后者在“相思子”条目中说,“相传有怨妇望夫树下,血泪染枝,旋结为子,斯名所由昉也。”其实钮琇说的和任昉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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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红豆树

第一个故事中,相思树是梓树,第二个故事中,相思树的树种不明。同样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以红豆树为相思树的苗头。《文选》所选的左思(左太冲)作《吴都赋》说“楠榴之木,相思之树”,与左思同时代的刘渊林(逵)注说:“相思,大树也。材理坚,邪(斜)砍之则文(纹),可作器。其实如珊瑚,历年不变,东冶有之。”东冶即如今的福州市。人们已经注意到这种相思树的果实颜色鲜艳如珊瑚。南朝江淹《草木颂十五首(并序)》中的《相思》说:“竦枝碧涧,卧根石林,日月断色,雾雨恒阴。绿秀八照,丹实四临。公子不至,山客徒寻。”江淹注意到了相思树的果实,称其为“丹实”

这两则材料意味着一种新的趋势:

在《搜神记》和《述异记》里,表达相思的是树木本身,而在刘渊林和江淹眼中,值得欣赏的是果实,也就是色如珊瑚的“丹实”。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果实的欣赏,是唐代创作出“红豆生南国”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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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红豆

(三)红豆之别:鸡母珠或是海红豆

这首托名王维的“红豆生南国”既有雅致,又通俗好读,因此越来越被推崇,到了清代,管世铭在《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五绝凡例》中把它和王之涣“杨柳东风树”、李白“天下伤心处”并列,认为是最优秀的五绝诗,“皆真举胸臆,不假雕锼。祖账离筵,听之惘惘。二十字移情固至此哉!”

这首“红豆生南国”写得如此精妙,让我们不禁在头脑中想象,这“愿君多采撷”的红豆,究竟是怎么一个模样?

生长于南方的红豆,还真是不少。最常见的红豆在菜市场就可以买到,南方常常用来煮红豆沙糖水。这种红豆当然和相思没什么关系,古代常常把相思红豆作为首饰镶嵌,食用红豆色泽并不鲜明,没有什么美感。此外,赤小豆偶尔也被称为红豆,它也不是文人所咏叹的红豆。还有人说,王维所咏的红豆可能是忍冬。忍冬在全国南北皆有分布,金银忍冬所结的子,亮红如攒珠,其叶片大,形如梨叶,至今还有一些年轻人以忍冬果实为红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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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红豆并非相思红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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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冬

和相思红豆关系最密切的植物有三种:

豆科红豆属的何氏红豆;

豆科相思子属的相思子(鸡母珠);

豆科海红豆属的海红豆。

虽然它们都属于豆科,但彼此之间差异很大。从相思子(鸡母珠)这个命名来看,它是最占优势的。如果硬要为“红豆生南国”找到植物原型的话,那应该就是它。晚唐李匡义《资暇集》中有“相思子”的条目:“豆有圆而红,其首乌者,举世呼为相思子,即红豆之异名也。其木邪斫之则有文,可为弹博局及琵琶槽。”上述三种豆科植物里,“豆有圆而红,其首乌者”,只有一种,现在一般称为“鸡母珠”。在李匡义的年代,已经很流行称鸡母珠为相思子,它广泛用于首饰镶嵌,因此路德延的《小儿诗》就说“宝箧拏红豆,妆奁拾翠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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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思子,鸡母珠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中国古代药物学的地位举足轻重,李时珍在相思子条目下,引李颀《古今诗话》,又说:“相思子生岭南,树高丈余,白色,其叶似槐……其子大如小豆,半截红色,半截黑色,彼人以嵌首饰。”可见李时珍的观点和李匡义一样,都认为鸡母珠才是正宗的“此物最相思”。

海红豆其实比鸡母珠更鲜艳夺目,从外形上看,它更加有成为爱情象征之物的优势。但海红豆的分布区域比鸡母珠更狭窄,只见于两广、海南等地区,受到文人们的注意更少。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海红豆“树高二三丈,叶似梨叶而圆”,又引宋祁《益部方物图》:“红豆……其子累累而缀珠,若大红豆而扁,皮红肉白,蜀人用为果豆。”可见李时珍都没有搞清楚海红豆究竟是什么,海红豆有小毒,不能食用,他是把海红豆和食用红豆搞混了。

时代在进步,当代人也不必默守唐代对相思红豆的认识。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相思红豆装饰品,通体全红的海红豆和半红半黑的鸡母珠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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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红豆制作的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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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红豆制作的饰品

(四)玲珑骰子安红豆:千年的相思

不管“红豆生南国”是不是王维所作,唐代文人已经习惯于以红豆象征相思之情,这才有了我们非常熟悉的那首温庭筠《南歌子词》:

“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五代十国时期,花蕊夫人作《宫词》:“春风一面晓妆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内监遥觑见,故将红豆打黄莺。”这一时期,红豆甚至被用进了词牌名,李煜的《长相思》又作《双红豆》:“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也就是说,从唐到宋,中国古代文学中梅兰竹菊等植物意象大范围地建立进和发展,红豆也适逢其会,凝聚出鲜明的意象并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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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红豆玲珑可爱,鲜艳晶莹,形如心形,质地硬实,可以长久保存,适于持赠,鲜红色经年不褪,这些特性与民间传说中凄美哀艳、生死不渝的意味十分协调,因此它能且只能用来表男女之情,而且常常和女性联系在一起。

如今我们能读到的有关红豆的文学作品,美则美矣,却都有一股缠绵不尽的旖旎之意,举一些例子:

唐代欧阳炯《南乡子》“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

唐代温庭筠《酒泉子》“罗带惹香,犹系别时红豆。”

五代牛希济《生查子》“红豆不堪看,满眼相思泪。”

宋代晏几道《浣溪沙》“几摺湘裙烟缕细,一钩罗袜素蟾弯。绿窗红豆忆前欢。”

宋代李之仪《蓦山溪(少孙咏鲁直长沙旧词,因次韵)》“谁谓正欢时,把相思、番成红豆。千言万语,毕竟总成虚,章台柳。”

宋代黄庭坚《点绛唇》“半妆红豆,各自相思瘦。”

这些吟咏红豆的诗句,天然带有一段婉约的风情,构成了红豆特有的文学气质。这种韵味深长的红豆意象在中国古代文学长河中顺流而下,在元曲、明清小说中都找到了自己的空间,比如《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贾宝玉即有“滴不净相思血泪抛红豆”的句子。

谈谈古代的红豆文化:从“红豆生南国”的真正作者开始

红豆树在南方是一种常见树木,文学作品中题咏红豆亦不少见,逐渐在明清时期的文人中形成一批“拥趸”。吴绮以红豆为号,称红豆词人,董潮有《红豆集》,袁树有《红豆村人诗稿》,陶梁有《红豆树馆诗稿》。虽然这还不能称之为普遍的“红豆现象”,但起码说明红豆在民间、在文坛还比较受重视。

最后以一个小故事结尾

袁枚的《子不语》从江畲经的《历代小说笔记选(汉魏六朝)》中引了一个民间行相思咒的做法:

相思子(红豆)五个,妇人头发五钱,乳汁五钱,和剂作四十九丸,瓷器盛,祭于六甲坛下,脚踏魁罡二字,右手雷印,左手剑诀,取东方一口气,念‘相思咒’七遍,焚好人卡一张,燃香尽乃止。服之勿嚼,如在自己腹中寄放相似;遇,从丹田运药一粒在舌,以口相递,令妇人砸舌强吞。从此爱恋浓密,千思万想,时刻不忘。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相思咒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不但不卫生,操作难度也很大。就算施展了,也要考虑到无论相思子还是海红豆都有毒,把有毒的相思子喂进对方的肚子,能不能“爱恋浓密,千思万想”不好讲,中毒是肯定的。更何况,爱情如果能靠这么一副药决定,人间哪里还有这么多悲欢离合?这只是从“相思红豆”附会、幻想出的一种民间法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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