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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网观察员 张宪超
在家天下时代，顾名思义，是一家一姓的江山，所谓，“朕即国家”。在这样的社会里，权力控制在统治阶级，或者直接说是在皇帝一人手里。那不可避免的，权力这杆秤，总会受到来自君主个人的影响，它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左右摇摆。
所谓的不偏不倚，恐怕只能发生在电视剧中的雷人场景。而且，自权力诞生以来，身边总是会附着着一群人。按张鸣的说法就是权力的半径。事实证明，这群人受宠于权力，无论是在什么方面，他们总是“技高一筹”，让普通人自惭形秽，言必称“不如”，“哪能比”。
有清一代，凡是“黄带子”，大体来说，比较得宠。在任何场合，做任何事，一律奉行优先，他们天生就是一群“主子爷”。
在清代，汉人必须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入仕，旗人则不同，可以有多种途径，举荐、世袭、捐纳、荫子等等。比如乾隆朝的和珅，他的家族，世袭三等轻车都尉，有了这个名分，可以直接做官。不过也是，出身虽然讲究，但是不能选择的。
至于说，“黄带子”，他们生活的就更惬意了。“黄带子”在过去实际上就是宗室，只是在清代人们习惯于把宗室叫做“黄带子”，它是以血缘的远近关系来决定的。
一般近支亲贵和远支的宗室，不论有没有爵位，在腰间都是要系一条杏黄色的带子。再远一点的觉罗就没这种待遇了，他们只能系红带子。如果按现代的眼光，红黄本身没有什么区分，或许大多数人更倾向于红色，但是在“尚黄时代”，普通人是绝对不能沾黄色的。黄色的服饰，一概归皇家所特享。
就这样还不够严格，一般的亲贵，宗室，只能是杏黄色，而明黄色则是皇帝的标配。腰间只消系着一条黄带子，在当时的社会里，便是特权阶层。
在清初时，“黄带子”还很少，倒是和白乌鸦似的稀罕，经过康雍乾嘉几朝的繁衍，到了晚清，“黄带子”就遍地都是了。清代除了“铁帽子王”，其余的宗室是降爵的，而且规定，只能是长子承袭爵位。所以，好多的宗室，一代一代的降，最后都没了爵位，成了闲散宗室，但他们依然享有特权。
有了特权，就难免要施展。因为腰间系着黄带子，好多时候，便要为所欲为。一个近乎不受制约，享有种种特权的群体，是很容易出事的。历史证明，为所欲为的事，大抵都是坏事。官场上升漂沉浮，久而久之，大多数人，白的也变成黑的了，这是自古皆然的道理。
晚清的官场极度腐败，几乎是无官不贪，无衙不腐。晚清的庆亲王奕劻，明码标价，公开卖官鬻爵，凡是要见奕劻的人，庆王府的奴才，都要收门包。当时社会秩序也极为混乱，西方的冲击，传统的“四民”社会逐渐解体，各地会党势力日趋壮大。
晚清最后几年，起义、暗杀，好多都是会党的参与和组织。社会摇晃，这些出身高贵，长于深宅中的“宠儿们”，对帝国的痼疾似乎不是多么在意。或者说长期的娇惯，让他们忘乎所以，没有了“睁眼看世界”的能力。
不过，晚清的摇晃，对于尚处“盛世”的嘉庆年间来说，还不显端倪。这些亲贵宗室，更无所顾及。嘉庆年间，一个叫敏学的宗室，仗着“黄带子”之威，在北京街头强行霸道。威风当先，还有一个“横”字。后来被逮到衙门里去，还破口大骂，咆哮公堂。最后传到嘉庆皇帝耳朵里了，他命宗人府，处理敏学，开除宗室。
其实，敏学事件只是一个缩影，类似的事，层出不穷，尤其是到了晚清，当年入关的八旗劲旅，消磨了二百余年，已经腐化堕落到极致。当时北京街头，好多无所事事的宗室，提笼架鸟，招摇过市，过着他们的优游岁月。
这群不劳而获的老爷兵，虽然好多没了爵位，但依然不妨碍他们我行我素。即使胡作非为，也没有办法，因为法律是保护他们的。如果真犯了事，有些所谓不知趣的官，抓了他们，在公堂上，这些老爷也是免跪的，更不要说打骂，抑或是用刑。
凭着宗室、亲贵之威，解决任何问题。黄带子成了政治特权的一个象征，严格来说，应该是政治以下，所有特权的象征。这个特权的半径，使他们不受限制，有足够的政治空间，做起事来，也便可以挂羊头卖狗肉，逍遥（一般）法外，无拘无束。
历史，不仅带给我们知兴替，患得失的道理，还有意无意的植入一种基因，无论是好的坏的，都从言传身教中传了下来。从人本性来讲，那时候的人和现在的人，都一样，都知道趋利避害。
虽然说国民性和制度有很大关系，但是，人性几乎是相通的。20世纪30年代，胡适和鲁迅针对国民性的问题彼此论战，到底是变通政治制度以影响国民，还是通过文化改造国民性？两位学界大佬，一个追求完美，一个只图“不要太坏”，一度闹的沸沸扬扬。但是，这个问题似乎解决不了人为什么趋利避害。
就现在来说，虽然制度变更了，但好多以前的观念还没消除，不知不觉，就走了老祖宗走过的路。比如说，特权观念。总能见到，或是总能听到，某某的亲戚朋友走门子，找方便。走门子就是一种特权观念。
记得高中时，学校里规定，凡是能考学校前30名，可以给他们开小灶，与大部分同学分开吃饭。这又是什么？固然，美其名曰激励学生上进，实际上就是分三六九等，用成绩绑架人权，这很明显是在倾向强者，人为设置权限，达到所谓的激励。
不消说，这样的政策和提笼架鸟的“黄带子”，颐指气使，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在一个小县城的政务大厅里，能看到多少傲慢的神态。你如果去办事，打扰了他们的谈笑风生，态度好的管你要这要那（材料），刁难一番，事倒是还能办了，要是赶上狠的，那八成会让你铩羽而归。他会总说缺材料，各种材料，反正就是办不了。而你也没办法，最后只得搬出某某来。
其实哪里是材料不够，根本就是备注或是登记一下的事，可以说是举手之劳，但他一定会装成程序繁琐的样子。一提那位老兄“英名”，便立刻由繁到简，止不住对你的客气。坐班的那些人，他们是公务员吗？我看不是，充其量也就是各单位招聘来的办事员。但是他们非常懂得察人观色，有点关系的，那自然没问题，都能轻松办理，一般人，那就只能等着他们重重设租，处处刁难好了。就这样，还未必能办成（现在的情况似有所好转）。
古代的钦差大臣出行，讲究大小官民人等都回避，最前面开路的“回避”两字，大抵就包含了钦差老爷的特殊地位。即使遇上官大的也没有问题，他们都得让路，因为“钦差”代表的是皇帝，所谓的“代天巡狩”。
无论古今，那些一路绿灯的“黄带子们”，总是时代的宠儿，他们的唏嘘，以及一切的后果，都由大众来买单。慷大众之慨，以兹得利。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悬在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像是童话故事，总在悬着。
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说，这个时代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建立一个“不让制度羞辱任何一个人”的社会。这些羞辱包括贫困，剥削，无家可归，得不到教育云云。当然，也应该包括社会生活中的一视同仁。
“公平游戏的精神”，应该是每一公民所完全具备的德性，同时，那些“衙门背后的六房胥吏”，更应该具备。所谓，自由主义公民观的出发点是个人权利意识：我至少和你一样强，因此，我至少应当得到你所得到的。也即公平！