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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短章无法不备词调清丽结构浑成之千古散文名篇《陋室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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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短章无法不备词调清丽结构浑成之千古散文名篇《陋室铭》

《陋室铭》

(刘禹锡 公元824年—公元826年)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孔子云:何陋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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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

山不在于高,

只要有仙人居住就会出名;

水不在于深,

只要有蛟龙栖留住就显神灵。

这是一间简陋的居室,

因我的美德使它芳名远扬。

苔藓爬上台阶染出一片碧绿,

草色映入竹帘映得漫屋青色。

这里谈笑的都是博学多识的人,

来往的没有不学无术之徒。

平时可以弹奏清雅的古琴,

阅读泥金书写的佛经。

没有繁杂的音乐搅扰听觉,

没有文牍公务劳累身心。

似南阳诸葛亮的草庐,

如西蜀扬子云的草屋。

孔子说:“这有什么简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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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室铭》作者介绍

刘禹锡,生于公元772年(唐代宗大历七年),卒于公元842年(唐武宗会昌二年),字梦得,河南洛阳人,自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唐朝杰出的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 之称。

刘禹锡其祖先为汉景帝贾夫人之子刘胜,七代祖刘亮,事北朝为冀州刺史散骑常侍,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父亲刘绪,为避安史之乱,迁居苏州。刘禹锡其父、祖均为小官僚,父刘绪曾在江南为官,刘禹锡并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他很小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既聪明又勤奋,在做诗方面,曾得当时著名诗僧皎然、灵澈的熏陶指点。

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十九岁前后,刘禹锡游学洛阳、长安,在士林中获得很高声誉。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鸿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释褐为太子校书,不久丁忧居家。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杜佑以淮南节度使兼任徐泗濠节度,辟刘禹锡为掌书记。后随杜佑回扬州,居幕期间代杜佑撰表状甚多。

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不久迁监察御史。当时,韩愈、柳宗元均在御史台任职,三人结为好友,过从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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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唐德宗卒,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原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伾素有改革弊政之志,这时受到唐顺宗信任进入中枢。刘禹锡与王叔文相善,其才华志向尤受叔文器重,遂被任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参与对国家财政的管理。这段时间里,刘禹锡政治热情极为高涨,和柳宗元一道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二王刘柳”集团在短短的执政期间采取了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措施,但由于改革触犯了藩镇、宦官和大官僚们的利益,在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很快宣告失败。唐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王叔文赐死,王丕被贬后病亡,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随即加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司马事件”(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史称“八司马”)。

此后,刘禹锡在朗州近十年。期间,刘禹锡创作了大量寓言诗,表达了对当朝权贵的极大不满,又写了许多赋来表达自己不甘沉沦的雄心。由于接触当地民间歌谣,从中吸取了营养,他的诗歌创作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同时,他还写了多篇哲学论文,最重要的便是与柳宗元《天说》相呼应的《天论》三篇。

元和九年十二月(公元815年2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

次年三月(公元816年),刘禹锡创作了《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得罪执政,被贬谪到更远的播州去当刺史,幸有裴度、柳宗元诸人帮助,改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此后,刘禹锡在连州近五年。

次年三月(公元816年),刘禹锡创作了《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得罪执政,被外放为连州刺史。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刘禹锡因母丧才得以离开连州。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冬,刘禹锡被任为夔州(今重庆奉节县)刺史。长庆四年(824年)夏,调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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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刘禹锡奉调回洛阳,任职于东都尚书省。从初次被贬到此时,前后共历二十三年。

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刘禹锡任东都尚书。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写了《再游玄都观绝

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以后历官苏州、汝州、同州刺史。

从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开始,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

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

刘禹锡晚年到洛阳,与朋友白居易、裴度、韦应物等交游赋诗,唱和对吟,生活闲适,和白居易留有《刘白唱和集》、《刘白吴洛寄和卷》,与白居易,裴度留有《汝洛集》等对吟唱和佳作。此后,他历任集贤殿学士、礼部郎中、苏州刺史、汝州刺吏、同州刺史,最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刘禹锡病卒于洛阳,享年七十一岁。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葬在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

刘禹锡的山水诗,改变了大历、贞元诗人襟幅狭小、气象萧瑟的风格,而常常是写一种超出空间实距的、半虚半实的开阔景象。虽然刘禹锡说过“能离欲则方寸地虚”,但是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其实还是要在社会中实现人生理想;他的性格也比较倔强,受道家影响,诗中倒是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由于有了含蓄深沉的内涵、开阔疏朗的境界和高扬向上的情感,刘禹锡的诗歌便显得既清峻又明朗。 刘禹锡又多次贬官南方,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所以刘禹锡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学习它的格调进行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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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及其诗风颇具独特性,他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闷,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有着一个斗士的灵魂。

刘禹锡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据其《澈上人文集纪》自述,当时他“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这一早年经历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

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洁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这类诗句,写得昂扬高举,格调激越,具有一种振衰起废、催人向上的力量。至于其七言绝句,也是别具特色。

刘禹锡深信道教,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与润饰使诗歌的语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对多用生僻字眼,提出“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 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主体的观照与冥想。

刘禹锡的诗大多自然流畅、简练爽利,同时具有一种空旷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是他对历史、人生进行沉思之后的一种感悟。这种感悟以形象出现在诗里,不仅有开阔的视界,而且有一种超时距的跨度,显示出历史、现实、未来在这里的交融。

刘禹锡的咏史诗十分为人称道,这些诗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表现他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其中蕴涵了很深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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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诗歌与论说文外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在唐代辞赋史中,乃至整个辞赋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环节,其存赋十一篇,与唐代各家所存辞赋数目相较,也不算少了。刘禹锡本人也是对自己的文章水平颇有自信的,在其《子刘子自传》中他说:“天与所长,不使施兮。”这里的“所长”指的即是自己的长于文词,而在这“文词”之中当然也包括辞赋在内。在刘禹锡的十一篇辞赋作品当中以《秋声赋》最受后人推崇。

由于刘禹锡的辞赋多数创作于贬谪时期,因此逐臣之悲与怀才不遇便成了其辞赋创作的重要主题,骚怨情怀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时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也贯穿始终。

此外,除了反映贬谪愁思的作品,其辞赋还有应试科举所作的律赋——《平权衡赋》,怀古伤今的《山阳城赋》,悼亡的《伤往赋》,描写景物风俗的《楚望赋》。

作为唐代重要的文学家与哲学家,刘禹锡的诗歌成就较高,是唐诗研究的重要领域,而诗文又为当时的文学主流,故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必然要受到其诗歌创作影响的。

刘禹锡诗歌的主题便影响着他辞赋的主题,许多在其诗歌中描绘的场景画面、表达的情感内容,同样也出现在他的辞赋作品中,因此研究其诗文与辞赋的互动关系是其辞赋研究的有利环节。

刘禹锡的文章以论说文成就为最大。一是专题性的论文,论述范围包括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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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论文如《天论》三篇,论述了天的物质性,指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并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论文如《答饶州元使君书》、《论书》、《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都征引丰富,推理缜密,巧丽渊博,雄健晓畅。二是杂文。一般因事立题,有感而发,如《因论》七篇;也有的是“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如《华佗论》、《辩迹论》、《明贽论》等。这些作品,短小精悍,隐微深切。或借题发挥,针砭现实;或托古讽今,抨击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刘禹锡认为自己所长在“论”,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论文的重视。刘禹锡的散文,与他的诗歌一样,辞藻美丽,题旨隐微。柳宗元说他“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为深中肯綮的评价。

刘禹锡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主要著作是《天论》三篇。在宇宙论方面,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比柳宗元更进步。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刘禹锡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他认为,人之所以产生唯心主义思想,是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的。“法大行”的时候,社会上“是为公是,非为公非”,人们就不会产生祸福来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颠倒,人不能胜天,天命论就在人间得到了宣扬的条件;“法小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不清,人们就会对天命将信将疑。刘禹锡用社会实践解释天命论产生的根源,是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这也是刘禹锡对有神论社会根源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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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认为,在法大行的社会里,是为公是,非为公非,蹈道必赏,违善必罚,人们就会说,祸福决定于人的行为,与天没有关系。在法大弛的社会里,是非颠倒过来,赏恒在佞,罚恒在直,人们对不合理的现象找不到解释,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之于天。他又认为,当“理明”时,人们就不会讲“天命”;当“理昧”时,就不会不讲天命。

刘禹锡从法弛和理昧来解释有神论产生的根源,可谓见解独到,他指出神是人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在所写的《天论》三篇中,力求把柳宗元与韩愈的论战深入下去,进一步探索天人关系问题。

刘禹锡以自然科学为根据,补充了柳宗元的自然观。在对自然界的认识方面,刘禹锡认为整个自然界充满了有形的物质实体,天地之内不存在无形的东西。他批驳了魏晋玄学和佛教、道教关于“空”、“无”是宇宙本原的理论,认为“空”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形态,“空”不能超越物质形体而独立存在。这是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重大发展。

在关于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发展方面,刘禹锡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是一种自然过程,动植物和人类是天地阴阳之气交互作用产生的。他还认为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有一定规律,宇宙万物是在互相矛盾和互相依存中无穷地运动发展着的。他据此建立了天人关系学说,指出天地万物各有其不同的职能和作用。自然界的职能在于生长繁殖万物,万物在生杀、壮健、衰老的自然发展过程中,遵循强胜弱败的竞争规律;人的职能在于利用自然规律和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资料,进行各种生产活动,向自然界谋取人们生活的需用品。刘禹锡认为天不能干预人类社会的“治”或“乱”,人也不能改变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他还以科学知识为根据,宣传无神论,批判有神论。

刘禹锡在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曾自编其著述为“四十通”,又删取四分之一为“集略”。这是最早的刘禹锡集和选本,今都不传。载《刘禹锡集》40卷。宋初亡佚10卷,仅剩余30卷。而后宋敏求搜集遗佚,辑为《外集》100卷,但仍有遗漏。《刘禹锡集》三十卷,《外集》十卷,集中卷二十六,二十七收乐府两卷。

此外,刘禹锡还写了一本医书,名叫《传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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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室铭》作品介绍

《陋室铭》是唐代诗人刘禹锡所创作的一篇托物言志骈体铭文。

《陋室铭》作于和州任上(公元824年—公元826年)。刘禹锡因在任监察御史期间,曾经参加了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革新失败后,被贬至安徽和州县当一名小小的通判。按规定,通判应在县衙里住三间三厢的房子。可和州知县见刘禹锡被贬,故意刁难之。和州知县先安排他在城南面江而居,刘禹锡不但无怨言,反而很高兴,还随意写下两句话,贴在门上:“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和州知县知道后很生气,吩咐衙里差役把作者的住处从县城南门迁到县城北门,面积由原来的三间减少到一间半。新居位于德胜河边,附近垂柳依依,环境也还可心,刘禹锡仍不计较,并见景生情,又在门上写了两句话:“垂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

那位知县见其仍然悠闲自乐,满不在乎,又再次派人把刘禹锡调到县城中部,而且只给一间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半年时间,知县强迫刘禹锡搬了三次家,面积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是斗室。刘禹锡遂愤然提笔写下这篇《陋室铭》,并请人刻上石碑,立在门前。

《陋室铭》全文短短八十一字,作者借赞美陋室抒写自己志行高洁,安贫乐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意趣。文章层次明晰,先以山水起兴,点出“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主旨,接着从室外景、室内人、室中事方面着笔,渲染陋室不陋的高雅境界,并引古代俊彦之居,古代圣人之言强化文意,以反问作结,余韵悠长。

《陋室铭》是一篇托物言志的铭文。文章表现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表达了作者高洁傲岸的情操,流露出作者安贫乐道的隐逸情趣。它单纯、简练、清新像一首精粹的诗,充满了哲理和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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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翻出新意,运用诗歌中常见的比兴手法引出陋室,是脍炙人口的名言佳句,颇有哲理诗的精警和含蕴。作者自远而近,次第写来,以并列句式造成顺流直下的气势,随后托出“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便觉妙语如珠,胜意迭出。写陋室之陋是为了衬托室中主人之贤,而写室中主人之贤,正好说明陋室不陋,这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以下写室之内外之景、室中人、室中事,句句扣住“陋”字,而又不离“德”字。“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是写室内外之景,妙在精切地传出陋室的佳处,以诗的语言表现诗的意境。“痕”、“色”二字,变概念化的“苔”、“草”为可感、可视的具体形象。“上阶”、“入帘”,化静为动,写出“苔”、“草”的神态,又将外景引入室内,为陋室增添了勃勃生机,洋溢一片盎然春意。而一“绿”一“青”,色彩鲜明,更映衬出陋室的闲雅、清幽与别致。这两句为叙写陋室中的人和事创造了适宜的环境。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写室中人,侧重写与朋友的交往,借以显示作者身分的高贵和性情的高雅。“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四句写室中事,表现身居陋室的雅趣,足见作者行事不陋。“调素琴,阅金经”,见出陋室生活之清雅;“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显出陋室生活之安适。一个超然物外、体静心闲的高人雅士形象呼之欲出。作者写室中之人心闲体静,衬托他的勤于修德;而写他的勤于修德,则揭示陋室不陋、令名远播的原委。从句式上看,前二句散句单行,后二句骈俪偶对,骈散相间,颇具韵律美。从写法上看,一二句从正面说,三四句从反面写,正反结合,且“可以调素琴”与“无丝竹之乱耳”、“阅金经”与“无案牍之劳形”又形成呼应和对照,颇见文思之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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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室铭》最后引证古人、古迹、古语作结。把陋室比作诸葛孔明的南阳草庐、扬雄的成都宅第,意在自慰和自勉。上下古今,浑然一体,包含着无限的情兴和深长的韵味。

《陋室铭》不足百字,篇幅极短,格局甚大。陋室以矮山、浅水相衬,与诸葛庐、子云亭并提,居住其中,有古之贤人、今之鸿儒相伴,真是陋室不“陋”。全文想象广阔,蕴含深厚,有咫尺藏万里之势。

《陋室铭》文章巧妙地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首先,成功地运用了比兴手法;其次,有叙述、描写,有抒情、议论,有染有点;最后一句“何陋之有”,是用典,也是抒情、议论,是点,画龙点睛。点染结合,融叙述描写、抒情议论于一炉。

《陋室铭》在语言表达上,多用四字句、五字句,有对偶句,有排比句,只有最后一句是散文句式,句式整齐而又富于变化,文字精练而又清丽,音调和谐,音节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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